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朗普不會那么輕易得手

作者：凱文·科普（Kevin Cope）、米拉·維斯蒂格（Mila Versteeg）

（注：此文原載于美國《大西洋》雜志網站2025年5月26日）

特朗普第二任總統任期的上半年尚未結束，美國民主制度受到侵蝕的跡象已然清晰可見。特朗普已采取行動鞏固權力，清除被認為不忠誠的公務員，指示聯邦官員藐視不利的法院裁決，并命令司法部調查政治對手。這些舉動令許多美國人感到震驚，他們認為美國的民主從根本上正處于危險之中。

遺憾的是，他們的擔憂并非毫無根據。即使是歷史悠久的民主制度也可能被摧毀——有時是由一位公平選舉產生的領導人摧毀的。然而，我們仍有理由抱有希望；美國的民主制度比許多人擔心的更有韌性。與那些民主制度近期瓦解的國家不同，美國至少展現出六個特殊特征，使其免受特朗普領導的攻擊：強大的維權團體網絡、強大而獨立的司法體系、使行政偏好難以根深蒂固的憲法體系、多元化且自由的私營媒體、聯邦政府體制，以及獨特的言論保護法律傳統。這些特征在平時或許會有強有弱，但在民主受到威脅時，它們卻能帶來明顯的優勢。在波蘭、巴西、印度這樣的國家，如果一個類似特朗普這樣的人物試圖清除不忠誠者、藐視法庭，或利用政府懲罰競爭對手，這些國家的民眾抵抗力量就不會像美國那樣強勁而有力。

首先，美國維護公共利益的團體網絡比民主衰落的國家規模更大，韌性更強。在世界各地，許多政府對某些外國資助或所謂的“極端主義”團體實施全面禁令，并對其他組織施以繁瑣的注冊規則。在強大的民主國家，其中一些要求可能只是些小麻煩。但當一位潛在的獨裁者上任時，他的權力就預裝了他所需的官僚工具，以壓制批評者。

相比之下，美國公民社會的力量源遠流長。法國哲學家亞歷克西斯·德·托克維爾曾驚嘆于19世紀初美國對公民活動的熱愛，稱結社自由是對抗暴政的“必要保障”。這一傳統至今依然延續：美國以其高公民參與率和密集的非營利組織網絡而著稱。“美國公民自由聯盟”、“民主前進組織”和“法治共和黨”只是目前在法庭和公眾輿論中挑戰政府的幾個突出例子。部分得益于最高法院至少可追溯到1886年的一系列案件，以及最高法院最近在“聯合公民訴聯邦選舉委員會案”和“伯韋爾訴霍比羅比商店案”中頗具爭議的判決，這些組織如同營利性公司一樣，享有強大的言論和結社權利。

當這些團體或其他當事人起訴政府時，美國法院擁有特殊的正式權力來審查總統的議程。其他一些國家的法院缺乏像“馬伯里訴麥迪遜案”那樣的權力，無法最終推翻立法機關或行政機關的違憲行為。即使在存在這種權力的地方，歐洲和拉丁美洲大部分地區的司法審查通常也集中在一個憲法法院。因此，有抱負的獨裁者只需控制一個法院，就能有效地消除司法限制。在某些情況下，他們會通過調整年齡限制或增設席位來迅速改變法院的組成。法院有時會抵制，例如波蘭憲法法院在2015年和2016年推翻了右翼民粹主義政黨為限制法院權力而頒布的措施。但隨著法院法官九年任期的結束，他們被黨內忠誠者取代，這些忠誠者隨后批準了總統的改革。在全球范圍內，這種情況并不少見。此外，由于大多數法官的任期是固定的，而不是終身的，一些裁定政府案件的法官可能會考慮他們以后的職業前景來衡量如何投票。結果是：憲法法院很少與執政黨步調相差太大。

美國司法體系的構建方式與此不同：數百名終身任職的較低級法院的聯邦法官擁有正式權力和政治意愿，可以在全國范圍內推翻行政命令。因此，即使是共和黨總統（包括特朗普本人）任命的法官，也常常會做出不利于特朗普的裁決。特朗普任命的法官最近阻止了根據《外國敵人法》進行的驅逐出境，并叫停了2700名美國國際開發署員工的強制休假。羅納德·里根總統和喬治·W·布什總統任命的法官阻止了特朗普撤銷出生公民權的行政命令。特朗普任命的三位最高法院大法官也與全體法官一起，支持下級法院的命令，協助基爾馬·阿布雷戈·加西亞從薩爾瓦多監獄返回。

