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解選擇”之九：有限理性如何應對無限的選擇？

在連續了解了八個不同的關于“選擇”的切片之后，突然意識到，這個話題還是過于宏大了。起初想到要分析“選擇”，更多的是聚焦在人如何做出選擇這個過程上，即選擇的流程上；但發現流程大同小異的情況下，人會有自身的偏見而無法做出正確的決策；而隨著探索偏見的深入，又碰到了選擇所在的環境或條件給選擇本身帶來的影響甚至是誤導。

不僅如此，只要涉及到人的行動，背后都可以歸結到“選擇”上，個體做事情總要有個方向，那這就是選擇；如何得出選擇，有的基于直覺、有的基于感情、還有的基于概率的分析；而群體的決策要么是瘋狂的無意識，要么就是通過決策程序來選擇。可以說世界上只有兩種問題，一種是是什么、為什么的探索性問題，一種就是干什么、怎么干的選擇性問題。

這樣一來，隨著話題的擴展，視野也變得寬闊起來，從原有的“選擇”這個動作，可以擴展到“人的選擇”這一大的主題上。恰好在這個節點上，碰到了赫伯特·西蒙和他的理論，似乎可以作為揭開人的選擇這一主題神秘面紗的最佳工具之一。

不過首先讓人感興趣的，卻是赫伯特·西蒙這個人，他被譽為認知科學與人工智能的創始人之一，在芝加哥大學拿到了政治科學博士學位，而后來在卡內基梅隆大學出任計算機科學和心理學教授，是美國國家科學院和中國科學院的雙料院士，并在三個領域拿到過世界頂尖的獎項，它們分別是——APA終身成就獎（美國心理學家學會）、圖靈獎以及諾貝爾經濟學獎。

赫伯特·西蒙的思想橫跨了政治、管理、心理、人工智能等多個領域，被譽為“最后一位百科全書式的學者”，理論覆蓋面廣，如果想要快速了解，可以從一本小書《人類活動中的理性》開始，下面就從他對于人類理性的分析中，探尋一下人們決策的奧妙。

關于人類的最核心的判斷，赫伯特·西蒙給出的是“有限理性理論”，即人類的理性是有限的，或者更簡單的說人類的理性能力以及發揮理性的空間是受限的。對于這個問題，首先還是要簡單分析下——什么是理性。

《人類活動中的理性》一上來就是這么說的——阿基米德的現代傳人，仍在尋找撬動整個世界的支點。在推理方面，尋找支點的難點仍在于“沒有前提就沒有結論”（no conclusions without premises）這一老生常談。

這句話核心想表達的是，從阿基米德到現代，總是有一個問題困擾著想要用理性了解世界的人們，就像理性的英文reason所顯示的那樣——有因才有果，如果沒有前提，我們就得不出任何結論（當然前提也不一定是原因）。這個模式看似也沒什么問題，但經不起深究，即在前提到結論的過程中，好像是符合事實的，但我們無法判斷前提，以及前提是否還有前提，這就讓理性的光輝被一絲陰霾籠罩，一不小心，理性就變成了隨性。

“理性推理過程接收符號性輸入項，并得出符號性輸出項。公理是初始輸入項，它本身不能從邏輯中推導出來，但可以簡單地從經驗觀察中歸納，或更簡單地假設之。不僅如此，輸入項與輸出項之間的轉換過程（推理規則），還可能經由判斷而來，而不是推理的結果。公理和推斷的規則，共同構成了支撐推理杠桿的支點；不過，我們卻不能用推理的方法來判斷該支點的具體結構是否合理，因為如果要進行這種判斷，就必然包含一系列的邏輯性倒推，而倒推中每一步的邏輯基礎都具有隨意性。”

這就是赫伯特·西蒙對理性存疑的關鍵，隨后他又從幾個方面來論述了理性的不可靠性：

這種隨意性是破壞推理過程從而損及推理結果的一種原罪，它會帶來兩個重要的后果。

首先，它永遠無法得出一種無懈可擊的歸納原理，使得我們能夠從一個具體事件甚至無數事件中，推導出沒有失誤風險或絕對可靠的一般規律。任何一個看見過白天鵝的人，都不能保證下一次看到的天鵝是不是黑的。甚至對于我們能否做出一種確切的概率性陳述，也是一個充滿爭議的話題。

