歸路有明月：辛棄疾和他的帶湖十年

作平按：此文系我今年完成的《驀然回首：辛棄疾的人生地理》中的一章的刪改版，刊發于《同舟共進》。該書將于今年出版。它也是我的中國文人人生地理系列第三部（前兩部分別為《天地沙鷗：杜甫的人生地理》《此情可待：李商隱的人生地理》）。接下來幾年，將寫李白，蘇東坡，陸游，李清照，黃庭堅，陳子昂，王維等。

上饒城區北部，有一片狹長的水面，名叫王沙塘水庫。王沙塘水庫南側，有一條街名為帶湖路。這一帶，在一千年前，名為帶湖。

帶湖這種南方水鄉隨處可見的小湖泊，因為辛棄疾而留名中國文學史——1182年，第一次被罷職的辛棄疾在帶湖之濱生活了整整十年，直到1192年東山再起。這是辛棄疾六十八載人生中具有重要轉折意義的十年。

八百多年后，我來到上饒，以帶湖為中心，尋找辛棄疾十年間在這里的點點滴滴，從山水、史志和詩詞中追尋早已遠逝的先人的背影……

消失的園子

第一次踏進園子，辛棄疾四十三歲。這一年的辛棄疾，遭遇了進入仕途以來最嚴重的打擊：他被言官彈劾后，朝廷將其撤職。

園子在“郡治之北可里許”，“雖在城邑阓阓之中，獨出車馬囂塵之外。”郡治，即信州府治上饒縣（今江西上饒市信州區）。園子在郡城北面一里的地方，距市區雖近，卻鬧中取靜，遠離車馬囂塵。

園子“縱有一千二百三十尺，衡八百有三十尺”。宋代一尺，合今三十一厘米。假設園子近似長方形，則長約三百八十一米，寬約二百五十七米，面積將近十萬平方米，即約一百五十畝——相當于城里一座中小型小區的占地。

園子三面背靠城墻，一面前枕狹長的帶湖——是以后人將它稱為帶湖別墅。其間，“青山屋上，古木千章；白水田頭，新荷十頃。”

抬頭能看到高出屋宇的青山，房前屋后，是茂密的古樹，以及成片的竹林和四季常開的花卉。稍遠處，有稻田，有種滿蓮耦的池塘和飛來飛去的鷗鳥。

一百五十畝的園子里，各種建筑多達百來間，占據了十分之四的空間。園子左邊，是一小塊稻田，稻田高處，有一間獨立小屋，名為稼軒。

那是主人經常獨坐沉思的地方。他在眾多作品里說及它，諸如“紗窗外，斜風細雨，一陣輕寒”；諸如“記取小窗風雨夜，對床燈火多情”。

稻田另一旁立了一座亭子，名為植杖亭，是盛放農具之處。

集山樓，那是主人和家人的居住地，是園子建筑的主體。

雪樓，這是接待賓客，主人與賓客飲宴雅集的地方，相當于園子的會客室和宴會廳。

溪堂，建在園子高處，很可能，主人把書房設在了這里。

總體上看，整座園子被分成兩部分：東邊是園林，西邊是房舍，兩者之間，一條兩旁種滿翠竹的青石板小路將它們聯為一體。

動工修建園子的時候，辛棄疾在湖南，以知潭州兼湖南安撫使的身份位列封疆。

就是說，園子竣工前，他從未看到過心心念念的新家。盡管他曾請前來拜訪的好友洪邁為園子作記——他們依憑的，是一幅圖紙。

酒桌上，辛棄疾饒有興趣地指著圖紙，向好友一一介紹。除了向好友介紹，辛棄疾還多次興奮地向孩子們講述——有詞為證：稼軒日向兒童說，帶湖買得新風月。

那時，在他心中，這座園子是他致仁后的養老之處，也是安頓一天天長大的孩子們的地方。

而當他真正踏進園子，他已然明白：這園子，將是他舔舐傷口的地方。他像一匹受傷的獸，需要一個安靜的角落。

多年后，當歷史退潮，在后人有限的記憶里，辛棄疾是杰出的、與蘇東坡齊名的大詞人。

不過，就辛棄疾而言，一生中，他從未只想做文人——哪怕他將因此名垂千古。他更想往的是建功立業，做一代名將、一代名臣。理想與現實的差距，催生了他震鑠千古的詩詞，甚至，也催生了這座早就飛灰煙滅的園子。

