汶川遺囑：她在自殺之前，將9位地震遺孤交給了我｜有愛孤兒院14

大家好，我是陳拙。

如果能讓你回到2008年，你想干啥？

我以前看過一篇帖子，博主問假如讓你穿越到幾十年前，能干點啥？

有人說穿越回1983年就去深圳創業。還有人說1993年上海浦東房子980一平，放今天能翻五十多翻。如果去了2009年，屯一萬塊錢某虛擬幣，21年狂賺上百億不是夢。

我印象最深的，卻是一條穿越回08年的評論。那人大概意思是說：我要是能回2008年，5月12號那天我豁上命也要去汶川，告訴所有人得逃。

昨天就是5月12號，是那場大地震17年的紀念日。

17年，能讓一個剛出生的小孩，變成即將成年，馬上參考高考的大孩子，但17年卻抹不平大地震留在親歷者們心里的痛苦。

今天帶給你們的，是幾位親歷了地震的孩子，內心痛苦被慢慢抹平的故事。

我的朋友紀良安，她在福利院做兒童康復師十幾年。汶川地震發生后，她前往災區，接回當地收容所僅剩的八個孩子和一個地震前剛出生的孩子。

后來，孩子們慢慢長大，但大地震留在她們心里的傷口還在撕裂擴大。

紀良安決定，必須伸出雙手擁抱孩子們，直到她們長大。而這也是一個好朋友，臨終前交給她的遺愿。

2012年，我接到一通陌生的電話。

電話里的人給我念了一封遺囑，內容是委托我照料9個孩子，她們有兩個共同的身份：

她們是沒有雙親的孤兒，或者遭到遺棄的孩子，自幼生活在福利院；

她們是汶川地震的幸存者，有些眼睜睜看著同伴在地震中失去生命。

寫遺囑的那個人，要我做的，不是照顧孩子們日常起居，而是在她們“內心地震”時，將其扶穩抱緊。

對方要我照顧的是孩子震后依然沉浸在悲傷中的心。

我接受了這樣一份特殊的遺囑。從此，我開始每月給孩子們寫信，聊那些最細微的日常生活，教她們傾吐自己的感受，而不是把痛苦憋在心里。我還把9個孩子里最小的妙妙接到身邊，看著她一點點長大。

這個小女孩剛出生，就被寫遺囑的那個人，親手抱給了我認識。

當時我的內心也在經歷一場“地震”。

2008年1月，我經歷了最好朋友的死亡，一年未開口講話，被確診創傷后應激心理障礙，心理醫生為了讓我接觸正常的社會，帶我去了兒童福利院。

在福利院，醫生將我托付給一個善良、慈愛的老大姐阿慶姐，讓她多照顧我。

阿慶姐是四川一家收容所（福利院前身）的院長，到北京的福利院進修，她沒有過多關注我在福利院的動向、吃喝和日常活動。她只是像對待普通人一樣對我，但是遭遇突發情況，她都像及時雨般趕到。

福利院里有義工和來訪者，剛見面時會找我聊天，寒暄時總會問你在哪上班啊，為什么來福利院啊之類的問題。

這些問題對普通人來說再簡單不過，但是對我來說，足以引發一場“內心的地震”。

因為回憶起那一幕幕，我就緊張，心跳加快，喘不過氣。

阿慶姐總是第一時間發現我，假裝焦急地喊我過去幫忙，讓我避開這些“恐怖”的社交。

遇到格外熱情和鬧騰的孩子找我玩，我緊張、不適，阿慶姐也用糖果把他們引走。

她從心理醫生那里了解我的過去，但沒有和我聊過，也沒有說過“一切會好的”“你要如何如何”，只是用一個個巧妙的方法，幫我解決問題。

那時候我還不知道，阿慶姐為什么這樣懂我。

一個月后，阿慶姐回四川了，我都沒來得及和她說一聲謝謝。

沒想到，四個月后我又見到阿慶姐。

當時發生了汶川大地震，阿慶姐所在的縣城受災極其嚴重，收容所42個孩子，幸存的僅8人，她自己也受了重傷。

當地并沒有救治資源和能力，阿慶姐聯系了我們福利院。希望我們接收幸存的幾個孩子，除了日常的照顧，還希望看看心理上是否出現了創傷。

阿慶姐點名要我去。

當時我來到福利院僅4個月，自己的心理都還有嚴重問題，更不是全職工作人員，是不適合此次任務的。但是阿慶姐堅持要我去，她說：“她受過傷，她懂得這些孩子的傷。”

后來阿慶姐和我說，當時地震時她應該就已經骨折了，無法動彈，是四五個小時后才被救出去。

“身上的疼痛都在我可以忍受的范圍內，但是看一屋子沒有反應的孩子，我一個個喊著他們的名字，想給他們力量讓他們堅持下去。我的心臟疼到無法呼吸。”