進一步講，構成歸納之基礎的事件，有賴于復雜甚至不確定的觀察、感知和推斷。事件（尤其是科學事件）的收集，通常需要借助某些工具，而這些工具本身卻處處隱含著理論假設。沒有任何一臺顯微鏡，不包含哪怕最基本的光學理論；沒有哪個人的口頭報告，不包含某種短期記憶理論。因此，推理的不可靠性，既源自從具體事件中產生無懈可擊的一般規律的不可能性，又源于事件本身所具有的不確切性和理論過濾屬性。

其次，“沒有前提就沒有結論”原理永遠無法得出規范性陳述（即包含“應該”的陳述，其推導過程獨立于那些同樣包含“應該”字樣的輸入項）。在人們接受的推斷規則中，沒有哪種規則能夠單純地從描述性輸入項中得到規范性輸入項。“沒有前提就沒有結論”的必然結果是“單單由'是什么'無法得到‘應該如何’”。因此，盡管理性是我們在探尋實現目標的相應手段時的強大工具，但它卻無法對目標本身提供任何幫助。

推理過程還存在最后一個困難，此即最早由哥德爾提出的邏輯體系的不完備性：一個邏輯體系無論多么完善，總會存在某些命題，僅僅通過對輸入項的合理變換無法得出最終結果。對人類生活中的理性而言，邏輯不完備性問題遠沒有前兩個問題重要，故后文不作進一步討論。

于是，在有了一組合適的輸入項或前提之后，理性就可以開始發揮作用了。如果我們用理性來探尋或選擇行動方案，那么有關輸入項至少應該包括：一組“應該怎樣”的命題或欲實現的價值，一組“是什么”的命題或關于擬采取行動所處環境的基本事實。任何試圖用“邏輯”來判斷“應該怎樣”和“是什么”命題的合理嘗試，必然會重新回到一組新的“應該怎樣”和“是什么”命題。

以上的幾段論述究竟在說明什么呢？

首先在邏輯推理這個范疇內，哥德爾已經證明了，一個邏輯體系內總有一些命題，我們是無法通過體系規則來證明的。即便假定理性的推導過程是沒問題的（對生活中的理性而言，不完備定理過于教條了，不一定用得上），但因為得出結論，就必須要有前提，那么這個前提就變成了理性的“命門”。

赫伯特·西蒙想說的就是我們的推理有兩個最關鍵的困難，其一就是“前提”的有限性，即我們無法通過推理來論證前提的有效，當前提給定，我們就只能向后推理，向前的歸納是經驗性的、受到諸多因素和變量的影響的；其二就是僅僅通過一個“是什么”的前提，我們的不出完整的結論，即我們必須要“是什么”和“應該怎樣”才能推導出一個人類的行動選擇。并且我們也無法推導“是什么”和“應該怎樣”，因為會引起無限的向前回溯。

其實這里就會引出選擇的非常重要參數，“是什么”和“應該怎樣”，特別是后者，通常我們會把它稱作“價值觀”。“我們完全工具性地看待理性。它不能告訴我們到哪里去，最多只能告訴我們如何去。它就像職業殺手沒不管我們的目標是什么，也不論其好壞，都可以雇它來達到目標。”

對此，赫伯特·西蒙提出了一個非常有趣且有爭議的的思維練習——

對于理性之作用的有限性，一種略離譜但比較有用的思維訓練方式，是嘗試閱讀希特勒的《我的奮斗》。我們大多數人不會同意希特勒所謂的“事實”，特別是他對歐洲經濟困境的分析，如他所宣稱的猶太人是經濟困境的根源等。不過，倘若我們暫不考慮我們的置疑，而假定希特勒所說的“事實”是真的，那么就可以看到大部分納粹計劃，都是通德國的國家安全目標甚至德國人民的福祉高度一致的。