辛棄疾是帶著憤怒、幽怨和失落走進帶湖別墅的。盡管他畢生羨慕陶淵明種豆南山，采菊東籬的隱逸生活，但他和陶淵明之間有著極大的區別。

陶淵明只做過為五斗米謀的芝麻小官，并且，當他一旦意識到官場的羈絆與林泉的美好，就可以如棄蔽履一般掛印而去，毫不留戀地歸去來兮。

辛棄疾卻不同，多年來，他是上馬管軍下馬牧民的封疆大吏，無論政敵的攻擊多么激烈，他從不曾主動辭官——甚至，連這種念頭也沒有。他不得不歸隱，乃是被動的。

自1163年二十三歲時從金國南下歸宋，到1181年底四十二歲時落職回到信州帶湖，其間是漫長的二十年。

二十年里，辛棄疾從江陰簽判起步，一步步擢升，先后做過廣德軍通判、建康府通判、司農寺主簿、滁州知州、江東安撫司參議、倉部郎官、江西提刑使、京西轉運判官、江陵知府兼湖北安撫使、隆興知府兼江西安撫使、大理寺少卿、湖北轉運副使、湖南轉運副使、潭州知州兼湖南安撫使。

從他的履職來說，他既做過地方官，也做過朝官；既做過幕僚，也做過主官。自三十六歲任江西提刑使后，他躋身封疆大吏行列。尤其是在湖北、湖南和江西，他三度出任位高權重的帥臣。

在滁州，他將氣息奄奄的荒城治理一新；

在江西，他平定茶寇；在湖北，他撲滅走私；

在湖南，他整頓鄉社，創建飛虎軍……

每到一地，每任一職，辛棄疾的政績都可圈可點。

然而，就是在第三次任職于江西時，他突然遭到彈劾。言官王藺攻擊辛棄疾“用錢如泥沙，殺人如草芥”。

爾后，朝廷認可了王藺的意見，下旨痛批辛棄疾“肆厥貪求，指公財為囊橐；敢于誅艾，視赤子猶草菅；”并撤免辛棄疾的所有職務。

王藺給辛棄疾羅列的兩大罪狀，不管是用錢大手大腳還是執法過于嚴厲，都不是空穴來風。

畢竟，在興建飛虎軍時，他曾花去大筆國帑。為了維持運營，不得不冒著與民爭利的譏刺，將稅酒法改為榷酒法。在平定茶寇和治理走私時，他斬殺甚多。

但以辛棄疾而言，言官的彈劾，朝廷的嚴責以及毫不容情的撤職，讓他感到委屈和不甘。因為，他認為，花錢也好，殺人也罷，他沒有私欲在其中，他是在為國家的長治久安考慮。

那么，當他在地方上孤忠耿耿，一心為江山社稷而操勞，言官卻捕風捉影，朝廷則不予細察，輕率地將自己免職時，這正如一個沖鋒的戰士，遭遇了來自后方的冷箭。

辛棄疾生在山東，幼時隨祖父宦游而旅居多地，二十三歲時南歸，除了最初兩年安家鎮江外，其余時間，家人都隨他在各地暫居。那么，辛棄疾為什么要把家安在與他幾無多少關聯的信州呢？

這一點，洪邁在為帶湖別墅寫的《稼軒記》里有解釋：“國家行在武林，廣信最密邇畿輔。東舟西車，蜂午錯出，勢處便近，士大夫樂寄焉。”

南宋半壁江山，都城在臨安（又稱武林），信州位于江南東路最南端，與兩浙路、福建路和江南西路接壤。

信州既為南宋腹心地帶，又是交通樞紐，且信州氣候宜人，物產豐饒。它既與首都臨安有著一定的距離，又不至太偏遠；既能盡快得知朝中動向，又能避免首都的各種人事糾紛，實乃士大夫退隱的首選之地。

1175年，辛棄疾由臨安前往贛州就任江西提刑使時，他自臨安向西而行，溯富春江、蘭江、衢江而上，抵達常山后棄舟登岸，行至玉山，再登舟，順信江而下——于是，他經行了信州。

