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國際特工第一人:這朵紅色的玫瑰，為何凋零在西伯利亞?

1984年,中共中央罕見地為一名長眠在異國他鄉的國際特工平反昭雪。這時她已在西伯利亞失蹤了47年。

這名國際特工叫吳先清，在蘇聯化名羅莎·拉庫洛娃（即紅色的玫瑰意思），是中共國際特工第一人。

國家安全部這樣評價道：

“吳先清同志參加我黨工作后，為黨和共產國際從事情報工作，在艱苦的革命斗爭中，為革命事業作出了貢獻，是一名忠誠的共產黨員。”

這到底怎么回事，背后又有什么不為人知的傳奇故事呢？

• 富家女因愛投身革命

吳先清，1904年出生于浙江臨海市一個富商人家庭。父親吳義夫因開糕餅店而發家，購置了不少的田地和房屋，在當地富甲一方。

可以說，吳先清從小衣食無憂，是含著金湯匙長大的。

不僅如此，父母也非常寵溺她，因為吳先清上有一個兄長，下有四個弟弟，她是父母唯一的女兒。由此，造就了她我行我素、不拘一格的性格。她不愿纏足，父母答應她，她要去學堂，家人也滿足她。

1917年夏，她小學畢業后跟著哥哥吳全清到杭州繼續求學，第二年考進了浙江省立女子蠶業講習所（即“蠶校”）。她性格剛強，思想活躍，經常和同學探討社會問題，尤其關注婦女的命運。她曾說：“男女不平等，就是社會最大不公平。婦女要振作，一起來反對舊勢力。”

1919年北京“五四”運動爆發后，吳先清是杭州地區蠶校最早的響應者，她無視校方禁令，發動蠶校同學上街貼標語，發傳單，游行示威，成為蠶校“五四”運動的組織者之一。

1920年初，由于她參與“一師風潮”，再次名聲大噪。但卻因“不守校規”遭到學校當局的“懲罰”，罰她留校飼養春、夏兩季蠶，否則不能畢業。

一向我行我素的吳先清哪能就此屈服，她什么都不要了，憤然離校，隨即又以優異的成績考入杭州私立美術學校。

正是因為這一舉動，她的命運發生了逆轉。

一次，她在美麗的西子湖畔專心地寫生，無意中發現有人站在后面看她畫畫。她有個習慣，畫畫時不愿別人在一旁看。氣憤之下，她故意把手中的畫筆吸足水彩顏料，用力往后甩，水彩濺在了身后看畫人的衣服上。他“哎喲”地大叫一聲。

吳先清回頭一看，被濺者竟是自己熟知的、五四運動中浙江省暨杭州市學生聯合會執行部理事長。

此人可不得了！他是陳獨秀、李達組織的上海“馬克思主義研究會”成員，浙江學生運動的著名領袖，早期社會主義青年團員，在莫斯科共產國際召開的遠東各國共產黨及革命團體代表大會上受到過列寧的接見。

對宣中華的大名，吳先清如雷貫耳，對他也是極為仰慕，因畫為媒，從此，兩人一見鐘情，墜入情網。

在宣中華的指導下，吳先清經常參加社會主義青年團的活動，努力學習馬克思主義，1924年加入了中國共產黨，成為浙江省最早的三位女共產黨員之一，也是臺州和臨海籍第一位共產黨員。