收容所有兩層，一層的孩子都死了，幸存者都是當時在二樓的孩子。

而她自己深受重傷，房屋已完全倒塌。短期之內孩子都無法回到她身邊，擁有一個穩定的住所。

她想，這些幸存的孩子們需要治療兄弟姐妹死在自己身邊帶來的創傷。在她以外，還需要有個擁有類似創傷修復經驗的人，來一起陪著孩子們走完這段路。而在她認為這個人只能是我，所以堅持要我來。

院長聽了很能理解，帶上了我，但并沒有把我算作工作人員的名額里，讓我照顧好自己就行。

當年的我，已經1年多沒有出過門，沒有與外界交流過。我深知不能繼續下去，但也無能為力。那時有很強烈的挫敗感，當阿慶姐提出要我去災區，我突然覺得，自己也有些價值了。

很奇怪，在那個巨大的災難面前，我內心的創傷正在變小，我擁有了一個向前的目標。

我踏上了這段旅程。

地震后二十多天，我們抵達阿慶姐的災區。在安置房里找到幸存，但重傷的孩子們。阿慶姐的后背扎進去大量玻璃，需要緊急處理，最后被送往前方醫療隊。

我們就幫忙照顧這些孩子，給她們換藥，拿食物。

三天后，阿慶姐回來了，拄著拐杖。孩子們看到她，撲上去大哭。

阿慶姐抱著孩子們哭了很久說：“事情已經發生，我們就得按發生了以后的樣子去活，不要去追究公平不公平，為什么會是這樣。就是這樣，生活就是這樣，那就這樣去過，好不好？”

孩子們邊哭邊點點頭，被迫接受命運。

阿慶姐看到我，還是非常高興，跟我說：“那邊有一個小嬰兒，地震時應該才出生幾天，一直哭一直哭，地震時到現在就沒有停過，沒辦法喂奶只能打營養液，你去看看？”

我一路攙扶著她，她說：“這些特殊的娃娃需要的不是專業技能，是和他們一樣的人。我第一次見你，就知道你是天生做這個工作的料，你是和他們一樣的人，你去看看她，說不定會和別人不一樣。”

這個女孩就是齊妙妙。

當時有個人一直試圖給她喂奶，奶瓶放在嘴邊，她就哭。后來，我們找到村里的產婆，她說這孩子地震當天12:50出生，家人全部遇難。

阿慶姐把孩子抱給我，我接過去，站著搖了搖，大概半分鐘，她突然不哭了。阿慶姐和身邊的人都覺得很神奇，就試圖喂喂奶看看，她遞給我奶瓶，我小心翼翼地塞到她嘴里，她竟然喝了起來。

阿慶姐給她取名，妙妙，讓我把她也帶回北京。

三天后，我們坐上飛往北京的專機。機艙里都是傷員。我聽到呻吟與哭泣聲，懷里的嬰兒卻格外安靜。

妙妙剛出生那年

回到北京后，9個孩子送往醫院。醫生給妙妙做體檢，很奇怪，她沒有任何外傷，不知父母是怎樣在地震中保護她的。

大概一年后，孩子們要返回原籍。9個孩子里有一個女孩被迫截肢，其他基本痊愈。我掛念著妙妙，因為她太小了，住在福利院二樓，那里都是疾病嚴重或比較小的嬰兒，平時我基本見不到。

阿慶姐打來電話說，不想讓孩子們回四川，不想讓他們回憶起地震那一幕。

她聯系了云南和貴州的福利院接收9個孩子。因為從方言、飲食習慣來說，比起北方，云貴川相差不大，他們更容易適應。于是6個孩子送到貴州，妙妙和另外2個送到云南。

2012年，我到云南玉溪出差，順便去看云南的三個孩子。

那時我已經戰勝心理創傷，生活也平穩下來。走進福利院時，看見2歲半的妙妙在一輛學步車里歡快地狂奔著，看到我，倒回來，笑著。我蹲下來問：”你記得我嗎？”

她一直笑著，小手摸了摸我的臉，“你叫什么名字呀？”

我說：“你想叫我什么呀？”

她突然哈哈大笑說：“你叫蔥頭呀！”

我有點驚訝。因為我的小名就叫蔥頭。除了家人，沒有人知道，這也太巧合了。

紀良安和妙妙小時候

再過了三年，我移居云南，所在的福利院孩子數量少，主管部門讓我們接收本省其他福利院的孩子。我想起妙妙，和院長提出接她過來，院長同意了。

這時候的妙妙已經7歲，我到縣城的福利院接她時，她激動地招手，沖我喊：

“大蔥頭，你來了！”

當時我背上都冒冷汗了。這些年我們沒有聯絡，她2歲多那次，我只待了兩天，怎么能記得這么清楚呢？

后來我測試過其他2歲多的孩子，過一個月就忘得一干二凈，我也問過福利院的阿姨和老師，他們都不清楚這回事，這實在難以解釋。

這種怪事，如果說我還能和誰聊聊，那就只有阿慶姐了。

可是，她已經不在人間了。

2012年2月，我突然接到阿慶姐的電話，一個陌生的聲音說：“她走了。”