正是這次途經信州，讓辛棄疾對這片土地留下了深刻而美好的印象。幾年后，當他萌生了找一個合適的地方建一個家，以便家人和致仕后居住時，很自然地，他想起了信州。

從佯隱到真隱

四十三歲，放在今天還是青年，縱使在千年前的宋朝，這個年齡也還是年富力強的中年。從之前的日理萬機一下子到無所事事，辛棄疾有了更多時間舞文弄墨。

剛回信州住進帶湖那個春天，他經常獨自拄杖在園子里走來走去。兩年前，帶湖別墅修建期間，辛棄疾曾大事渲染——通過詞作，通過與朋友和同僚的交談，表現出歸隱田園的迫切愿望。

他悲嘆“不特風霜之手欲龜，亦恐名利之發將鶴”，似乎看破功名，生出了“早收塵跡，自樂余年”的念頭，并通過對還未竣工的帶湖新居的想象，深露出對田園生活的向往，“東風更葺茅齋，好都把軒窗臨水開。要小舟行釣，先應種柳，疏籬護竹，莫礙觀梅。秋菊堪餐，春蘭可佩，留待先生手自栽。”

辛棄疾把田園生活描繪得越細致、越詳盡、越津津有味，反而更讓人心生疑竇——不僅千年后的我，也包括千年前他的朋友和同僚：

這位虎帳談兵的大帥，真的如此渴望寧靜的林泉生活，真的想從八百里吹角連營中抽身而去，走進“竹樹前溪風月，雞酒東家父老”的田園嗎？

有一個詞語叫佯狂，這是古代中國文人的處世法則之一，即以假裝瘋顛來逃避世事。辛棄疾雖然尚武，雖然多年帶兵打仗，但骨子里或者說本質上，他仍然是文人。

不過，他從不佯狂，他是真狂。但如果分析他在帶湖別墅落成前夕，一而再、再而三地表露歸隱之意，庶幾可以為他新造一個詞：佯隱。

他的好友洪邁就看出了端倪。在為帶湖新居寫的記中，洪邁認為，辛棄疾“本以中州雋人，抱忠仗義，章顯聞于南邦”。

歷數了辛棄疾從青年至壯年的赫赫功名——諸如生俘張安國，諸如平定茶寇，諸如“入登九卿，出節使二道，四立連率幕府”——之后，洪邁說，辛棄疾乃是周瑜、謝安一樣的人物，足以助君王完成偉業。

而今，壯志未償，就自稱要放浪林泉，“從老農學稼，”“無亦大不可歟？”洪邁認為，縱使真的要歸隱，那也當在“展大功名，錦衣來歸”以后，那時方可以“荷笠棹舟，風乎玉溪之上”。

洪邁的看法，與他的哥哥在洪適在贈辛棄疾的詩中表達的意見如出一轍：且為君王開再造，他個植杖得從容。

洪氏兄弟看破了辛棄疾的佯隱，相信，一定還會有更多的人也看破了他的佯隱。尤其重要的是，一個人可以騙他人，卻無法騙自己。

在辛棄疾的內心深處，他也知道自己對隱居的渴望乃是一種表演，作品里寫得再生動，交談中表現得再迫切，都無改佯隱的本質。

辛棄疾的佯隱，其本質，是他在遭遇了越來越多，越來越不堪的攻擊時的本能反應——我隨時可以掛印而去，我把封疆大吏視如草芥，我更渴望到鄉間去跟隨老農學稼種地，我還可以換一種活法，我完全能活得更瀟灑。

然而，當辛棄疾走出安撫使衙門，當佯隱不得不變成真隱，一步步走進信州城外帶湖之濱的別墅時，想象中田園生活的安寧的確也有，更多的，卻是一種以前從未有過的強烈不適。

這種不適，交織著郁悶，不甘，失意和煩燥。其表現，則是無所事事。

因為無所事事，他每天總要在園子里一次次走來走去，所謂“先生杖履無事，一日走千回”。別墅前的湖面，有潔白的鷗鳥飛來，他隱居十年的第一首作品，就寫給了這些不知人間悲喜的生靈。

鷗鳥是辛棄疾詞作里經常詠及的對象。早年，鷗鳥（或者說沙鷗、白鷗）曾被他調侃。他在建康任通判時，在送給葉衡的《菩薩蠻》中說，“拍手笑沙鷗，一身都是愁”——既然人們說，頭發變白是由于憂愁，那么，渾身雪白的沙鷗，它一定渾身都是愁了。