1924 年下半年，她與宣中華結為伉儷，轉上海楊樹浦一帶從事工人運動和婦女運動。

作為富家女，她深知投身革命意味著什么，不僅要冒著殺頭坐牢的風險，同時也要忍受艱苦和貧困的煎熬；既要承受肉體上的痛苦，更有來自精神上的折磨。

父母家財萬貫，她不能去求助。經濟上捉襟見肘，他們只能借住在朋友的一間小屋。在最艱難的時候，夫妻倆合穿一件棉衣，一個人外出穿上棉衣，而另一個人只能在家里等待。

1925年2月17日，吳先清挺著大肚子到大康紗廠研究罷工問題，被日本人勾結楊樹浦格蘭路巡捕房逮捕。

3月4日，經各方面營救，因為懷有身孕，加之證據不足，法庭判吳先清妨害秩序罪，罰100塊銀元釋放。

在斗爭中，吳先清迅速成長為上海地區婦女運動領袖，1925年8月28日，吳先清當選為中共上海區委婦女委員會委員。

1925年冬，上海黨組織派吳先清到蘇聯莫斯科東方勞動者共產主義大學學習，當時吳先清的孩子才剛出生12天，在她走后，孩子因為沒有人照顧，還沒滿月就夭折了。

• 加入特科，開啟紅色特工之路

1927年蔣介石發動“四一二”反革命政變，宣中華被國民黨反動當局秘密殺害于上海龍華荒郊。亂刀砍死，尸骨至今無存。

而此時，吳先清也經過一路的艱難跋涉，剛到莫斯科不久，失去女兒和愛人的雙重噩耗接連先后傳來，她痛不欲生。

恰在此時，她的同學、中共東大總支委員劉鼎（原名闞尊民）給予她無微不至的關心和照料。

1927年冬，兩人又組建了新的家庭。

這個劉鼎也很了不起！他曾留學德國，并任旅德社會主義青年團書記，朱德是他在德國的同學和入黨介紹人。筆者曾在上篇文章中介紹過他，他就是和鮑君甫合作“假扮中共文件專家”救出時任中央政治局委員關向應的那個人，西安事變前后他還被派在張學良身邊給他當過秘書。新中國成立后為重工業部副部長。

1929年他們奉調回國，為了革命事業，他們又忍痛割愛把不到一歲的兒子莫文送入蘇聯國際兒童保育院。

回國之后，吳先清由中共江蘇省委分配在浦東地區做女工工作，劉鼎經周恩來批準，任中央特科情報科副科長，協助科長陳賡開展情報工作。

1930年夏，吳先清調離中共江蘇省委，進入中央特科情報科，在劉鼎領導下做情報工作，夫妻倆在上海灘開始了隱蔽戰線的特殊斗爭，吳先清也就此開始了傳奇的紅色特工生涯。

為了情報工作的順利開展，吳先清利用自己家鄉的特產黃巖蜜桔開了一家水果店，為秘密工作做掩護。

當時劉鼎負責與無線電和各有關部門進行聯絡，吳先清則負責收藏傳送中央文件和情報。一個在小樓上面工作，一個則在店里面做生意，相互配合的非常不錯。

后來吳先清的弟弟吳泉源到上海來找她，在和弟弟的一番暢談當中，吳先清知道弟弟曾經被捕，后來由國民黨上海市黨部委員、國民黨社會調查處專員（中統）陳寶驊（陳立夫堂弟）擔保出獄，并被保薦到《新生命》月刊社任總務主任。

最危險的地方往往最安全。征得陳賡同意后，吳先清把中央特科的一個秘密聯絡站設在該刊發行處樓上。

在此后的一段時間當中，吳先清通過和陳寶燁的密切交往，出席了許多國民黨重要的酒會、舞會，結交了不少國民黨軍政重要人物，從他們那兒獲得了國民黨內部的一些重要情報。

時任中央軍委參謀長劉伯承收到她刺探來的一大厚本情報時，驚訝地稱贊道：

“這位女同志（吳先清）在上海為（李）立三（暴動）立下頭功！”

這段時間里，吳先清還利用自己的社會關系，為在湘鄂西的賀龍部隊，搞到了一批軍火。

• 只身到敵軍長家救夫

1931年10月，劉鼎在上海外灘公園接頭時被捕。吳先清外出走近家門時發覺情況異常，便當機立斷迅速離開，得以脫險。

劉鼎被捕后，潘漢年接手負責特科情報工作。根據潘漢年的指示，吳先清切斷了與組織的一切聯系，趕到南京，全力以赴營救自己的丈夫。

經過多方打聽，吳先清得知畢業于北京高等師范學校的嫂嫂孫儒珍認識不少國軍要員。在嫂子的幫助下，首都警察廳督察處長李進德以自己的小汽車護送吳先清去監獄探望劉鼎。

第二次，嫂嫂又來到南京，在李進德的幫助下，她們又去求炙手可熱的曾任國民黨空軍司令、現任第18軍副軍長的周至柔幫忙。一來，因為周至柔和她是同鄉，二來，哥哥吳全清還當過周至柔的機要文書。