到這一點為止，我們不能接受這些納粹計劃，并不是因為其目標的罪惡行（沒有人認為關心德國人民的福祉是不對的），也不是因為根據目標進行的推理是錯誤的；我們只能從連接目標和計劃之間的實際假設的不可接受性方面，來尋找不能接受納粹計劃的原因。由此觀之，我們想要批駁納粹主義，即必須通過基于更真實的前提的理性判斷，來反擊納粹計劃。

說得委婉一點，納粹主義的目標是不完備的。人們在闡述人類目標時，通常會把人類分為“我們”和“他們”。其中，“我們”指的是目標對象，而“他們”的福祉并不是“我們”的主要關注對象。希特勒的“我們”指的是德國人民，對“我們”的定義是基于以雅利安人和非雅利安人的基因差異為基礎的、靠不住的“事實”。

《我的奮斗》所產生的最大憤怒感，或許來自于希特勒劃分“我們”和“他們”時的邊界清晰度。希特勒不僅優先考慮“我們”，而且認為無論如何對待“他們”，無論多么暴力血腥，只要有助于實現“我們”的目標就都是正當合理的。因此，我們對《我的奮斗》的駁斥，不在于它的推理有問題，而在于它所宣稱的“事實”及其無法容忍的價值觀。

在《我的奮斗》中，我們還可以得到另一個教訓。在發現希特勒的推理不是“冷推理”而是“熱推理”之前，概述實在是難以卒讀。我們早就知道，對于充滿激情和謾罵的慷慨陳詞，有必要對它的前提和推論予以格外謹慎的審視。我們知道這一點，但難以自始至終地付諸實踐。令人遺憾的是，當激情和謾罵引發出我們內在情感的共鳴時，我們恰恰會忘記警告，成為毫無批判能力的讀者或聽眾。

這就是赫伯特·西蒙的一個思想實驗，簡單的來說，一個推理其實可以分為“前提”、“推理過程”和“結論”三個主要部分。很多時候，推理過程的對錯都是相對容易識別的，或者說理性推理路徑是較為清晰可辨的。問題最多出現在前提上，因為前提不僅包含了“是什么”的事實問題，還包含了“應該怎么做”的價值觀問題，而且這種包含往往是非常隱性的，以至于很容易被忽略。所以我們要非常警惕對理性判斷中前提的事實和價值觀的判斷。所以作者明確的強調，“在下面幾種情況下，價值觀的確會有爭議：1、當滿足它們會對其他價值觀（不管是現在還是未來）產生影響時；2、當它們是后天獲得的；3、當它們有助于更多最終價值觀念的實現時。”

同時赫伯特·西蒙還提出了一個非常有趣的“冷推理”和“熱推理”的分類，這也折射出了人類思維中的兩種重要且不同的模式，既可以通過邏輯也可以通過感情來進行推理判斷。

在分析了理性的問題之后，赫伯特·西蒙又探討了關于理性的三種觀點，它們同時也是看待理性選擇的三種方式：

第一種是超凡模型，它假定天地之間有一個進行綜合性決策的英雄式的人物。超凡模式也許是上帝的思考方式，但不宜視為人類的思維模式。

第二種是行為模型，它假設人類理性是一種非常有限的理性，深受有關境遇和人類計算能力的限制。大量的經驗證據表明，這是一種能夠有效地描述人類如何決策的理論。它是闡釋包括人類在內、擁有有限計算能力的生物體，如何在復雜而又寂寥的世界中，做出適應性選擇并得以生存的一種理論。

第三種是直覺模型。它更為強調直覺的過程，直覺理論實際上是行為理論的一個組成部分。它強調的是一種識別過程：人類的技能是通過經驗積累與識別而獲得的，而這種識別過程則構成其背后的基礎。直覺理論認識到了人們的思想經常會受到情緒的影響，并解決了情感在將人們的注意力集中于特定問題時究竟扮演了什么角色的問題。