及至年歲漸長，閱歷既多，遭逢愈艱，在辛棄疾的筆下，鷗鳥終于回到了它在傳統中國的本來隱喻：忘機。

現在，從帥臣位上跌落，演武場上的千軍萬馬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群群飛來飛去的沙鷗。

所以，辛棄疾說他要與沙鷗結盟，“今日既盟之后，來往莫相猜”——人世間的猜忌已經太多了，那么，我只有退而求其次，與這些不能人語的飛禽相伴相知。

話雖如此，強烈的不適卻總是如影隨形。初歸帶湖的生活，辛棄疾在唱和友人的兩首《水調歌頭》中作了生動描述。

一首寫道：“短燈檠，長劍鋏，欲生苔。雕弓掛壁無用，照影落清杯。多病關心藥里，小摘親鉏菜甲，老子正須哀。夜雨北窗竹，更倩野人栽。”

——短燈殘照，長劍久不揮舞，長出青苔；弓箭掛在墻上，杯弓蛇影，讓人心驚。體弱多病，惦記著醫藥。寂寞無聊，偶爾去園里鋤菜。茫茫雨夜，無事可做，不如請人來栽種子以消遣時光。

另一首寫道：“笑吾廬，門掩草，徑封苔。未應兩手無用，要把蟹螯杯。說劍論詩余事，醉舞狂歌欲倒，老子頗堪哀。白發寧有種？一一醒時栽。”

——深居信州，車馬冷落，門前的小路都被野草封住了。從前握筆握劍的雙手，現在只握酒杯。借酒澆愁，醉后狂歌狂舞，幾欲摔倒。頭上的白發，都是清醒時長出來的。

不論是繞湖狂走，還是持杯劇飲，都無法真正緩解內心的痛苦，辛棄疾試圖用儒家行藏用舍的思想來安慰自己。

孔子對顏回說過一句對后世頗有影響的話，他說，“用之則行，舍之則藏。”意思是說，用我呢，我就去認真干；不用我呢，我就隱藏起來。孔子的話，演變為后世讀書人常掛在嘴邊的“達則兼濟天下，窮則獨善其身”。

一個真正的君子，當不以物喜，不為已悲，君王用我，就去兼濟天下；君王不用我，就在民間獨善其身。但真要達到這樣的境界，難乎其難。孔子就說過，“惟我與爾有是夫！”

——大概只有我和你顏回能做得到吧。辛棄疾聊以自慰的是，既然孔子這樣的大圣人，也有舍之則藏的時候，那何況我呢？

也許，辛棄疾還有另一層言外之意。那就是與畢生仕途極為短暫，處處碰壁，不為君用的孔子相比，他畢竟三任帥臣，兩為軺使，畢竟在政治上有過一定作為。

就像一個沒有鞋穿的人，自從見了一個沒有腿的人之后，心情便豁然開朗一樣，通過與孔子的對比，辛棄疾或許從千年前的圣人那里得到了一絲慰藉。

山水與友情

今天的上饒及周邊地區，除河谷小平原外，多為起伏的山嶺。這些山嶺，又多為喀斯特地貌。奇峰聳翠，怪石危立，洞穴幽深，一條條清澈的小溪如玉帶般叮咚出山。

志書稱，“江南山水冠天下，而上饒冠江南。鵝湖、博山、龜峰、懷玉號稱形勝。”

按中國古典文人一脈相承的傳統，失意時，必定寄情山水，仿佛山魂水魄，才能緩緩滌蕩內心的憂愁與失意。粗獷如辛棄疾，亦如是。

上饒城區布局在信江的沖積平原上，這是一塊東西向的狹長平原。渡信江而南，平原漸漸為丘陵和低山取代。愈往南，山嶺愈大，山勢愈巍峨——當然，無法和西部動輒幾千米的極高山相比。

它們海拔不高，相對高差一般只有兩三百米。如果從高空鳥瞰，東一團西一塊的山巒，如同無數巨大的包子，包子與包子之間，是小塊的山間盆地，多為耕地和村落。

距城區三十公里的鐵山鄉，就陷落在群山圍合的山谷里——信江的一條支流從谷中流過。鄉場順河而建，兩側都是起伏的青山。山下，一個村莊名叫西巖底——顧名思義，它座落在西巖之下，而西巖，就在村子西邊。