我沒反應過來，問：“她去哪了？”

對方說：“她自殺了。你要不要帶之前她的孩子來參加葬禮？”

我腦子一團懵，她怎么會自殺呢？一周前，我們才剛剛見過面。她來福利院看我，還說她要考察10個福利院，學習學習，準備新建一個福利院。

那天，她完全沒有說任何有隱晦和指向性的話，都是在問我，現在的孩子都有什么病？能不能治好等等。她很匆忙，待了一個多小時就走了，說還要去其他福利院。

沒想到那就是最后一面。

阿慶姐留下一封遺書，里邊有我的聯系方式，鄰居大姐看了，所以打電話給我。

記得2010年，我回汶川參加馬拉松。那是我和阿慶姐第一次深談，聊了一整夜。

阿慶姐以前有個自己的孩子，8歲時肝硬化去世了，她無法釋懷沒有救下自己孩子這件事。

后來，她把父母留下來的老房整改，再將隔壁的房子買下來擴充。從此她家就成了收容所。

她收容的孩子，大多都是因為重男輕女被遺棄，或常年在村里撿垃圾沒人管的留守兒童。她把孩子們從街上撿回家，哪個生病了需要特殊照顧，就一起睡。

我們那夜的談話都是關于福利院、孤兒的未來。

得知阿慶姐去世的消息，幸存的孩子之一，已經15歲的阿芒哭著說：

“阿慶媽是世界上最好的人，我親媽拋棄了我和我爸，嫁到城里了，我爸天天賭博酗酒不管我。阿慶媽把我撿回來的時候，我已經在外面流浪十幾天沒有吃過一口熱飯了，她撿回我的時候我臟兮兮的，她都不嫌棄，給我洗干凈，每天抱著我睡覺。我還想著我以后掙了錢要買大房子，把妹妹和阿慶媽都接過來，我們就可以像小時候一樣，生活在一起了。”

最讓我印象深刻的是，這個收容所里甚至沒有阿慶姐自己的房間。

她全身心灌注在收容所。當地震帶走大多數孩子，她人生也付之一炬，堅持了4年的她還是選擇了離開。

那天，我帶著三個比較大的孩子，去葬禮上送別阿慶姐。

可是在現場，很多人低聲說：“怎么這么想不開，都多少年了，該想開了”“政府給了這么多幫扶，現在日子越來越好了，怎么就……”“當年那么慘都過來了，現在越來越好了，真不應該……”

我帶著的三個女孩默默流淚，擦著阿慶媽媽的遺像，整理靈堂的香灰。

阿芒和兩個妹妹說：“阿慶媽肯定努力過了，她想翻篇，可是死了三十多個弟弟妹妹，太難了。她沒有錯，他們不應該這樣說她。”

兩個妹妹拼命點點頭：“阿慶媽做的所有事一定有她的理由，她肯定是累了。”

阿慶姐要推進去火化時，我讓三個女孩最后看一眼媽媽，大姐和妹妹說：“我們不要哭，要讓媽媽知道我們一定會好好生活下去。”

妹妹們重重地點頭，9歲的妹妹說：“媽媽，這么多年照顧這么多孩子，您太累了，您現在好好睡吧，去那邊就可以見到弟弟妹妹了，說不定他們會成為你的媽媽呢。”

我很欣慰，三個孩子懂得尊重別人的傷口。

我到現在都不知道，阿慶姐在親生孩子離世，收養的孩子又死去那4年，每一天的生活是什么樣的。但我大概能猜到，應該是很痛很痛。

阿慶姐的那封遺書，寫得更像是給那9個孩子寫的信，上面跟孩子們說：“如果長大后有解決不了的問題，和需要媽媽幫助的地方，就去找紀良安，她絕對是這個世界上最懂孤兒的人。”

除此外，她還專門交代：不要回到家鄉生活，會回憶起那慘烈的瞬間。

現在阿慶姐走了，輪到我來照顧這些孩子。

我也覺得，不再回到四川是最好的。她們不回去，那些傷痛就會慢慢地隨著記憶淡忘而遠離。

只是過了很久，我都能感受到，那場地震在孩子們內心的世界從來沒有結束。

我最先發現仍然活在地震中的，是身邊的齊妙妙。

云南經常地震，基本每年都有幾次，都不大，三四級。每次地震，妙妙都下意識地趴在地上，抱住腦袋，而我會立刻過去抱住她。即使我不在福利院，也給她打電話，讓她到家里住。

以前在縣城里的福利院，就連一個擁抱她也沒有，只能蜷縮在一個破紙箱子里，掰著手指數1、2、3、4、5……數到10還沒有倒塌，她就鉆出來。

妙妙在紙箱里倒計時

有一回地震，妙妙也是這個反應，我剛抱住她，福利院一位阿姨說了風涼話：“這有什么呀？這點震級又不會死人，瞧你那么夸張。”