超凡模型：假設存在全知全能的決策者

關于超凡模型，作者從經濟學的一個概念開始——主觀期望效用（Subjective Expected Utility），這是假設決策者擁有一個定義良好的效用函數，他可以由此設定某基數型的數字，來度量他對事件在未來某特定狀態下的喜愛程度。其次，該理論假設決策者面臨著一組定義良好的替代性選擇。這些替代性選擇不一定是一次性的選擇，而是可以包括一個選擇或策略序列，且每一個子選擇都是利用某特定時刻可以獲得的信息做出的。第三，該理論假設決策者能夠為未來的所有事件集合，指派一個連續的聯合概率分布。最后，該理論假設決策者所選擇（或應該選擇）的替代性選擇或策略，將是按照其效用函數和相應的事件集合，能夠最大化其期望效用的選擇或策略。于是，每一種策略都與未來狀態的某一概率分布相聯系，而這種概率分布可用來對這些事件的效用進行加權。

主觀期望效用模型（SEU model）共有四個主要組成部分，即基數效用函數、替代策略的完備集合、同每種策略相聯系的未來事件狀態的概率分布以及最大化期望效用的策略選擇。

總體而言，主管期望效用模型假設決策者能夠對他面臨的世間萬物無所不知。他知道他所面臨的所有替代選擇——不僅了解當前的替代選擇，而且熟知未來每一刻的替代選擇。他對每一種可得選擇或策略的后果的了解，甚至能達到對世間萬物的未來狀態指定一個聯合概率分布的程度。他能夠協調或平衡相互沖突的所有價值觀，并能夠把它們整合成一個單個的效用函數；并且，在該效用函數中，他能夠憑借自己的偏好，對世間萬物的所有未來狀態進行排序。

我們可以明確地認識到：主觀期望效用理論從來就沒有被應用于真實世界，它也永遠不能夠被應用于真實世界。不過，我們卻可以看到它在數理經濟學、統計學和管理學中所謂的廣泛應用。實際上，盡管這些應用仍然保留了主觀期望效用理論的基本框架，但卻對模型中那個非常好的決策問題進行了替換：或者是在效用函數和事件的聯合概率分布已知的情形下，把它們簡化為僅包括少量方程或變量的高度抽象的問題；或者是在復雜的現實世界中切出一個小心定義的、范圍有限的圍觀問題。

行為模型：有限理性的決策表現

首先，你的決策不是生活中廣泛領域的問題的綜合性選擇，而是通常關注某些特定的具體事件。并且，盡管這些具體事件或許具有同等重要性，但你會假設它們相對獨立于其他事項。例如，在購買一輛小汽車時，你可能不會同時考慮如何選擇下周的晚餐菜單，也不會同時考慮如何對你的未來收入進行投資。

其次，當你進行某一具體決策時，無論它有多么重要，你都不可能對它在未來的具體詳情了然于胸：未來的情況不僅包含概率分布，還取決于你決策時所作出的選擇。對于你的生活方式和未來境況，你了解的不過是一個大致的概貌，也許不久會發生一兩項重大改變，甚至會出現一些突發情況。你在考慮是否購買一輛汽車時，你只是對汽車的用途、你的收入水平、其他要求以及是否考慮在另一個城市找一份新工作等，有一個大致的概念。購買什么樣的汽車受許多的因素影響，你不可能預見到每一種可能性。

再次，你正在考慮的是購買一輛汽車而不是一座房子，你也許會重點考慮生活或價值觀的某幾個方面而相對忽略其他方面。單單是購買汽車的沉思，也許就會激發起你的美好回憶或旅行夢想，并把你的注意力從居家欣賞音樂或朋友聚餐中轉移開來。正因如此，僅僅一個綜合性的效用函數，不太可能涵蓋你所有決策。相反，不同領域的決策會喚起不同的價值觀，而關注點的變化則會使得選擇出現很大的不一致性。

最后，你為購買汽車決策所付出的所有努力，大部分將耗費在了解現實情況、喚起相關價值觀等方面。一旦此類事項準備就緒，且自己的偏好已被喚醒，那么現實中的實際決策也許只需花費一點點時間而已。