西巖村后，沿著一條石頭鋪成的小徑，我慢慢爬上山。快到山頂的地方，有兩戶人家。人家背后，一座新建的牌坊，上書南無阿彌陀佛。牌坊后，是一座天然溶洞。

溶洞正中，一方巨大的石鐘乳倒立地上，宛如一只黃色的銅鐘。穿過溶洞，山背平臺上，一棟黃墻紅瓦的房舍還未完工。房舍左邊，便是西巖寺——寺廟主體，建在另一個溶洞中。

昏暗的燈光下，金黃色的菩薩擁擠在左右及正中的神龕上，沒有神的莊嚴肅穆，反有些像鄰家大爺一樣的和氣慈祥。

山中空寂，偶有三兩聲鳥啼，煙嵐飄浮，山下的村落小鎮遙遙在望。洞中，水滴從巖壁上緩緩落下，落進菩薩旁邊的一眼古井里。站在洞口，如果靜心細聽，能聽到水滴的聲音。它讓我想起了更漏。

更漏的水聲中，時光流逝，雖緩，卻一刻也不停息。我眼前的這座小廟，不知道已經毀棄了多少次，又多少次重建了。

在戰亂兵火頻仍的古代中國，那些知名抑或并不太知名的建筑，總是建了毀，毀了建，如同西西弗斯手中推動的巨石一樣周而復始。

據方志記載，西巖寺始建于南宋乾道六年（1170）——此時，辛棄疾三十一歲，在臨安做司農寺主簿。當年，一個俗家姓紀的僧人云游至此，愛其山水秀麗，化緣修建了西巖寺。

就是說，十余年后，當辛棄疾游覽西巖寺時，他看到的廟宇，應該還比較新。

辛棄疾獨自一人，由帶湖前往西巖。時值冬日，山路上結了一層薄薄的冰。晚上，他借宿山中，房舍旁有一條山溪，整夜水聲潺潺，辛棄疾無法入眠，遂起床散步。其時，一輪冷冷的月亮掛在山頂。次日早晨，他被一陣鳥聲驚醒。

這次獨游，辛棄疾留下了兩首《生查子》，題目均是：《獨游西巖》。因為辛棄疾，原本籍籍無名的西巖和西巖寺，也成為小有名氣的人文景觀。在其中一首里，辛棄疾寫道：

青山招不來，偃蹇誰憐汝。歲晚太寒生，喚我溪邊住。山頭明月來，本在天高處。夜夜入清溪，聽讀離騷去。

關于青山，辛棄疾有名句“我見青山多嫵媚，料青山見我應如是”。在辛棄疾的精神世界里，青山是高潔出世的象征。盡管那名句還要等幾年才寫出來，但是，在西巖，在西巖寺，他眼中的青山，與以后所見的青山，從精神指向上來說都是趨于一致的。

青山傲岸，不同凡俗，勸詞人同住溪邊，共同度過“歲晚太寒”的嚴冬。不僅青山相勸，本在天高處的山頭明月，也感動于詞人的孤獨，前來陪伴，聽他誦讀《離騷》。

孤獨的山居，引發了內心的寂寥，而在與青山、明月的對話中，隱約透露的，依舊是對遭遇政敵攻擊而落職的幽憤。

游山玩水，或者說縱情山水，以抵抗仕途的失意和理想的失落外，與友人的交往，也多少給辛棄疾黯淡的十年帶湖歲月罩上了一層溫柔之光。更何況，很多時候，他是與友人一同徜徉于山水間。

和辛棄疾一樣居于上饒的，還有長他二十二歲的忘年交韓元吉。韓元吉曾任吏部尚書，辛棄疾退隱帶湖前兩年，他致仕后居信州南澗。盡管兩人相差了整整一代人的年齡，但他們相識甚早——應該是早年辛棄疾在建康任通判時結交的。

