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家垴戰斗，彭德懷和劉伯承誰更占理？該不該打完全可以下定論

百團大戰之關家垴戰斗，軍史界向來存有不同的爭議。一種意見是主張打，一種意見是不主張打。這么多年過去了，對這個問題的看法還是莫衷一是。其實，我們完全可以把這個問題簡單化處理。從當年指揮這場作戰的兩個最主要代表人物彭德懷和劉伯承的觀點中找出客觀明確的答案。

首先，劉伯承就不用說了，他當年是堅決不主張打的。我們再看一下當年堅決主張打的彭德懷的觀點。彭老總幾十年后在他的自述中，也表示關家垴這場仗得不償失，使129師的損失太大了。也就是說，經過多年沉淀和反思，彭德懷也認為這場仗不該打。帥克以為，既然當年主張打與不打的兩個代表人物彭德懷和劉伯承的意見最終殊途同歸，都覺得這場仗不該打，這應該作為一個定論。

首先，在作戰指導上，打的是硬碰硬，這不符合保存自己消滅敵人的基本指導思想

早在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和論持久戰中，毛澤東主席即說過，一切有把握的戰役和戰斗應堅決地進行決戰，一切無把握的戰役和戰斗應避免決戰，賭國家命運的戰略決戰應根本避免。

而我們再看關家垴戰斗，在作戰指導上恰恰打的是這種硬碰硬式的作戰。當時，以為日軍一個大隊拿下來不成問題，以為在戰略層面上打掉日軍一個大隊可以沉重打擊其在根據地橫沖直撞的囂張氣焰，但由于對雙方綜合戰斗實力對比缺乏客觀分析，最后形成了一種“豪賭”式的作戰。盡管把自己手中能用的力量全部壓上去，以為可以畢其功于一役，但最終結果卻打成了一個極為慘烈、傷亡極大的作戰。

其二，在具體戰法上，打的是攻堅戰，這不符合抗日戰爭以游擊戰為主的作戰原則

關于抗日戰爭的戰略戰術問題，早在1937年的《洛川會議》上，毛澤東主席便明確了我軍抗日戰爭的主要戰法是獨立自主的山地游擊戰，不放棄有利條件下的運動戰。面對敵強我弱的客觀現狀，共產黨的軍隊采取這樣的一個戰法，打得贏就打、打不贏就走。這完全是一種正確的戰略戰術選擇。

但關家垴戰斗在戰法上卻有點反其道而行之，與日軍打起了堂堂正正的攻堅戰。特別是關家垴是一個較高的臺地，部隊進攻時需要仰攻，更是增加了作戰難度。這種戰法完全可以說是以己之短攻敵之長。而日軍憑借有利的地形、憑借火力優勢、憑借較強的戰術配合，給我軍造成了極大的傷亡。顯然，戰斗實踐證明，攻堅戰的打法非常不可取。

其三，在作戰目的上，打的是消耗戰，這不符合我軍以戰養戰通過作戰壯大實力原則

戰爭的目的，就是保存自己，消滅敵人。這是一條很樸素的道理。特別是對于弱小的八路軍來講，更需要堅持這一原則。要知道，八路軍剛組建的時候，整個129師才1萬多人。這些人大都是經過長征保留下來的骨干，可以說都是革命的“寶貝”。然而，關家垴一場戰斗，竟然一下子傷亡了兩三千人。這個消耗太大了，代價太大了。

我軍向來注重以戰養戰，向來注重靠打勝仗來補充。但關家垴這一仗不旦談不上繳獲補充，反倒是吃虧太大了。這個作戰效費比實在是不劃算。這也是作為129師師長的劉伯承心疼不已、力主不打的主要原因之一。回過頭來看，顯然劉伯承的想法更客觀一些、更占理一些。

其四，在戰斗精神上，貌似是亮劍，但這種得不償失的亮劍并不可取

有的人指出敢打是一種亮劍精神。當然，亮劍精神什么時候都應該肯定。但亮劍精神與真正的出劍殺敵、特別是一擊必中并不完全一致。換句話說，戰略上的亮劍與戰術上何時出劍、怎樣出劍、怎樣出劍制敵，這需要有一個綜合的考量。有的人指出抗美援朝戰爭我們不也是打了嗎？不也是亮劍了嗎？但細分析起來，抗美援朝戰爭與關家垴戰斗并不具有多少類比性。

抗日戰爭開始的時候，我們無論從武器裝備、單兵技術、戰術等方方面面與日軍的差距很大，甚至稱得上有“代差”。而抗美援朝時，盡管我們處于綜合劣勢，但我們可以舉國之力來打這場戰爭。我們的陸軍，從戰斗作風、戰術養成等方面比美軍陸軍一點也不差。因為那可是經過抗日戰爭、特別是三年解放戰爭洗禮的鐵血之師。

還有一點，關于抗美援朝到底出不出兵的問題，當時很多人也看不清，也存有很大的不同意見。但經過半個多世紀的歷史沉淀看，毛澤東主席的出兵決策證明是偉大的、是高瞻遠矚的。而關家垴戰斗經過幾十年的歷史沉淀，包括主張打的彭德懷都覺得是一個敗仗，都覺得是一個得不償失的仗。因此，我們完全可以按照當年的兩個最主要的指揮者彭德懷和劉伯承的觀點脈絡，去給關家垴戰斗到底該不該打的問題下一個定論。

基于以上分析，關家垴戰斗，不應該打，至少不應該那樣硬碰硬地去打，這應該成為軍史上的一個定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