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遇黎庶昌

黎庶昌像：黎庶昌（1837—1898），字莼齋，貴州遵義人，清末外交家和散文家，曾門四弟子之一，與鄭珍、莫友芝并稱為遵義沙灘三賢。1876年至1880年，黎庶昌以參贊身份隨郭嵩燾等人出使英、法和西班牙等國，1881年至1884年和1887年至1889年，黎庶昌兩次以道員身份出任中國駐日本國大使。著有《西洋雜志》一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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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閑讀品》2010年第六輯刊登了遵義作家韓可風先生的長文《滄桑遵義》，其中“沙灘的文化先賢”章節寫到了從遵義走出的清末三大文化名人，分別是鄭珍、莫友芝和黎庶昌。

三人之中，鄭珍有“西南大儒”之稱，又有詩名，與龔自珍、黃遵憲并稱為晚清三大詩人；莫友芝是學者、詩人和書法家，早年與曾國藩結為至交，但他不喜做官，一生大部分時間都在寄情山水、搜尋古籍中度過。鄭珍與莫友芝對遵義的貢獻是兩人合編了《遵義府志》，被梁啟超稱為“天下第一府志”。黎庶昌的經歷與鄭珍、莫友芝不同，他曾在曾國藩幕中效力，與武昌張裕釗、桐城吳汝綸和無錫薛福成并稱為“曾門四子”，做學問講究“經世致用”，但他更重要的身份是一名職業外交家，曾以參贊身份出使英國、德國和西班牙等國，后又以大使身份兩度出使日本，算得上閱歷豐富、眼界開闊之人，著有《西洋雜志》一書，收錄了其旅歐期間所寫的雜記和游記等，介紹了歐洲各國的國政民俗、社會生活、交通途徑、風土人情等。黎庶昌行文，不喜多發議論，多采用白描手法，生動傳神，十分好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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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洋雜志》冠以“雜”字，但也可以粗略劃分為以下幾個大類。

其一為社會風俗類。比如這篇《斗牛之戲》，就惟妙惟肖地寫出了西班牙斗牛的情狀，摘引一小段如下：

“……始開門，縱牛入。騎馬者二人，手持木桿，上安鐵錐，先入以待。……又有數人，各持黃里紅布一幅，長約六尺，寬約四尺，誘張于前。牛望見紅布，即追而觸之，……角入馬腹，肚腸立出。……俟斗傷兩馬后，即易以人，誘法如前。牛有時不觸，或逐急，其人即棄紅布于地，而躍出圍外。有持雙箭者，箭皆以五彩布剪綏裹束，捷出牛之左右，插入背脊隆起處。箭有倒鉤，即懸掛于脊上，血出淋漓。如是者三，插入六箭。再易一人，用劍刺之。其人右手持劍，左手持紅布一幅，且誘且刺。劍從脊背刺入心腹，牛即倒地。大眾拍手歡呼，亦有擲帽于圍內以賀者。……”

如此文字，還有寫摩納哥賭場的，讀之仿若身臨其境。

日本國會圖書館珍藏的黎庶昌手跡：該照片翻拍于遵義黎庶昌故居，時間是2010年12月。

其二為科技文明類。比如他在法國看到的造紙“凡經機軸六次，皆一氣呵成，神速異常，不假人力”；制衣織布則“次第一如中國紡織棉布，并無差異；所異者，中國以人工，西人以機器；西人可為百者，中國只能為一”，由此他感嘆其優劣差別之大。

1879年巴黎萬國博覽會上展出的氫氣球，安置在盧浮宮前，星期天有人可買票乘坐升空，黎庶昌乘坐一次后，這樣介紹道：

“球下懸大圓木筐，護以鐵欄，為站立處，可容五十人。……上升在空中五分時。……既下，則人受一徑寸大之銅錢，面鑄球形，極其精致，用為紀念。

球皮用布縫成，涂以印度膠、松香、白油，日曬雨淋，不易敗壞。其大徑三十五買特爾，圍圓一百零五買特爾，容輕氣二萬六千建方買特爾（即兩萬六千立方米）。……因有繩系，故下降時不用泄氣。間一二日微有走漏，則增氣填實之。”

其三為政治時事類。比如，他寫到了西班牙換首相、法國總統麥克馬洪的辭職、德國皇帝凱撒遇刺和俄國皇帝遇刺等重大事件。

黎庶昌是從遵義這座山城走出的，他到了瑞士這個多山之國后，這樣寫那里的湖光山色：

“……行至兩峰盡處，忽然開朗，有大湖橫列于前，清澈可鑒，所謂勒沙得勒湖也。湖東諸山，連綿不斷，石骨秀露，層暈分明，絕似倪云林畫意。回望兩崖上，云氣蓊然涌出，旭日射之，皆成金黃色……”

