為什么說常建是盛唐之音的別調

盛唐詩壇--開天小名家常建（中）

山光悅鳥性，潭影空人心。

萬籟此俱寂，但余鐘磬音。

01

常建是典型的詩紅人不紅。

自開元至天寶四十年間，詩人輩出。丹陽人殷璠選錄了這一時期24位知名詩人的234首詩歌，編輯而成《河岳英靈集》。殷璠選詩標舉風骨、興象，提出了“夫文有神來、氣來、情來”，“既閑新聲、復曉古體，文質半取，風騷兩挾”等重要文學理論觀點，標準嚴苛，評論中肯，在現存唐人選唐詩中最受重視，影響也最為深遠。

讓許多人想不到的是，這一本選集中，居首位的居然是后世名不見經傳的常建，他共有入選詩歌14首，數量上也位列第三，僅次于16首的王昌齡和15首的王維。要知道常建共有存詩僅58首，而王昌齡詩藝，被稱“七絕圣手”，詩佛王維更是有“天下文宗”之譽。

到清代蘅塘退士孫洙編選《唐詩三百首》的時候，常建也有兩首詩：《宿王昌齡隱居》和《題破山寺后禪院》，從數萬首唐人詩歌中脫穎而出，得以入選。

02

大家耳熟能詳的《題破山寺后禪院》，是中學生的必背古詩詞之一。全詩筆調古樸，語言簡潔明凈，但興象深微，意境渾融，獨具藝術感染力，是唐代山水詩中獨具一格的名篇。

尤其是一句“山光悅鳥性，潭影空人心”，宛若神來之筆，深受歷代詩評家好評，被譽為“清境幻思，千古不磨”。

破山寺就是今天的興福寺，在今江蘇常熟市西北虞山上，乃是南朝齊邑人郴州刺史倪德光捐宅所建，到常建游覽之時已建寺數百年。

《題破山寺后禪院》

清晨入古寺，初日照高林。

曲徑通幽處，禪房花木深。

山光悅鳥性，潭影空人心。

萬籟此俱寂，但余鐘磬音。

詩人起了個大早，進入古寺之時，太陽剛剛升起。起句的“高林”一語雙關，既指寺院外茂密的山林，也有稱頌禪院之意（佛家稱僧徒聚集的處所為叢林）。古寺曲徑通幽，花木森森禪房若隱若現，他一路尋幽到達后禪院。只見后山在朗日映照下別有光彩，鳥兒們在期間自由自在地飛鳴歡唱；清清水潭空曠清澈，唯見天地和自己的身影在水中湛然空明。

所以他說“萬籟此俱寂，但余鐘磬音”。

魏耕原教授說他這是“從小處見出大景，從微處滲透心脾，至于聽覺與視覺、物象與主觀都溶化其中，所以興象深微，處處超然。從入寺至此，可稱得上神來、興來、情來，古寺的一片清凈，物物可見，處處可感。”

03

寫空幽，孟浩然和王維都很拿手。孟浩然孤舟夜泊，卻能以一句“野曠天低樹，江清月近人”唱出永恒的孤獨之美；王維獨坐深林，在“返景入深林，復照青苔上”的清寂之境中，做到物我兩忘。

他們的此類詩作往往都是短小精悍的五絕，篇幅有限容量卻巨大，將無窮的意蘊折疊于簡樸的文字當中，從而達到“無言而有畫意”的巧妙禪境。

常建卻另辟蹊徑，用五律完成這非同尋常的探幽之旅。

他筆下的文字就像是一幀又一幀空鏡頭，不動聲色間就帶著我們入境，而后共會旨趣。正如殷璠在《河岳英靈集》中所說：“建詩似初發通莊，卻尋野徑，百里之外，方歸大道。所以其旨遠，其興僻，佳句輒來，唯論意表。”