當然，法院在執行裁決方面所能做的有限——尤其是在面對一位不服從命令的總統時。但即使法院無法直接強制執行，其判決也至關重要。通過宣布政府已越過憲法界限，法院為維權團體提供了一個強有力的工具：一個“火災報警器”，它可以為異議者提供所需的政治資本，以推翻藐視法院的領導人。

美國制度韌性的另一個來源是其對大規模或快速法律變革的厭惡。在正常時期，這可能會扼殺進步，但在非常時期，它可以成為防止倒退的堡壘。在其他一些國家，領導人通過全面的立法變革和憲法改革鞏固了其非自由主義議程。匈牙利現總統維克托·歐爾班及其議會的絕對多數重寫了匈牙利憲法；委內瑞拉前總統烏戈·查韋斯上任伊始就推動了一部全新的委內瑞拉憲法；土耳其現總統雷杰普·塔伊普·埃爾多安通過憲法修正案將土耳其的議會制轉變為總統制。這些舉措從根本上重構了各自的政治秩序。

但美國憲法改革異常艱難。即使是普通立法也面臨重重障礙，尤其是特朗普設想的許多重大改革。部分原因是參議院的冗長辯論規則。正因如此，他迄今為止主要試圖通過150多項行政命令，而非立法或憲法修正案來落實其關鍵舉措。這意味著許多政策幾乎可以像頒布一樣輕易地被推翻。事實上，美國對法律變革的厭惡使得喬·拜登總統在2021年迅速撤銷了特朗普的許多命令，這些命令涉及穆斯林旅行禁令、保護聯邦工作人員以及能源政策等問題。未來的總統也可能效仿。

其次，美國媒體獨立且多元化。至少自進步主義時代以來，它們便不斷就政府涉嫌濫用職權發出警告。在許多其他地方，壓制新聞界已被證明過于輕而易舉。在弗拉基米爾·普京統治下的俄羅斯，政府對媒體的掌控非常迅速：從2001年開始，普京的盟友們干脆收購了批評性媒體，并將其轉變為國家宣傳的工具。相比之下，美國的媒體機構數量眾多且種類繁多（即使經歷了多年的整合和關閉），掌控它們幾乎是不可能的。

聯邦制是指地方政府和國家政府之間的權力分立。如今，只有不到15%的國家實行這種制度。或許并非巧合，這些國家平均比世界其他國家更自由、更民主。這種制度在美國一直很受歡迎——至少在共和黨在全國范圍內失去權力的情況下是如此。在美國，州政府可以促進或阻撓移民執法；州法院和檢察官控制著大部分刑事司法；即使聯邦權利被削弱，公民仍可能根據州法律保留其權利。但在大多數國家，基本上所有政府權力——執法、稅收和憲法——都集中在一個國家政府手中，領導人發現粗暴地踐踏旨在制約行政權力的機構要容易得多。

最后，美國憲法和法院對言論自由有著獨特的承諾。在世界各地（例如菲律賓、印度和德國），政府都利用誹謗法壓制對國家領導人和其他異見人士的批評。但根據美國有利于言論自由的誹謗法，公職人員在通過起訴或公訴手段讓批評者噤聲方面面臨著巨大的障礙。薩拉·佩林、德文·努涅斯和唐納德·特朗普本人最近都經歷了慘痛的教訓。盡管許多總統的批評者可能對美國廣播公司新聞臺和其他機構最近達成的和解感到絕望，但保護這些機構的誹謗法仍然有效，并且定期得到執行。

需要明確的是，這些觀察結果既不會鼓勵人們自滿，也不會減輕特朗普威權主義舉措已經造成的傷害。美國社會中許多較為脆弱的群體——例如移民和公務員——尤其對未來感到擔憂，這理所當然。美國民主和法治面臨的威脅是真實存在的，應該認真對待。

然而，在面臨類似威脅時，美國擁有237年歷史的憲法、私人組織和公共機構的處境遠比外國同行要好得多。美國社會的許多特殊特征不僅使我們的制度更容易捍衛，而且也是它如此值得捍衛的重要原因。

（全文完）

作者簡介：凱文·科普是美國弗吉尼亞大學法學和公共政策副教授。米拉·維斯蒂格是美國弗吉尼亞大學法學院教授，也是米勒公共事務中心的高級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