筆者推測，他到瑞士，或許是想起了自己的故鄉，所以他筆下的瑞士風景才能寫得如此親切生動。筆者到遵義考察，看到的很多景致，與之有類似之處。

但黎庶昌并不是去瑞士游山玩水的，而是考察了瑞士的政教制度，他這樣介紹瑞士的民主制度：

“瑞士分二十二縣，每縣舉上議政院紳二人；下院紳則以人數之多寡為額，大率二萬人得舉一人。其入議院者共一百三十馀人，辦事則推七人為首，七人之中推一人裁決，定例每歲一易。西洋民政之國，其置伯理璽天德本屬畫諾，然尚擁虛名。瑞士并此不置，無君臣上下之分，一切平等，視民政之國又益化焉。蓋其地本山國，各邦無欣羨之心，故得免兵事，而山水又為歐洲絕勝，西洋人士無不以樂土目之。”

他以“樂土”稱許瑞士，說明他實際上已經在政治制度層面思考比較中西方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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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庶昌還以外交家的敏銳，關注著沙俄對中國的侵略野心，他認為沙俄是中國最緊迫的危險，多次提醒朝廷重臣要予以著重提防。在曾紀澤赴俄訂約之際，黎庶昌還給他寫信，想爭取去俄國西伯利亞、中亞亞細亞廣大腹地考察旅行。他通過搜集各種資料，整理出了《由北京出蒙古中路至俄都路程考略》和《由亞西亞俄境西路至伊犁等地路程考略》兩份資料。現摘錄一節如下：

“過蒙古地方可以騎駱駝，亦可騎馬。騎馬須用蒙古馬鞍。當于七月內行走（西洋七月，中國之五月底六月初），其時有草，可以養喂牲口。若騎馬速行，一日一換，可以十二日經過沙漠。但行路如此，辛苦異常，因其路有八百買特爾（米）之遙，實中國之兩千四百里。”

當時，中國關于西北邊境以外的地理著作并不多，在實地考察旅行基礎上寫成的著作更少。因此，黎庶昌整理的這兩份資料，是中國人對西伯利亞、中亞細亞進行系統調查研究的開始，在地理學上有一定的價值和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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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81年到1884年、1887年到1889年曾兩度出任日本大使，中日甲午戰爭爆發后，黎庶昌請求再度到日本，未得批準，戰事失利，黎庶昌憂憤不已，病歸故里，1896年病死于遵義沙灘家中。

鄭珍、莫友芝和黎庶昌三人死后，都葬于沙灘，墳塋呈品字形隔河相望。在沙灘，現有黎庶昌故居、鄭莫祠和沙灘文化陳列館等紀念這三位文化名人的遺跡和場所。筆者曾于2010年冬天前去探訪，當時的目的是為韓可風先生《滄桑遵義》一文拍些相關照片，在《休閑讀品》雜志發表時以做配圖，不成想今天，所拍照片又在此文中派上了用場。我們走過的路，都不會白走，我們遇見過的那些偉大的靈魂，在某時某刻又會再度相遇，每念及此，百感交集。

在《滄桑遵義》一文中，韓可風先生認為鄭珍在文化史上的地位要高于莫友芝和黎庶昌，這也是當今文化界的通識。這不難理解，因為鄭珍和莫友芝對遵義地區的文明開化，做出了很大的貢獻，尤其是《遵義府志》的編撰，影響很大。但是也應該看到，當時外部世界形勢已經變了，黎庶昌的學問，雖然在傳播傳統文明方面影響不及鄭珍、莫友芝兩位，但他的《西洋雜志》一書，卻已經是在睜眼看世界并且看到了新的文明，雖然亦有其局限，但畢竟讓我們看到了另一個世界遠遠透過來的光亮。

因此，從這個角度出發，筆者認為，遵義沙灘三賢中，黎庶昌更能代表未來。

遵義鄭莫祠：鄭莫祠位于遵義市第十一中學學校內，始建于1930年，是紀念鄭珍與莫友芝的祠堂，現為市級文物保護單位。如今，鄭莫祠已經作為遵義第十一中學的小會議室和團隊活動室在使用。

遵義沙灘文化陳列館里的《遵義府志》雕像建筑：沙灘文化陳列館位于遵義市紅花崗區新舟鎮禹門沙灘村，是紀念鄭珍、莫友芝和黎庶昌三位遵義當地賢達而建起來的，也是一處休閑旅游的度假場所，設有餐廳和住宿，距離黎庶昌故居大約300米遠。《遵義府志》由鄭珍和莫友芝合編而成，被梁啟超稱為“天下府志第一”。

遵義黎庶昌故居：黎庶昌故居，又名“欽使第”，所謂“欽使第”是皇帝親自派遣出國當外交官員的宅第，位于遵義市紅花崗區新舟鎮禹門沙灘村，現為省級文物保護單位。

黎庶昌故居內景：當時筆者與同事出差遵義，探訪黎庶昌故居。故居里有一位老講解員，是黎庶昌大伯父黎恂的后人，說起黎庶昌，老先生非常感慨，一再強調他是黔北睜眼看世界的第一人。照片為老先生為本刊記者在做講解。

遵義黎庶昌墓：黎庶昌墓位于遵義縣新舟鎮平遠村漁塘，與鄭珍墓、莫友芝墓隔河相望，墓坐南向北，墓后山丘綿延。黎庶昌墓與黎庶昌故居相距有幾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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