并且，辛棄疾與韓元吉的女婿呂祖兼及好友陸游等人俱有往來。如今，二人同居小小的信州，來往酬酢，也是水到渠成之事。

韓元吉曾經位高權重，交游甚廣，他與大儒朱熹亦是相交多年的摯友。淳熙九年（1182）九月，在浙東任職的朱熹辭官歸建陽，路過上饒，遂拜訪韓元吉。

韓元吉邀請朱熹同游南巖，陪同的包括曾做過連縣知縣的徐安國，以及韓元吉的兒子韓淲，當然，還有與朱熹早就有交往的辛棄疾。

今天的上饒城區，信江南岸城鄉結合部，有一村名為南巖。南巖村后，一線山脈逶迄東西。那里，就是因這次聚會而知名的南巖了。方志說，南巖又稱盧家巖，“在縣治西南十里，為朱子讀書處。”

舊時，山上曾建有紀念朱熹的文公祠，還有一個很大的溶洞，可容千人，稱為千人室。又有一眼甘泉，名為一滴泉。

南巖之主峰名為五級峰，有石砌小路直達山頂。巖上有古寺，名為南巖寺。寺側有石壁，猱猿不能攀，巖上留有諸多題刻——其中，就有辛棄疾的。不過，幾十年前已經毀壞。

韓元吉的兒子韓淲與辛棄疾年齡相差無幾，但辛棄疾是父親的朋友，他只能執晚輩禮侍立一旁。故此，南巖之會所謂的四賢，并不包括他。

十八年后，當年的四位與會者，除辛棄疾外，其余三人均歸永寂，韓淲又一次造訪南巖，他回想起當年雅聚的盛況，“四人笑語處，識者知嘆羨。”如今，風云消散，當年刻在崖壁上的字雖然還在，然已爬滿青苔。

作為對當年那場盛會的回應，今天，在距南巖村兩公里外的信江下游，城南文化園里，后人用雕塑還原了想象中的南巖之會——

扶扙而坐，手拈長須的韓元吉；握卷而立，侃侃而談的朱熹；低首撫琴的徐安國；一手握腰間長劍，一手高舉酒杯的辛棄疾。初夏時節，草長鶯飛的江南，迷蒙的綠蔭把四位先賢的身影罩在了一片青綠之中。

男兒到死心如鐵

南宋人物中，陳亮是一個特立獨行的異類。他一生沒有出任過一官半職——盡管他曾有兩次入仕機會，一次被他斷然拒絕，一次未赴任就駕鶴西去。若以事功來說，他沒有任何功業可言。

他在俗世的名聲，來自于他是蟾宮折桂的狀元。宋代極重科舉，而狀元聲譽之隆，北宋人稱，只有帶兵收復被異族占據的燕云十六州到太廟報捷，方能與狀元的榮耀相提并論。陳亮對當時及后世的影響，在于他的思想。

陳亮與辛棄疾相識訂交于臨安。淳熙二年（1175），辛棄疾在臨安做倉部郎中，浙江永康人陳亮恰好客居臨安，二人由是相遇。至于相遇細節，已無從考證。

以后，他們多年未見，偶爾鴻雁往來。時間和空間沒有造成隔閡，哪怕多年后重逢，他們仍然親密得像昨天晚上才結束一場劇飲分手。

這種親密，來自于他們相似的性格與相同的理想。貧困農家子弟出身的陳亮，“六達帝廷，上恢復中原之策。”

一生中，他六次到首都臨安向朝廷上書。上書的動機，自然有想通過這種方式引起朝廷，尤其是皇帝的注意，從而平步青云，“朝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以空降兵方式迅速進入仕途的念頭；但更有不少讀書人——比如陳亮——基于以天下興亡為已任的責任感和使命感，把上書看作兼濟天下的必須之舉。

孝宗一度打算破格起用陳亮，然由于小人作梗，事竟未成，陳亮的一腔熱血白灑了。多次受挫后的陳亮開始經商，并通過經商迅速擺脫貧困，從而由食不裹腹的極度貧困，漸漸嬗變為有田地兩百多畝，有能力修造一座精致莊園的地主。

意外的是，他的經商卻遭到了好友朱熹的批評。作為理學大師、當世大儒，朱熹同時也是政府官員，在官員待遇優渥的宋朝，他足以過上錦衣玉食的上流生活。他有條件追求義理，追求存天理滅人欲，從而倡導重義輕利，甚至將義與利對立起來。

來自底層的草根知識分子陳亮卻明白，沒有利，義無從談起。所以，陳亮一直主張義利并舉，農商并籍。兩人在書信中展開了針鋒相對的辯論。開初，二人都頗為誠懇客氣，希望說服對方。