周至柔也是“千年的狐貍”，他與吳先清很熟悉，也知道她是共產黨(周稱呼她為“綠客婆”，臨海方言，即土匪婆）。但此人很重鄉情，同意幫忙，但僅限于給吳先清與劉鼎傳話。

吳先清當即利用這些關系，向劉鼎傳達了潘漢年同志“相機處理，靈活應變，可登報聲明脫黨。”的指示。

幾經周折，在周至柔等人的幫助下，1932年秋，劉鼎得以取保獲釋。

禍不單行。劉鼎保釋后，有次吳先清與劉鼎的二妹同回二妹住所，與一叛徒狹路相逢，避開已來不及，她只好若無其事地與對方搭訕。

叛徒急于知道她的住所，吳先清靈機一動，講了二妹的住處。

分手后，她立即買好船票，送二妹回老家，自己也從住處搬出，不得不把孩子留在了同學陳宣昭家中，這已經是第三次與自己的骨肉分別。

這一偶然事件，導致他們從此天各一方，告別成了永別。

組織上考慮他們的安全，安排劉鼎去了中央蘇區，而吳先清則被派到共產國際遠東情報局工作，成為國際特工，自此，她的命運再次逆轉。

• 成為國際特工，殞命西伯利亞

1930年1月，被譽為“紅色巨諜”的佐爾格被派往東方，在上海建立“佐爾格小組”，以便代替在大革命時期被破壞了的蘇聯在華情報機構。

在這里，我們有必要說一下佐爾格。了解了佐爾格，也就理解了吳先清對共產國際作出的特殊貢獻。

佐爾格擁有社會經濟學博士學位，先后在基爾大學、柏林大學和漢堡大學進修過。因為有如此高的素質，作為間諜，他的信條是“不要把手伸到保險柜里，而要讓保險柜自己打開，那些機密材料自動送到自己的辦公桌上”。

事實也證明了這位“諜王”的能力，他用人格魅力征服了德國駐日本大使官歐根·奧特，成為他的”幕僚“，并且還把歐根·奧特的妻子赫爾瑪·奧特發展成情人，而且奧特還清楚地知道此事，這樣，德國駐日本大使館內幾乎所有的機密情報都對他敞開了“大門”。

也就是說，他從未竊取過機密，卻送出了足以改變歷史的情報，后人稱他為“一名改變世界”的一代“諜王”。

他最主要的貢獻就是為蘇聯提供了兩份份量極重且絕對真實、可靠的關鍵性情報：

一、他在德國入侵蘇聯之前曾不止一次地告訴莫斯科，德國計劃在1941年全面進攻蘇聯，他提前了一個月的時間將德國進攻蘇聯的準確時間和具體兵力告知了莫斯科；
二、在蘇聯被德國打到即將“亡國滅種”之時，也是他將日本無意進攻蘇聯，東京的主攻方向是南方的消息傳遞給了斯大林。

可惜，因為斯大林對佐爾格存在偏見，對第一個情報并未引起重視，而當蘇聯在抵抗德國進攻的過程中，斯大林才意識到佐爾格情報的重要性，此后在佐爾格將日本無意與蘇聯為敵的消息傳到斯大林的耳朵里時，他才敢將駐守在外貝加爾湖和遠東地區的26個主力師、1700多輛坦克和1500 架飛機轉移到了西線，有生力量的注入讓莫斯科保衛戰的局勢瞬間改變，最終扭轉了戰局，也挽救了蘇聯！

那時，中共只是共產國際的一個支部，共產國際要求中共必須派遣人員充實“佐爾格小組”。這個決定，也最終使吳先清成為名副其實的遠東第一女諜。

當時，中共派了幾個人，其中，就有吳先清和張文秋。

值得一提的是，張文秋后來成了毛主席的親家。她的兩個女兒——劉思齊和邵華分別嫁給了毛岸英和毛岸青，成了“中國第一親家”。

1933年，吳先清經黨中央批準，調出中央特科，到共產國際遠東情報局工作，擔任諜報組長。為了不影響工作，她把剛出生一個月的嬰兒，送到臨海老家，請母親撫養，第四次骨肉分離。

從此，她化身不同的角色，出沒于上層社會，活躍在工人之中，穿梭在鄉野田間，負責聯絡各方和傳遞文件、情報，機警、勇敢地完成黨組織交給的任務。

同年5月，蘇聯決定派佐爾格建立在日本的間諜網，勞倫斯接替佐爾格，吳先清則承擔著共產國際遠東情報局負責人勞倫斯與遠東情報局東京負責人陸久之之間的聯絡員。

1934年夏，不會講日語的吳先清獨自去日本，與陳修良（中共黨員）在東京會面。她在東京的公開身份，是東京的一家牙科診所學護理的護士。她以此為掩護，與佐爾格在一起，搜集了日本準備發起對蘇聯侵略戰爭的大量情報。

多年后陳修良回憶說：

“我真為吳先清單身來東京捏了一把汗那。”

陳修良后來成為南京解放前最后一任中共南京市委書記，解放后曾任浙江宣傳部代部長。

在日本，佐爾格打造出了一個以自己為核心的諜報組“拉姆齊”。這個小組有多厲害，美國南太平洋情報局局長查爾斯·A·威洛比少將的評價可謂一語中的：

這支諜報小組是由才華橫溢的理查德·佐爾格一手打造的，他創造了一個奇跡，從零開始，在一個之前完全模糊的國家佐爾格創建了有史以來最為出色的間諜組織！

為佐爾格服務期間，吳先清發展了自己的情報網，情報網以上海為中心，南到廣州，北抵哈爾濱，西達西安。重要的情報關系人員包括，蔣介石武昌行營上校專員劉思慕、南昌行營調查科少校科員章文先，以及關東軍憲兵少佐課長川合定吉。