常建的這股”幽深“之趣，最被后世詩評家稱道。

04

我們再來看他的另一首名篇《宿王昌齡隱居》。

《宿王昌齡隱居》

清溪深不測，隱處唯孤云。

松際露微月，清光猶為君。

茅亭宿花影，藥院滋苔紋。

余亦謝時去，西山鸞鶴群。

王昌齡這一生曾數度短暫隱居，青年時代的嵩山學道，而立之年的藍田縣苦讀，以及辭去校書郎之后再度隱居備考。而常建在727年與王昌齡同科進士及第后，去向不明，只知道天寶年間曾經在江蘇盱眙做過幾年縣尉，之后便辭官歸隱于武昌樊山（即西山）。因而從詩歌尾句“余亦謝時去，西山鸞鶴群“來看，此詩大概率是寫于辭官歸隱之前。

詩歌起句便是一番清幽之貌，密林之間一道清溪深有莫測，視線的盡頭唯見白云悠悠。抬頭望，明月在枝頭若隱若現，為君灑下一片清光。一架茅亭掩映在影影綽綽的花樹之間，小院里遍植藥草，長勢茂密，落下苔痕斑斑。

與其說這是常建對王昌齡隱居地的記錄和向往，倒不如說是他對未來隱居生活的憧憬和描摹。

善畫葡萄的明代書畫家周珽在《唐詩選脈會通評林》中對此詩的評價就很有意思：征君詩神氣清朗，如此篇與《題破山寺》意趣俱到，可謂吃著丹頭。地水火風皆可助我變化者，是天然學問人。

因為常建辭官隱居，所以周珽尊稱他一聲“征君”，并贊他是天然學問人。說白了就是說他寫詩信手拈來卻又意蘊無窮。老先生話語神神叨叨，卻比“字字超凡”之類的評語精妙有趣得多。

05

無論是《題破山寺后禪院》還是《宿王昌齡隱居》，常建詩歌中的那股沉冥之氣始終無法讓人忽視。所以清代詞人賀裳將他定位為“盛唐之音的別調”。他在《載酒園詩話》中就曾說：“吾讀盛唐諸家，雖淺深濃淡，奇正疏密，各自不同，咸有昌明之象。獨常盱眙如去大梁、吳蜀而入黔蜀，觸目舉足，皆危崖深菁，其間幽泉怪石，良非中洲所有，然亦陰森之氣逼人“。

這一點也是常建有別于同時代詩人的最典型的風格，亦即詩評家們所謂的“野徑”。絲毫不懷疑常建是一個徹頭徹尾的悲觀主義者，他的詩作中多有盛唐詩人們所不常見的幽怨和悲涼。

在《古意三首》中，他替二妃哀唱“遠道隔江漢，孤舟無歲年”；牧馬經過古道，但見古墓森森，不禁悲嘆“富貴安可常，歸來保貞素”；夜宿白湖寺，他見到的是“松陰澄初夜，曙色分遠目”；唐人的贈別多半是意氣飛揚的寬慰與祝福，到了常建這里，卻是“海頭近初月，磧里多愁陰”的哀傷。

同在盛唐，一貶再貶的王昌齡生命里始終“青山明月不曾空”；“峨眉山月半輪秋，影入平羌江水流”，是李白式的清新闊朗；即便是沉郁頓挫的杜甫，也不乏“遲日江山麗，春風花草香”般的明艷；就連溫吞公子王維也曾唱出“郡邑浮前浦，波瀾動遠空”的豪壯大氣。

他們都是盛世大唐的忠實信徒，用自己的熱情和熱血，一筆又一筆地為他們的時代涂抹上最亮麗的色彩，是天真而浪漫的理想主義者。

唯有常建，在富貴盛世描摹出了別樣的色調。它冷清、靜幽而又深邃，既不奪目也不討喜，像極了一個固執的現實主義者的冷酷手筆。

有人說現實主義者注定要走向虛無，理想主義者注定得接收痛苦。這句話放在盛唐的詩人們身上，倒是再妥帖不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