當他們發現誰也說服不了誰時，言辭漸趨激動，譏諷有之，含沙射影有之。至于門下弟子，更是放大了分岐與論爭。

真正讓陳亮有知已之感的，不是固執且自律的朱熹，而是另一個和他一樣充滿俠義與豪情的文人。

那就是辛棄疾。

從永康到上饒，里程近三百五公里，開車約需四小時。倘是九百年前的南宋，在只有畜力和雙足可以依憑的年代，騎馬或驢，約需四、五天，步行，至少得十天。

這是一次遲到的相聚。早在六年前，陳亮曾致信辛棄疾，表示將前往信州拜訪。而辛棄疾則在更早前，就向人仔細打聽陳亮近情，也有去永康探望之意。

不料世事無常，此后陳亮遭人誣陷入獄，出獄后又與朱熹書信辯論，復又在進京趕考時身患重疾——直到1188年，陳亮的信州之行總算邁出腳步。

其時，辛棄疾正在病中。陳亮的到訪，令他興奮異常，病痛似乎也隨之消散，升騰而起的，是久違的激情。

那是一個清寒有雪的冬天。在帶湖別墅的雪樓上，二人把盞言歡，高歌痛飲，笑聲和歌聲，仿佛把雪樓上的雪花都震得飛散了。他們從白天談到夜晚，直到一輪明月相照，還在“重進酒，換鳴瑟”。

最主要的話題，依然是他們耿耿于懷的無望的理想：如何北伐中原，如何收復失地。然而，這些盤空硬語卻無人聽取。因為，事到如今，權貴當道，茍安現狀，英雄無用武之地，“汗血鹽車無人顧，千里空收駿骨。”

天晚夜深，月冷雪白，陳亮帶著醉意，猶在燈前舞劍，并向辛棄疾宣稱“男兒到死心如鐵”，辛棄疾的回答“看試手，補天裂”——我期待著你大顯身手，為光復河山建功立業。

然而，要不了多久，他們就會被現實再一次吊打：所謂理想，都是虛無飄渺的鏡花水月。

陳亮動身往信州前，寫信給朱熹，請他到信州與建陽之間的紫溪相會。

于是，雪樓痛飲后，辛、陳二人一路游山玩水，向紫溪而去。

其時，辛棄疾于三年前在鉛山買下了周氏泉，更名瓢泉，并在附近有一座別墅。瓢泉在信州西南，處在由贛入閩通道上。由是，辛、陳二人從帶湖前往瓢泉，游覽了周邊的鵝湖寺、瓜山和期思溪等地——千年后，這些地方的山川形勝大體如同從前。

贛閩之間，橫亙著東北—西南走向的武夷山，紫溪在武夷山北麓，距福建只有幾十里。如今，穿過紫溪隧道，過武夷山鎮，即為福建武夷山市。

朱熹所居的建陽，離紫溪二百里，考慮到翻山越嶺，約需三到四日。但是，辛、陳二人從帶湖到達紫溪時已是十天后，朱熹卻爽約未來。

次日，辛、陳二人在紫溪分手。分手后，辛棄疾后悔沒留下陳亮再住些時日——一個孤獨多年的人，好不容易迎來了志趣相投的好友，十幾天出則連輿，止則連席的親密突然劃上句號，令他有一種猝不及防的失落和憂傷。

辛棄疾遂向陳亮離開的方向奔去，他想追回陳亮。距紫溪五十里外的上盧橋（今上饒上瀘鎮）是陳亮東歸的必經之地。群山環繞的上盧橋，發源于武夷山北麓的瀘溪穿鎮而過，溪水清澈，倒映著周遭青黛山色。

這個世外桃源般的小鎮，辛棄疾曾經多次路過，并有詞作《清平樂·題上盧橋》。大雪后，辛棄疾追至上盧橋一個叫鷺鶿林的地方，“雪泥深滑，不得前矣。”他只好怏怏而返。薄暮之際，他在驛路旁一家野店獨飲。飲罷，已近半夜，投宿于距瓢泉十余里的四望樓。

