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人的困境：貨殖何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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寒假居家時，閑來無事，翻了翻太史公司馬遷的《史記》。

史記列傳有七十，最后一篇為太史公自序，倒數第二篇名為“貨殖列傳”，是司馬遷單獨為商人寫的傳記，在講究士農工商的階級社會里，這不僅開史書之先河，更創觀念之未有。

那太史公為商人作傳的目的是什么呢？司馬遷自己是這樣說的：

“請略道當世千里之中，賢人所以富者，令后世得以觀擇焉。”

但如果有時空穿梭機，我們回到司馬遷所處的時代，一定會為他的這種觀念所嘆服。

所謂士農工商，國之四民。士，處于四民之首，社會地位也很高，而商，雖列入四民末流，但在秦漢時期，堪稱不入流。在秦朝和西漢，商人的社會地位非常低，也可以說沒有社會地位。始皇帝在位時，商人及其子孫，與犯罪的官吏一并列入謫戍群體，即隨時可以被押往邊境服役，為國效力。到了漢朝，底層混混出生的劉邦，對待商人更加“低人一等”，他規定，商人不得穿絲綢，出門不得乘車，還得加倍交人頭稅。

商人被打入社會另冊，而絕大部分人對此均視為正常，是有緣由的。不論是政治家還是學者，都抵觸商業及商人，甚至進行迫害。用我們現在的話來說，商人就是資本家，他們不事生產。在很多人看來，這些人手不能提，肩不能挑，不耕田也不織布，如果生活困頓，家徒四壁，食不果腹，也就算了，但他們偏偏通過倒賣貨物，能夠不勞而獲，過上地主家的日子，那人民群眾豈能不憤怒？

至于生活標準與規格——穿什么衣服，幾菜一湯，出門坐什么品牌的馬車，放在現代來說也不是一個經濟問題，而是政治問題，是身份與地位的象征。因為有些待遇，財富不能享有，只屬于權力的層級配置，僭越注定是危險的。這種思維影響一直持續到現代，用哈耶克的話來說，我們今天這一代的青年是在這樣一個世界里成長起來的：即無論在學校中或在報紙上，都是把商業企業精神看成是不名譽的，把賺取利潤說成是不道德的，把雇用100個人視為剝削，卻把指揮100個人看做是光榮。

可以說，從古至今，中國的大商人，得以善終者，寥寥無幾，非有大智慧、大格局者不能。

在這樣的傳統之下，司馬遷能跳過“主流”意見，為商人作傳，足以證明其見識遠超時代，更非一般御用文人可比。在司馬遷看來，商業符合人的本性與道的規律，所以他說：

人各任其能，竭其力，以得所欲。故物賤之征貴，貴之征賤，各勸其業，樂其事，若水之趨下，日夜無休時，不召而自來，不求而民出之。豈非道之所符，而自然之驗邪？

在貨殖列傳中，司馬遷記載了一些或傳奇、或著名的商人，其人其事，足見商業的重要性。其中有一個“無鹽氏放貸”的事例，引起了不少爭議。

故事發生在西漢吳楚七國之亂時期。話說吳楚七國剛剛發生戰亂的時候，長安城中的列侯、封君需要跟隨軍旅一同出征平叛，需要借貸，放高利貸的人都認為列侯封君的食邑封國在關東地區，而關東戰事勝利與否還不能最終確定，風險太大，所以沒有人肯借貸給他們。只有無鹽氏拿出千金來借貸，其利息為本錢的十倍。三個月后，吳、楚兩地平定。一年當中，無鹽氏的利息就高達本金的十倍。

十倍利息，放在現代，妥妥的高利貸打擊對象。在那個時候，也有人認為這是在放高利貸，而且無鹽氏，不僅不愛國，還在大發國難財！簡直是豈有此理！

毀家紓難，大義為先。這是我們一直以來就弘揚的道德觀念，然則，道德觀念應當是用來律己，不能用以責人。慷他人之慨，當然容易，解自己囊包，往往卻要思之再三。司馬遷筆下的無鹽氏，雖然獲利非常，但這是從上帝視角來看事后的收獲。須知，無鹽氏的借貸，不是一般的投資，押注的風險，不僅僅是金錢，甚至包括了自己全部的身家性命。如果吳楚七國叛亂得逞，那么整個漢朝的統治秩序將會受到前所未有的沖擊。各地諸侯紛紛效仿，割據一方，中央政權的權威將不復存在。而他作為投資方，不僅連本金都收不回，自己也得全部玩完。他的家族、產業、地位都將在這場浩劫中灰飛煙滅。歷史上，七國之亂的平定，本身就充滿僥幸。如果不是周亞夫力挽狂瀾，如果不是漢景帝果斷決策，如果不是叛軍內部矛盾重重……任何一個環節出現問題，結果都可能截然不同。這場叛亂的平定可以說是漢朝歷史上的一個奇跡。

而等歷史發展到漢武帝時，商人的處境愈發不堪。漢武帝的“算緡”和“告緡”令一出，國庫雖然充實了，但代價卻是社會中產基本全面破產，商人被全面管制和搜括。從此以后，商人階層一蹶不振，國家資本則通過鹽鐵專營等方式在不斷擴大地盤，但也逐漸落入極少數的權貴階層，中產階級的消失，為社會兩級分化埋下伏筆。

寫在最后的話

如果自由與正義還值得熱愛，如果民主與平等還值得追求，如果社會的文明與公民的尊嚴還值得贊頌，那么法治精神就應該得到最廣泛的播撒與崇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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