我想制止阿姨，她嘴快，已經一溜煙說出來。

那次，妙妙哭得特別嚴重，我以為她是害怕，后來她告訴我不是。

一來是阿姨的風涼話讓她特別生氣，后來作為報復，她往人家的飯里撒了好幾把鹽。

二來是我的擁抱讓她想起了媽媽。

妙妙沒有親生母親的照片，也沒有任何遺留下的物件。13歲那年，院長去四川出差，妙妙央求院長帶她回去，問遍村里所有人，都沒有和她媽媽的合影。

妙妙說，她對媽媽的唯一印象就是地震的瞬間，媽媽抱住她。

但是她那時只是個嬰兒，我并不覺得她有什么印象和記憶，或許只是對親生媽媽的幻想。

福利院的孩子都渴望有自己的媽媽。妙妙從阿姨那里得知，地震時她身上沒有外傷，自然也就覺得，這是因為媽媽在地震時抱著她，保護她的結果。

直到要寫這一篇故事時，她才告訴我。我第一次抱著她時，她非常小聲地、輕柔地喊了一聲“媽媽”，我沒有聽到。她說那一刻，她腦子是懵的，好像忘記自己在哪兒，剛才在做什么，以為媽媽回來了。

“地震時用身體保護她”，這就是妙妙腦海里對媽媽的感覺。

也是從那一天開始，在她心里，她和我的關系發生了質變。“當所有人都覺得這些小地震習以為常，只有你在意地震這件事在我心里留下的印記，那是只有媽媽才會有的本能。如果我媽媽還活著，她肯定會和你一樣。”

她平常和我嘻嘻哈哈，直到現在，還每天喊我蔥頭，唯獨那一刻，顯得脆弱而無助。

自那以后，妙妙經常來我家住，晚上和我睡一床被子，尤其是讀中學以后，福利院基本不管。

有一次，她拽拽我，問：“你睡著了嗎？”

我其實沒睡著，我想一會兒嚇她一大跳，就裝睡。

她趴起來在黑暗中看了看我，問我，你睡著了嗎？

我還是沒有回答。

當我準備嚇唬她時，她突然抱住我，一個勁地喊我“媽媽，媽媽”，還把手放在我的胸口。

我突然想，也許以前她也有過同樣的行為，只是我真的都睡著了。可能她太想媽媽了吧，想在我睡著以后，偷偷體會抱著媽媽的感覺。

后來，她經常在夜里偷偷喊我“媽媽”。那時我不懂，她為什么不愿意直接說出來。

直到她讀初一時，我成為她學校的家長聯絡人，第一次以家長的身份去學校參加家長會，她和我商量，能不能不要告訴同學她的真實身世“就讓別人覺得你是我媽媽，好嗎？”

我說，可以啊，其實我可以成為你媽媽的。

她說：“不要。當媽媽要承擔很多責任，我不想讓你再做媽媽，我也不想你結婚，我想你自由的想干嘛干嘛，去做所有你最想做的事，一丁點都不要再為別人著想了，你的人生為別人做的已經太多了，我要你完完全全為自己隨心所欲。”

那一刻，我突然想起了阿慶姐。

妙妙和阿慶姐沒有什么接觸，但是幸存的孩子有群聊。她從哥哥姐姐那里，得知過這位媽媽全身心灌注在收容所的故事。

我想，妙妙肯定是想有一個媽媽的，但她這樣做，就是想讓我有一個“自己的房間”。

于是，繼妙妙的親生媽媽、阿慶姐以后，我成為她的第三個媽媽，或許只有半個吧。白天她喊我大蔥頭，夜里再喊我媽媽。

這半個媽媽沒當多久，妙妙就把我拉黑了。

妙妙拉黑我，是因為我沒有按照她的要求責罵她。

初二那年期末，她突然給我一張紙，上面寫滿斥責的話。

“你是豬腦子啊？這都不會？考這點分？以后我就不來家長會了，我丟不起這人……”

她要我下次開家長會時，照著這些話罵她，囑咐我：“必須要在教室里喔！”

我感到莫名其妙，隨便應和著她，沒有放在心上。

四五天后，我去參加放假前的家長會，發下考卷時，我都驚呆了。妙妙的成績一直很好，英語成績平常都考107、108分左右，這次考了56分。

我的第一反應是，福利院里發生了什么，晚上得和她好好聊聊。可是家長會期間，妙妙一直用胳膊擠我，給我使眼色，我不明白是什么意思，散會時說：“一次沒考好沒事，我們回去研究一下原因。行了，收拾書包，我帶你去吃披薩。”

