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4歲前調查記者，報道曾獲總理批示，如今突發重病一度生命垂危

　　有時覺得看別人的朋友圈，如同看不同的人生。很多老朋友，不知不覺間換了單位、換了行業。一些在媒體時揮斥方遒的人，去企業后逐漸“三日可見”。很多人，從曬美照的姑娘，成了曬孩子的媽媽。

　　無意中，我看到了“中國經濟時報徐谷明”的微信朋友圈。意外地發現，他得了重病，他的家人正在用他的微信向外界求援——

　　看了一下“朋友資料”，我和徐谷明居然2016年12月就是微信好友了。但我們從沒聊過天，更是素未謀面。

　　搜索了一下，發現我微信里的一位輕松籌PR也發了徐谷明家人對外求助的朋友圈。問了她，了解到原來是徐谷明的中國經濟時報的同事們，好心幫他的家人聯系了輕松籌。如今，他的家人希望通過社會公開途徑募集到更多的捐款。

　　這是一位怎樣的媒體人？通過和他的家人、前同事的交流，我了解到這位44歲前財經調查記者的前半生——

　　徐谷明是1981年生人，今年44歲，江西上饒人。2001年從內蒙古大學新聞學院畢業，2004年進入中國經濟時報，從實習生到正式記者，徐谷明在中國經濟時報干了16年。

　　按照家人的說法，他是農民家庭，家庭十分困難，是靠助學貸款和業余時間做家教才讀完大學的。

　　畢業后他在中國經濟時報當記者，專職財經與社會調查方向的報道。在中國經濟時報工作的16年里，他撰寫了多篇有影響力的深度調查稿件，不少都是農村題材和基層題材，如《江西弋陽：農機補貼怪現象》、《民工閆全成的艱難討薪維權路》、《深度調查｜貴州湄潭：增人不增地，減人不減地》、《一個高考移民中介的自白》等 。

　　其中，《江西弋陽：農機補貼怪現象》（刊發于2009年4月27日）一稿據說獲得了總理的 批示。但隨著一個時代的過去，即使是這樣的新聞報道，在百度上也僅能搜索到一條鏈接，而且點擊進入之后是這樣的，新聞的“半邊臉”已經沒了——

　　中國經濟時報收入不高。徐谷明的報社同事李曉曄說，記得2005年她和徐谷明一起入職，報社的底薪才880元，而且維持了很多年。所以大家加上稿費收入，每月收入也才四五千。雖然報社提供宿舍，能保證基本生活，但想存下點積蓄，就難了。作為調查記者，理想越來越受束縛，風險大、回報低，是幾乎所有人面臨的現實困境。

　　在朋友圈，看不到徐谷明太多的情感表達，甚至連對新聞鏈接的評述都極少。十多年間，他只在2014年5月編輯過一條長文（以下為節選）——

　　“我不喜歡用文字表述內心世界，除非好友間交談。在報社呆了快十年，這兩年愈發對北漂和家境兩個詞倍加惆悵，有點累了，在北京常有些莫名惱怒——伴隨著自個白發也出奇的多了，實在看不下去了索性染黑了，一段時間又冒出來了，真想剃光頭，理發師說沒用的，記者這個行當是個錯誤選擇——光鮮的表面是欲望和現實的巨大的離間，生活真的非得這么心累。”

　　徐谷明于2020年從報社離職。但翻看他的朋友圈發現，他可能是屬于極少數離開報社后還源源不斷發前東家新聞鏈接而讓極少發其他內容的人。

　　但他漸漸淡出媒體圈。也離婚了，北京的房產給了前妻。

　　他離開北京，返鄉創業，據說是在“冷庫項目”，具體是什么，他的前同事和家人誰也說不清，只知道他投入了所有積蓄，手下數名工人，但他的侄子透露，項目沒有太大盈利，后來就擱置了。

　　徐谷明的父母說，兒子很少和家里談自己的工作生活，他們也是后來才了解兒子的個人生活和工作情況。

　　徐谷明的侄子說，他印象中，叔叔總是很忙。“每天我覺得我睡得夠晚了，可每次夜里醒來，發現他房間的燈還亮著。”

　　他的家人透露，徐谷明體檢的時候就查出了高血壓，但忽視了。結果，一天深夜，徐谷明的母親被一通電話驚醒。電話那頭傳來兒子沉重的呼吸聲，但問話不應。她感到不妙，趕往兒子家中，發現兒子倒在地上，半邊身子動彈不得，口齒不清，意識模糊。

　　徐谷明被送往醫院，診斷為腦出血，隨即進行手術，轉ICU搶救。診斷書載明：左基底節出血、繼發性腦室出血、急性呼吸衰竭、重癥肺炎、應激性潰瘍、電解質紊亂和高血壓三級（極高危）。

　　輕松籌里，他的多位中國經濟時報同事為他呼吁捐款——

　　向他的前同事們了解情況，他當時的編輯張東臣說：“谷明為人正直，抗壓能力強，不會因遇到困難或采訪對象態度惡劣而退縮。”

　　他在報社時的主管領導陳宏偉說：“他從不抱怨條件艱苦，也很少因采訪受挫而沮喪，是個有韌性的人。”

　　但他的前同事都表示，直到此次生病，才得知他后來的境遇。

　　據徐谷明的家人透露，他現在雖然有意識，但說不了話，不能下地，一直在 南昌康復醫院接受康復治療。盡管有醫保報銷，但每月仍需自費1萬元左右， 醫生表示多久能康復，康復什么程度，都不好說。

　　
徐谷明的 父母都是農民，母親今年69歲，父親今年76歲，父親還患有慢性病，常年吃藥看病。徐谷明 發病至今，全家已花費近15萬元，不僅花光了家中所有積蓄，還借了不少債。

　　很多年輕記者剛入行時，對未來都充滿了美好的想象。但其實走到后來，并不是每位新聞人，最終都能成為耀眼的星。每個人都不知道自己多年以后，是否還會有今天的笑容燦爛。

　　或許，幫人即為幫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