上述實際選擇過程，在某種程度上，只不過是“有限理性”的一個例子。按照有限理性的行為模型，人們在進行選擇時沒有必要在時間上涵蓋全部，也沒有必要把選擇中的每一個問題都與事件所有其他問題扯在一起。事實上，人類甚至所有生物所生活的環境，幾乎都可以分解為相互對立的組成部分。而我們所在的世界，有數百萬個變量，它們在理論上可以相互影響，但在現實生活的絕大多數情形中則不會。也許現實世界存在著相互作用的致密網絡，但我們必須承認，我們在絕大多數情況下只能考慮具有主導作用且數量有限的變量或因素。

為了在有限制的現實社會中采取切合實際的行動，一個生物體需要具備什么樣的特征呢？它需要通過某種方式來集中注意力，并在特定時間里把注意力集中到需要高度關注的事情上。生理心理學家發現，所謂“情感”的最重要功能，就是集中注意力。情感的作用是把你的注意力從當前的關注對象，轉移到需要你馬上關注度的其他事情上。在現實社會中，我們大部分時間不需要外出尋找食物，但我們需要經常被提醒食物是必不可少的。因此我們擁有定期喚起饑餓感的某種機制，來提醒我們對食物的需要。對于其他情感，可以做類似的解釋。

生物體的某些需要，要求有連續性的行動。總體而言，對于并非是中伴隨我們的那些斷斷續續的需要，我們就如動物一樣，需要一次一件地一次處理。每次產生的這類需要，大致同我們大腦中一次能夠處理的需要一樣多。我們擺脫這種限制的能力以及只能一次處理但仍能夠生存的能力，有賴于我們擁有能夠保證新出現的緊急問題有著更高優先權的機制（特別是情感機制）。

其次，我們需要一種能夠產生替代性選擇的機制。我們在解決問題的過程中，很大一部分精力是用于尋找更好的替代方案，或者對現有替代方案作進一步改進。

再次，對于我們賴以生存的環境，我們需要具有獲知其真實情況的能力，同時還需要具備根據有關真實情況作進一步推論的能力。這種能力有助于人們探尋替代方案并評估其可能的后果。并使得人們能夠簡化對那些與當前決策有關的環境的認識，進而進行常識性推理。

對于人類在思考和解決問題時運用的這種行為模型或有限理性，我們能夠對它說些什么呢？我們能夠說的第一點是，目前有大量的證據表明，該理論描述的正是人們進行決策和解決問題的實際方式。該理論是對現實生活中人們行為的描述。第二，該理論能夠解釋這樣的事實：各種生物，不論它們是否聰明、能否思考，也許相對于周圍異常復雜的整個世界僅僅擁有有限的計算能力，但它們仍然能夠生存，甚至興旺繁盛。

當然，行為模型描述的理性并不是最優的，它甚至不能保證我們的決策具有一致性。實際上，很容易表明，人類所做的選擇通常取決于人們提出各種替代選擇時的順序。如果A的提出先于B，那么A很可能就是可取的，或至少是令人滿意的。但如果B出現在前面，那么B和你可能就是可取的。

直覺模型：經驗與情感驅動的決策

直覺模型認為，大量的人類思維以及人們的以正確決策的原因，主要在于擁有良好的直覺或判斷力。

什么是直覺？一種常見的現象是，有時候人們會忽然想到問題的答案，從而擁有一種強烈程度各異的“啊哈！”經驗。在這一點上，國際象棋大師為我們提供了很好的數據，他們往往可以在五到十秒中就走出第一步棋，并且這第一沖動實際上有80%-90%的可能性走出了正確的一步棋。

對于國際象棋大師的出色直覺，心理學家已對此做出了很好的解釋，它并不比解釋你在上學路上短短數秒就認識一位朋友的能力深奧多少。在我們已經擁有相當經驗的任何一個領域中，我們都獲得了許多“朋友”，即我們能夠立即識別的刺激物。我們可以在大腦的某個網狀排序系統中對這些刺激物進行排序，并把它從我們可能遇到的所有其他刺激物中識別出來。