她氣呼呼地扭過頭，把東西劃拉到書包里，飛速地跑出去。我跟著出去，她甩開我的手，生氣地沖我吼：“不是說好了，你按照那張紙上罵我的嗎？”

我也一臉委屈，“罵你干嘛呀？不是說了回去我們找找原因。”

她生氣地大步往前走，走了幾步，扭頭回來沖我喊：“我不喜歡你了！我再也不去你家了！不和你好了！”

我看著她飛速地上了公交車，后來福利院阿姨說她那天沒吃飯，一個人反鎖著房門。

第二天我去福利院看她，她也不理我。往后一個多月，都不跟我講話，我想找她聊聊，打電話給她，發現永遠都在占線，敢情把我拉黑了，微信也把我給刪了。

這件事讓我摸不著頭腦，于是我找了幾個有青春期孩子的朋友聊天。一個朋友和我說，有段時間她覺得自己管女兒太嚴格，想放松管教，女兒戰戰兢兢問她，是不是不愛她了。

可能對于她來說打是親罵是愛，相敬如賓，是不在意的一種表現。

我想，可能妙妙長大了，需要更多的關注。訓斥，就是她覺得被關注的一種方式。

后來妙妙在籃球場用籃球砸了一個男生，班主任給我打電話，要我去學校。

我心想，這簡直天賜良機。趕緊到學校，見她在老師辦公室門口站著，我摘下帽子敲敲她的腦袋，“你是不是故意的？幾歲了？怎么這么幼稚？有問題好好溝通，砸壞你要坐牢的，就這點境界？”

我把能罵的詞都用上了，她低著頭偷笑，高興極了，終于如愿以償了。

解決了學校的事，吃飯時我問，為什么要我在學校罵她。

這孩子上一秒還眉飛色舞，下一秒就哭著說：“沒有人真的在乎我，他們（指福利院的工作人員和阿姨）都把我當工作，只有你真的在乎一個人才會生氣，他們都不會因為我生氣。”

在福利院，大部分人都很包容她。因為在工作培訓中，上級倡導和顏悅色，要耐心講道理，不能暴躁，從來沒有人和她吵架，也沒有人訓她，她覺得沒有人在乎她。

她和我說，有一次見到前座的同學發燒了，她媽媽來參加家長會，一開始很關心女兒，摸著她的頭。但考卷發下來，女孩考得不好，媽媽立刻變臉，拎起她的馬尾辮就批斗。

妙妙在后面看著偷樂，覺得這才是親人該有的樣子。

我說：“我很在乎你啊，但也不必以訓你的這種方式吧。”

她靠近我，拉著我的胳膊，跟我撒嬌：“我知道，你當然是關心在乎我的，可是我就是想體驗一下。”

自那以后，妙妙就經常故意和我吵架，也并非是真的生氣，她就是喜歡那種感覺。

我覺得這是對親密體驗的渴望，更是某種安全感的缺失。

而我能做的，就是和她吵，用行動向她證明，我在乎她。

有一次我答應國慶假期都陪她，但是臨近國慶，我有一個需要臨終關懷的服務對象突然惡化，我需要全天在醫院守著。妙妙說：“你怎么這樣？你答應我的，你說話不算話，我以后再也不相信你了。”

她說完就去衛生間關起門，我感覺得她不是生氣，是進去笑場。

于是我隔著衛生間門喊：“我的工作性質你又不是不知道？你能和病人說，你等假期結束再死，死神又不知道什么是工作日，什么是假期，它還能專挑你上班的時候下手啊。”

衛生間里傳出一陣偷笑聲。

她知道自己是沒有真正意義上的“媽媽”，但是，她面對了這個事實，還獲得了成為女兒的體驗。

每個月都有一天，我要和妙妙進行一場黑暗中的對話，就像兩個成年人分享彼此的秘密。可以肆無忌憚，天馬行空，想說什么就說什么。

黑暗中的對話，在我家的小酒館里。大概有兩平米，是我拆掉一堵墻搭起的。里面有復古桌椅，燈光、我從世界各地淘的酒杯，還有一臺我淘來的民國老電話。

每次黑暗中對話，我就把桌子搬出來，放兩個椅子背靠背，關掉燈，打開天窗，讓月光灑進來，誰說，誰就拿起那臺老電話，它象征著時空機，對它的傾訴，都不影響現實世界。

紀良安家里的酒吧

或許正是因為有這樣一個房間，妙妙能把生活里的不快，還有心里脆弱的東西都講出來，這孩子一直都挺開朗的。

不管是地震的時候抱住她、配合她吵架，還是搭建這樣一個房間，其實都是我想的辦法，是為了讓地震給她的壞影響降到最低。可是有些影響，似乎已經融進妙妙的性格里，我無能為力，也說不上是好是壞。

妙妙自幼就不習慣依靠別人，她覺得自力更生是最踏實的生活，從很小的時候起，她就開始偷偷地攢錢。我每年過生日，她都送我禮物。兩年前，我說，你不要亂花錢，你要攢著上大學的時候用，她說：“我有錢！”