據《蘇聯情報機關在中國》的不完全統計，吳先清向共產國際安全交接的情報服務人員多達183人，可見吳先清組建的情報網是多么的龐大。

正是因此，吳先清成為響當當“遠東第一女諜”，令史沫特萊等無法望其項背。

1935年5月，因叛徒出賣，接替佐爾格上海工作的華爾敦情報組織被復興社（軍統前身）破獲，華爾敦及許多情報人員被捕。

華爾敦被捕后一言不發，被媒體稱為“怪西人事件”。在蘇聯營救下，1937年以放回蔣經國作為交換，換回了華爾敦。

蘇聯此舉，使吳先清等為共產國際服務的情報人員，尤其是在佐爾格身邊工作的人員，面臨巨大危險，不得不離開日本、中國，遠避蘇聯。

1941年佐爾格被捕，他的命運就遠不如華爾敦。

監獄中的佐爾格，在很長一段時間內，都期望蘇聯也能解救他。但在日本方面提出以被蘇聯逮捕的高級情報員作為交換時，蘇聯拒絕承認與佐爾格有任何的瓜葛，把自己撇得一干二凈，這也為吳先清最后的悲劇埋下了伏筆。

1944年11月7日，也就是十月革命勝利25周年的時候，佐爾格在日本巢鴨監獄被執行死刑。

1935年9月，吳先清接到中共中央撤離命令后，從日本回國后又重返蘇聯，化名羅莎·拉庫洛娃。羅莎，在俄語有熱烈的紅色的玫瑰意思。

1936年9月，吳先清在馬列主義學院學習期滿結業后，來到莫斯科近郊一個叫“馬拉霍大卡”國際招待所，等候安排回國。

這里專門接待外國共產黨人，在這里等待的共有6個中國人，四男二女，他們都是中國的“佐爾格小組”成員。為了保密，他們相互都用俄文名字稱呼，其中，只有兩個人活了下來：一個叫瓦夏（中文名李正文），他后來憑著過硬的身體素質和堅強的意志走出了西伯利亞，上海解放后成為首任復旦大學黨委書記，吳先清最后平反昭雪，他發揮了重要作用，另一個是叫索妮的女同志，她靠寫誣告信（被吳先清發現），污蔑李正文和吳先清是日本間諜而被釋放。

值得一提的是，在這里，在管理人員的幫助下，吳先清找到了七年前留在蘇聯的兒子莫文。母子相見，吳先清激動異常，并把孩子的名字改成劉莫文，發誓再也不和他分開。

可這次見面又成了她和兒子的永別。

平靜的生活很快被打破，1937年蘇聯開展“肅反”運動，1938年肅反擴大化。

據統計，1937至1938年蘇聯肅反最高潮的“大恐怖”時期，130萬人被判刑，其中68.2萬人遭槍殺。

1937年11月，李正文、吳先清等5人先后被逮捕，送進了莫斯科魯別克監獄。

吳先清因為之前去過日本，被誣為“日本間諜”，每天審訊10個小時以上，逼迫她承認。吳先清大義凜然，嚴詞駁斥，不久，她以莫須有的“日本間諜嫌疑犯”罪名，被強行送到西伯利亞布德里斯克監獄。

1938年5月，吳先清、李正文等幾個中國“政治犯”，又被轉送往靠近北極圈的齊必由勞改營。

這個勞改營處在西伯利亞的最北端，一年四季天寒地凍，最冷時可達攝氏零下50度以上。犯人每天都要從事10小時以上的重體力勞動，每人都有勞動定額，口糧面包是按完成定額多少來分配的。勞改營從不給犯人發衣服、帽子、鞋襪等必需品，婦女必要的生活用品也沒有，還要拼命勞動掙錢自己解決，很多人都穿著補了又補難以蔽體的破爛衣服。

1938年，吳先清來到勞改營的同年，便悲慘的死去，年僅34歲。

從勞改營走出去的，除了李正文外，還有姚艮，在被關押六年三個多月以后，終于在1939年2月獲釋，輾轉回到了祖國。新中國成立后，他一直在公安部工作，擔任過公安部辦公廳主任、公安部黨組成員。他把自己在蘇聯近七年的慘痛遭遇寫成了一部四十多萬字的書，書名叫《一個朝圣者的囚徒經歷》（1955年群眾出版社出版）。

過了整整40年后，1978年，經國家安全部、臨海市委黨史研究室及許多老同志的努力，吳先清終被定為“因公犧牲”。

1984年，在中央主要領導的過問下，吳先清才被徹底平凡昭雪，恢復名譽。

吳先清短暫的一生，為革命犧牲了一切，鞠躬盡瘁，是個沒有接受過勛章的有功之臣，她用自己的生命詮釋了一名共產黨員堅強、獨立的風采。

紀念是為了銘記，更是為了總結，愿此類悲劇不再發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