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曾是我黨負責人，被疑日特滯留蘇聯八年，直至當選七屆中央委員

1937年11月，王明、康生回國，原定曾擔任我黨負責人的李立三同機回國參加抗日戰爭。但在啟程的前夜，王明宣布李立三留下。

王明走后兩個月，在1938年2月23日這天，蘇聯內務部突然逮捕了李立三。從此他在蘇聯過了一年零九個月的鐵窗生活。內務部人員開始審問他，問他的名字、身份等等。他說：“我叫李立三，是中國共產黨的中央委員”。這使內務部人員十分吃驚，趕緊把他關進一個單人牢房里。

事過不久，他們又審問他，說他是日本特務，任務是刺殺斯大林等等，并且對他實行了肉刑。李立三嚴厲駁斥了內務部的無稽之談，并寫信給斯大林揭露了蘇聯監獄的不法行為。但這一切都是無效的，他被先后轉移了幾個監獄，生活條件極端惡劣。

李立三一直以錯誤的“立三路線”為人所熟知，其實在此之前，李立三曾為早期黨的發展和工人運動做出了巨大貢獻。

1919年12月，李立三的老父親李昌珪以銀洋200元的價格賣掉了16畝祖傳良田，為兒子籌足了赴法勤工儉學的路費。在法國李立三結識了陳延年、陳喬年、王若飛、陳毅、蔡和森等人，并曾和趙世炎等一起成立并領導勤工儉學學會和克魯梭華工工會，因“爭回里大”斗爭，1921年冬李立三和蔡和森、陳毅、陳公培等一百零四人，被法國警察強行遣送回國。

趙世炎

李立三回國后，于1921年12月中旬直接在上海入黨，沒有介紹人，沒有候補期，而后被陳獨秀派回湖南從事工人運動，他沒來得及返回家鄉即和毛主席踏上了前往安源的火車，在安源他和毛主席、劉少奇等人員策劃成立了安源路礦工人俱樂部并參與組織領導了安源工人大罷工。

“二七”罷工失敗后，李立三在工人的掩護下，化妝成火車頭上的燒爐工，同他的夫人李一純同車離開安源來到武漢，擔任黨的武漢區委書記。1924年1月李立三和廖乾吾和劉伯垂作為武漢國民黨代表出席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后，李立三又被黨中央調到上海擔任黨的上海地委職工運動委員會書記，參與策劃領導了五卅運動。1927年1月在漢口作為總指揮參與策劃領導了收回漢口英租界運動。在南昌起義中，李立三不僅參與了前期策劃工作，在起義部隊南下后還兼任前委政治保衛處處長，負責鎮壓反動派、情報和民運工作，以及發動群眾打土豪、籌款、動員群眾為部隊搞運輸等等。

1939年秋天，李立三的案子急轉直下。監獄負責人找李立三談話，再不談日本間諜的事情，而是說李立三“一貫反對共產國際”，說“中共“六大’決議是機會主義的”等等。李立三申明他要控告這些對中國共產黨的污。這個負責人對李立三說：周恩來最近到了莫斯科，你是否到他那里去談談？李立三說，我不想干擾周恩來的工作。

1939年11月4日，蘇聯內務部人員把李立三送回家去，對其妻子李莎說：“給你送來了十月革命節的禮物”，宣告了對李立三的無罪釋放。李立三在李莎協助下，花了一個多星期的時間，用俄文寫了一份長達一百多頁的控告書。11月11日，他把這份控告書，送到共產國際，并且會見了周恩來和任弼時。11月底共產國際監察委員會開會討論李立三的控告。周恩來出席了一次會議，中間插話支持李立三的一些論點。但周恩來不久就回國了，李立三的案件被拖下來，直到1940年3月，共產國際監委會才作出結論，說：李立三在蘇聯的問題通通搞清了，但他在中國黨內問題，還得中國黨去作結論。因此決定停止李立三的黨籍。

李立三出獄后，沒有工作，戶口也不準落在莫斯科，不得不依靠共產國際紅十字會的救濟金生活。他求助于共產國際和蘇聯的許多部門，都不受理，最后得到共產國際秘書曼努意斯基的幫助，才得以回莫斯科外文出版局中文部去當翻譯。此后，他多次給黨中央寫信，要求回國參加抗戰。但黨中央沒有收到他的來信。

蘇聯衛國戰爭爆發后，李立三以普通居民的身份參加挖戰壕和防空警戒。在最緊急時期還曾一度隨著出版社機關撤退到恩格斯城。糧食嚴重缺乏，他每年要到莫斯科郊外種植馬鈴薯。

1945年6月，郭沫若到達莫斯科參加蘇聯科學院二百二十周年紀念大會。據郭的日記記載，李立三曾三次會見他，作長時間敘舊。李立三強烈地思念祖國，思念舊日同志，并請他對自己所翻譯的《俄羅斯人物》和小說《考驗》提出批評意見。在郭沫若啟程回國前，李立三請他轉致黨中央一封信，要求黨中央向蘇聯交涉，準許他回國工作。

就在李立三委托郭沫若向黨中央轉達他愿望的同時，在同年4月到6月召開的中共“七大”上，由李富春代填寫“代表登記表”，毛主席舉薦并親自做與會代表的工作，在其缺席的情況下，選舉李立三為中共第七屆中央委員。

郭沫若回國不久，1945年8月，蘇聯對外聯絡部干部找李立三說：你多次要求回國，現在批準了。為了作回國準備，讓他先去閱讀中國報紙，了解國內情況。這時期他讀了《論聯合政府》，知道了中共“七大”召開的消息。

郭沫若

1945年最后一天的晚上八九點鐘，當人們正在歡度除夕、迎接新年的時候，蘇共中央聯絡部打電話把李立三找去，由部長潘友新和其他兩個干部陪同接見談話。他們一見李立三就十分熱情地站起來，祝賀他當選了中共第七屆中央委員，并且無條件的準許他回國。

李立三晚上十一點回到家里，心情萬分激動，當即把他當選為中央委員的消息告訴了李莎。李立三后來回憶說：這“當然給了我莫大的振奮，但是，完全不知道究竟是怎么回事?”

1946年新年過后，李立三立即打點行裝，辦好手續，于1月16日和楊至誠、袁牧之同行，乘上西伯利亞大鐵路的火車，到達海參崴，然后轉乘蘇聯軍用飛機，回到了祖國。

此后，李立三歷任東北三人小組中共方面負責人和林彪代表、東北軍區對外聯絡部部長和東北局敵工部部長、中共中央東北局城市工作部部長等職務，為東北解放做出了巨大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