我笑話她，“你能有多少錢？”

她說，“我有4萬塊呢。”我很意外，你哪來的這么多錢？

她那一副做了壞事的樣子，告訴我，福利院每月給她800塊零花錢，她存著，逢年過節發的壓歲錢、紅包她都攢著。

每年寒暑假學校都有補習班，但不是強制的，自愿參加，她就和院長說是必須參加，問院長要了錢，她也不去，攢著錢，假期每天來我家寫作業，上網課。

她每年過生日，領導都會送她禮物，坐姿矯正器、單詞機、錯題打印機。領導知道她愛跑步送她拉伸筋膜槍，她統統都上二手平臺賣掉，高中時送了她一個手機，她已經用上我給的閑置機，就把新手機賣了，錢都存著。

福利院里的孩子多數都會討好大人，會展現出小聰明。扮演乖巧。這樣的孩子如果沒有被收養，在即將成人時，多數都能得到些資源，比如去福利院資助者的企業工作，比如通過來訪的明星，得到一些便利。

甚至就連我跟她說，我給她付大學的學費，她都堅決不要。

妙妙給紀良安買的帽子，做生日禮物

有一回黑暗中的對話，我問出這個問題。

結果她說：“地震的時候，人是沒有依托的，地動山搖，你無法掌控一切，人只有腳踩在地上，是安全的，是可以靠自己掌控的。地震時，這片墻砸下來的位置偏了一點點，我就活下來了，再偏一點點，我就死了。別人給的寄托，就像是地震時那墻掉下來。

“我不想聽天由命，我想要的，我都可以靠自己的努力得到。”

那你想要什么呢？我問她。

她說，我要的很簡單啊，我學習成績足夠好，我就可以自由選擇去哪個學校，上了好的大學我就可以回四川當消防員，我8歲開始就背磚頭跑步，我只要體能成績足夠好，我就可以如愿當上消防員，我只要不喊你媽媽，你就可以又愛我又愛自己，不必為別人承擔責任，這些都是別人給不了我的。

妙妙的愿望，就是要當消防員？還要回四川？

她說，自己也忘記這個念頭是哪來的了，只記得4歲的時候，一對法國夫婦想要收養她，她特意找了一件臟兮兮的衣服，抱著一個臟兮兮的娃娃，把自己搞得邋里邋遢，不想被收養。

老師問她為什么，她說：“我有爸爸媽媽，只是他們死了而已。”

然后她說：“我要回四川當消防員的，我不能去國外，要是她是四川人那就可以。”

8歲那年，福利院隔壁倉庫起火了。她放學回來的時候，救火工作已經接近尾聲，她就跑過去問人家，“叔叔，我怎么才能當消防員？”

叔叔看一個小孩，以為她開玩笑，就說：“這里不能玩，你趕緊回家去，我們還有下一個任務。”

她不肯罷休，追在消防車后面跑，消防員大概是怕她出事，就停了下來，問她什么事？

她又問人家：“怎么當消防員？我要當消防員！”

自那以后，她就認真地做準備。初中時，她就清楚要考安全工程這個專業，前些天還告訴我說，自己理想的學校是北京科技大學和北京理工大學。

我聽完她的想法，沒有阻攔。即使阿慶姐在遺書里第一條提到，希望這些孩子永遠不要回到家鄉，因為地震帶給親歷者太深入骨髓的痛，她希望孩子們可以重新開始新的生活。

但妙妙是個自己有主見的小孩，有主見到沒有媽媽，也會創造一個媽媽給自己；害怕地震，但仍然向往成為第一線的消防員。那時她選擇的生活目標，我攔不住的，而且還有點敬佩。

然而并非每一個幸存的孩子，都能像妙妙這樣憧憬未來。

有的孩子，依然被困在地震的裂縫里，從來沒有掙脫出來過。

阿慶姐委托我的9個孩子里，一個因病去世，其他8個包括妙妙，他們的衣食住行都有福利院或者寄養家庭照料，我唯一擔心的，就是他們的心理創傷。

于是我就像這些孩子的知心姐姐，經常和他們聊天，比如在學校發生什么事，哪個老師不好，暗戀哪個同學，福利院里有什么新鮮事，他們都能和我聊起來，我也偷偷叮囑孩子里的大姐，如果知道哪個弟弟妹妹有什么心理陰影，就悄悄告訴我。

8個孩子里，唯一一個因重傷后被胳膊截肢的孩子，叫安然。

有一天大姐告訴我，安然寄養家庭的鄰居家著火了，她反應很激烈，好幾天沒有出門，不吃不喝，每天把頭蒙在被子里，“我問她什么，她都不說，我也不知道怎么了，是不是地震后遺癥。”