我們不僅可以通過看，而且可以通過聽（母語詞匯），來做到這一點。幾乎任何一個受過大學教育的人，都能夠分辨五萬到十萬個單詞，并記起它們的基本含義，這就是我們的單詞“朋友”。昆蟲學家能夠辨認昆蟲，植物學家能夠分辨植物，國際象棋大師能夠判斷棋局，這都是它們掌握了足夠多“朋友”的結果。

那么問題是：為了使得頭腦能夠達到世界一流創造力的水平，到底需要準備多長時間。在對國際象棋大師和作曲家、畫家、數學家的相關研究數據表明，十年是一個神奇的數字。在這些領域中，如果不能投入至少十年的密集學習和強化訓練，幾乎沒有人能夠達到世界一流水平。

人類思維的直覺模型和行為模型之間沒有矛盾，所有嚴肅認真的思考，都需要兩種模式的參與。它既包括一個類似于搜索的過程，又包括對熟悉之物的突然識別，如果沒有基于先前經驗的識別，那么在復雜空間中的搜索就會如蝸牛爬行般緩慢。直覺利用了我們在過去搜索中所獲得的知識。絕大多數的問題，既包括新奇的成分，又包含熟悉的方面，其解決有賴于直覺和搜索的合作。

直覺通常與情感密切相關，搜索通常發生在解決問題的緩慢沉悶階段，相對不容易陷入強烈的情感之中，可稱之為“冷認知”，而突然間的發現或“啊哈！”經驗，往往會喚起情感的共鳴，它是一種“熱知識”。當人們對某件事感到興奮的時候，最容易產生新的想法。

帶來“熱知識”的情感，很有可能有著幾種完全不同的作用。首先，某些情感（如快樂）屬于消費品，它在“超凡模型”中進入效用函數，但在行為模型中則理應列入我們所追求的目標之中。情感還具有特殊的重要性：在我們所處的環境中選擇出特定對象，作為我們關注的目標。

在超凡模型中，所有問題在得到解決之前都是永久性的和同時處理的。行為模型則與之不同，其核心是對問題進行選擇，且情感在該選擇過程中扮演著重要的角色。理性的行為模型把集中注意力作為選擇的主要決定因素，它并沒有把情感從人類思維中抽離出來，也沒有低估人類情感在解決問題過程中的重要性。

以上三個部分，就是赫伯特·西蒙所總結出的三種模式，或者說是兩種模式的三種表現：超凡模型，就是假設存在無限的理性，我們既可以知曉一切，又可以判斷一切，就仿佛是康德所說的上帝的“直觀”，理性無非就是因果劃線的游戲，一切都聯系著，一切也都完美的呈現著。

而另外兩種模型——行為模型和直覺模型，則是現實當中人類的有限理性的兩個表現側面，一方面我們努力的獲取足夠判斷的信息，并只考慮關鍵因素和需求之后做出讓自己的判斷；另一方面我們也遵循著直覺，讓經驗和情感引導我們用更短的時間做出更優的判斷（哪怕偶爾是錯的）。這兩個側面，引發后來的諾貝爾獎得主卡尼曼（也是西蒙的學生）所說的兩個系統（系統1是無疑是且快速的，不費腦力，沒有感覺完全處于自主控制的狀態；系統2將注意力轉移到需要費腦力的活動上來，如復雜運算）的論斷。

關于三種理性的模型，赫伯特·西蒙用一種浪漫的口吻說：“荷馬仍然活著，這是因為《伊利亞特》和《奧德賽》處理的是現代社會科學并沒有取得什么進展或有更好理解的事情。亞里士多德勉強還活著，其科學著述完全過時了，其邏輯學大多過時了；至于其認識論和形而上學是否仍值得講給現在的學生聽，我們與哲學家之間或許還需爭論一番。當然，盧克萊修的原子論則完全過時了。”

或許是到了檢視那個被現代社會無限推崇的理性的“有限性”，以及直覺和情感被忽視狀況的時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