于是，我出差的時候繞道去看她們。我把安然帶進臨時租的房子，讓她戴著眼罩進來，坐在地上，找了兩張汶川地震時的照片放大靠墻放著。

我說，你現在回到2008年5月12日。

我剛說這一句，她就開始抖，我給她披上一件衣服，摟著她，她好了很多。

我問她，“地震發生的時候你在做什么？”

她哭得很大聲。我抱住她說沒事，如果你不想說就不說。她狠狠地搖頭，下意識地抓住我的胳膊，“我想說，我很多次都想找人說說，可我也不知道和誰說，別人都無法理解，我好幾次想和你說，可是，你要照顧那么多孩子，這也不是什么大事，我也不想給你添麻煩。”

我摟著她，“好！那今天你就說。地震時，下午兩點多，你在做什么？”

“妹妹剛起床，我給她穿好了衣服，正在疊被子，準備上學。阿慶媽就在隔壁，她一直在催我，要我快一點，然后突然……”她顫抖了一下。

我問，“你當時知道是地震嗎？”

她說不知道，我說：“你當時心里想什么。”

她哭得很兇猛，雙手緊緊抱著自己的肩膀，哭著說：

“我想去找妹妹，她就在離我一米處的兒童床，我想過去把她拽到我這邊，就算死也抱著她一起死，可是，我看到她的小手，我就是夠不著，我一直喊她丫丫，丫丫，你聽得到姐姐嗎，她沒有聲音，也沒有哭，我喊了她好久，她沒有任何反應。”

丫丫當時2歲，安然7歲，小妹妹很喜歡跟在姐姐后面，安然就和阿慶姐說要把妹妹抱到自己的房間，和她一起睡，安然每天哄她睡覺，喂她吃飯，給她穿衣服，她去上學前把妹妹的被子疊好，穿好衣服，給她兜里揣一些小零食，囑咐她要乖，姐姐放學回來帶你玩。

安然簡直把丫丫當作自己的孩子照顧。

我頓時明白了，她是為自己沒能救下丫丫感到內疚。

安然說從沒有和別人講過這件事，每次有類似的情景，她就會回憶起丫丫。

我打開她的眼罩，已經哭得不行，我讓她回頭看后面的畫，她就抱著那個畫，喊著妹妹的名字，問她，“你有沒有怪姐姐沒有救你？我也不知道怎么救你？你最后一刻會不會恨我？”

她嘴里一直說著這幾句，“她還那么小，她一定害怕極了，可我都沒有去抱著她。”

她轉頭問我，“她會不會怪我？”

我說：“她在生命的最后聽到你喊她，一直在救她，不會怪你的。你當年也是一個孩子，地震誰也沒有辦法。”

她抱著畫一直說對不起，又抱著我哭了一會兒，哭過之后，整個身體松弛了很多。

她過去從沒和人說過這些。

自從離開北京，她輾轉換過3個寄養家庭，和養父母感情都不深。有好幾次她表現出緊張和恐懼的情緒，養父母都問她，你怎么了，你怎么了？即使情緒過去，還是追問，你當時怎么了。

養父母沒有辦法聯想到，這是地震的創傷。安然不怪養父母，她知道不是所有人都有這種體驗。

有一年512，我帶這些孩子旅游，新聞里講地震緬懷，說得很官方，安然不想看，特意躲在別的地方。我過去找她，她說，我不愛聽他們瞎白話，什么積極樂觀的生活，不是這樣子的。

她覺得在這種“樂觀”的大環境下，沒有人能真正理解她的內心。

自那以后，我就成為安然的筆友，每個月都跟她寫信。

信的內容不是地震，也不是那些心理創傷，都是雞毛蒜皮的生活碎片。

比如有一封信里，我就說家附近來了一只松鼠筑巢特別可愛，我就納悶，為什么同樣是大尾巴鼠，松鼠大家就那么喜歡，老鼠就得趕盡殺絕呢？

其實信里寫什么根本不重要。

重要的是，我想讓安然學會，怎樣表達自己的感受，讓內心的脆弱和無助，釋放在陽光下。起初她給我的回信，都是很籠統的，比如最近挺好，學校挺好，家里挺好，后來慢慢地，開始有了細節。

每一封空白的信紙，其實都是一個釋放自我的房間。

記得這樣寫信有兩三年吧，有一封她的信，開頭是整整兩行“嘿嘿嘿嘿嘿……”

我還納悶這是什么喜事？結果她寫道：“我我昨天說臟話了，說臟話真的是太爽了，從來不知道說臟話這么爽，簡直是世界上最最爽的事情啊……”后面連著半頁，都是講她為什么說臟話的前因后果。

那一刻，我感覺安然仿佛慢慢邁出了第一步，接下來每一天，都能離當初地震帶來的陰影遠一點。

8個孩子每年都會進行一次旅行聚會，分享彼此的生活。有一年，我帶著這些孩子們去瀘沽湖旅行，提議聊聊當年地震的事，刻意喊安然，“你有沒有想和姐妹們分享的事情呀？”

她點點頭，講了丫丫妹妹的事情。

大家都哭了，這時候妙妙從后面摟著她的脖子，親了她一口，說：“姐，說你太偉大了，你真了不起，我媽媽也是那樣，盡她努力救我了，你當時七歲就有媽媽的天性了。”

如今這些孩子都已經開始了自己的生活，包括安然和妙妙，一半的人都回過家鄉四川。

我有時也叩問自己：阿慶姐如果知道我違背了她的遺愿，讓那些孩子永遠不要回到家鄉，她會怪我嗎？

其實當年的我，也覺得這樣是最好的，以為他們不回去，傷痛就會慢慢地遠離。

然而地震發生17年之后，我想這8個孩子，找到了更適合自己的生存方式：真正的強大是站在光亮里，還擁有回頭去看昏暗來路的力氣。這些孩子都讓那些記憶，和自己共存了下去。

如果可以回到最初，我也想見見當年失去親生孩子的阿慶姐，和她一起面對那段時光，不假裝無事發生。

當年，阿慶姐在遺書里，將這些孩子委托給我，她這樣說：

“他們都遭受過被親生父母遺棄或忽視，又看著自己的弟弟妹妹瞬間死在自己面前，被迫離開家鄉，現在還要面對我的離去，她們的創傷一定是很深的。

“如果說這個世界上有人可以懂她們，那這個人只可能是你，我把她們托付給你，她們要重新理解這個破碎的世界，地震摧毀一切，也摧毀她們的心靈，她們長大以后勢必要重建內心的堡壘，也只有你能夠輔佐她們完成她們自己的功課，我在天上將我所有的祝福都給予你和孩子們，一切都好。”

距離阿慶姐將孩子們托付給我，已經13年了，孩子們都長大了，我也可以“交卷”了。

今年，他們在阿慶姐忌日的時候組隊來看我，其中一個孩子悅悅，躺在我腿上說，“我想回四川了，我對地震已經從仇視變成敬畏了”，當她說出這樣的話，我就知道又一個孩子在慢慢離開陰影了。

持續了17年的“工作”，我可以完工，寫工作總結了。

今年5月，我本來打算陪著妙妙，在她生日那天重返她的故鄉，我也想去看看阿慶姐，看看當年她照顧孩子們的地方，結果因為別的事耽擱了，于是我給阿慶姐寫了一封信。

阿慶姐，現在是2025年5月12日，地震發生17年了，妙妙也17歲了，那個當年出生不停哭著，但我一抱就不哭了的神奇小孩，她8歲那年被我接到我們福利院，她的愛好就是和我吵架，每天喊我大蔥頭，煩死了，但她學習很好，很快就能當上消防員。

阿芒去年生了寶寶，她取名為“憶慶”，她說你是她唯一的媽媽，你教給她的所有事情她都記得，她也活成了另一個你，她現在在云南生活，是兒科護士，丈夫是疾控中心的。

她說等孩子大一些就帶他回四川，雖然您說過希望他們永遠不要回去，但是阿芒說真正的釋懷是傷口已經不會傷害到你，地震于她已經是財富，而不是創傷了。

悅悅已經大二了，在廈門大學讀社會學，我好幾年沒見到她了，她每年寒暑假都在公益機構實習，她以后也要成為和您一樣的社會工作者。

安然今年要大學畢業了，她要當空姐，她說只要每天在飛機上，在更高的地方，就有機會再見到您。

而我呢，今年結束了所有的工作，準備去北大讀歷史系研究生，要想解決今天的社會問題，需要從原點去探究，歷史是一種規律和社會變革的本質，我想我去搞明白本質，才能更好的解決今天的社會問題。

我們都很好，一如你希望的樣子。

讀完這個故事，我問紀良安，要是我身邊有受心理創傷的朋友，和他相處該注意點什么呢？

紀良安告訴我，怎么自然怎么來，就像對待普通朋友一樣，如果想讓他和你傾訴，可以盡量少講一些“我理解你”之類的話。

她說不管自己，還是阿慶姐、文中的孩子們，以及她經歷過的，大多數有傷痛的人，都挺抵觸別人跟他們說這句話。

因為他們經歷過巨大的傷痛，一句“我理解你”，好像就顯得這些傷痛特別輕描淡寫。

最關鍵的是，這句話其實阻斷了更多的傾訴，似乎理解了，也就沒必要談了。

這個故事里，我們見到了不同的人，是怎樣處理痛苦的，有的人選擇傾訴，有的人選擇轉移注意力，有的人逼迫自己和痛苦面對面。

我沒有經歷過那樣的心理創傷，不敢說哪樣好，哪樣不好，只是通過這個故事，給大家呈現出更多的選擇。

（文中部分人物、地點系化名）

編輯：迪恩 小旋風

插畫：魚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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