寒夜孤旅，一燈如豆，酒后淺睡的辛棄疾被鄰家傳來的一陣笛聲驚醒。風露中宵，辛棄疾耿耿難眠，提筆寫下一首《賀新郎》。

在詞作里，他回顧了與陳亮相別的情景，并稱贊陳亮雖然一介布衣，卻是陶淵明、諸葛亮一類的高潔人物。與陳亮分別后，他獨聽長笛，既有綿綿離愁別恨，又有因國事蜩螗而生出的郁悶不平：

把酒長亭說。看淵明、風流酷似，臥龍諸葛。何處飛來林間鵲，蹙踏松梢微雪。要破帽多添華發。剩水殘山無態度，被疏梅料理成風月。兩三雁，也蕭瑟。

佳人重約還輕別。悵清江、天寒不渡，水深冰合。路斷車輪生四角，此地行人銷骨。問誰使、君來愁絕？鑄就而今相思錯，料當初、費盡人間鐵。長夜笛，莫吹裂。

六年后，當辛棄疾復出任福州知府兼福建安撫使時，年僅五十二歲、剛中狀元的陳亮遽然長逝。

噩耗傳來，辛棄疾悲痛不已。在為陳亮作的祭文中，他追懷六年前在一起的美好時光，感嘆從此天人永隔，“欲與同甫憩鵝泉之清陰，酌瓢泉而共飲，長歌相答，極論世事，可復得耶？”

在辛棄疾心中，“同甫之才，落筆千言，俊麗雄偉，珠明玉堅”，“同甫之志，平蓋萬夫……擬將十萬，登封狼胥”；然而，如此有大才大志之人，卻“行年五十，猶一布衣”。陳亮不能見用于世，可見“人才之難，自古而然”。

如果有明君重用他，“使之早遇，”其功業“豈怕難衡伊”？好友既逝，盡管辛棄疾也“知悲之無益”，卻“涕不能已”——他悲的，不僅是友人，也是自悲；他悼的，不僅是友人，也是自悼。

從博山道到黃沙道

辛棄疾上饒時期的作品里，經常出現一個地名：博山。有時候是博山寺，有時候是博山道，有時候是博山王氏庵。

豐溪是信江支流，在上饒市區注入信江。上饒至廣豐的上廣公路，不少路段就與豐溪相伴而行。溯溪十余公里，沖積平原左側，青山隆起，拐進小路，過梧村嶺，山間有一座水庫，叫博山水庫。水庫東側那座山就是博山。

博山上，最知名的去處是古剎博山寺。博山之麓，綠色的叢林中透出黃墻紅瓦，飛檐斗拱，而山門上的題款則是它的正式名稱：能仁禪寺。博山寺的房舍，依山而建，一方小廣場上，立了幾塊碑，其中一塊上的大書：天下第二叢林。

中國文人向來喜歡與方外之士來往，杜甫如是，李白如是，蘇東坡如是。辛棄疾早年，與釋道來往較少。退居帶湖后，卻是博山寺的常客。地方志上說，辛棄疾往來寺中，不僅為寺廟作記，寺側甚至還曾建有稼軒書院。

鐘醒大夢，鼓散浮名，在幽寂的博山寺，辛棄疾免不了檢點平生。他似乎開始有意識地向釋家的虛無靠近——惟有虛無，可以安慰泡影般夢幻的人生。

這是1189年元旦，辛棄疾年僅五十，但屢遭挫折之余，已然未老先衰，他頭白齒缺，坐著時大腹便便，行走時腳步踉蹌，站立時搖搖晃晚，“見者驚嘆其老。”不過，他的心境卻變得比從前豁達了，“老境何所似，只與少年同。”

在那首關于博山寺的詞里，辛棄疾寫道：“身后虛名，古來不換生前醉。青鞋自喜，不踏長安市。竹外僧歸，路指霜鐘寺。孤鴻起。丹青手里。剪破松江水。”

與其擁有身后浮名，不如換做及時飲酒。哪怕穿著草鞋，也不再踏入爭名奪利的花花世界。——經歷了數年來的反思自省， 以及山水美酒的陶冶后，辛棄疾迫使自己忘記過去——過去的理想，過去帶給他痛苦也曾帶給他希望的官場。

帶湖通向博山的路，辛棄疾稱為博山道。博山道沿途，松竹點綴，冬日雪后，梅花綻放。大大小小的村落點綴在山腰或路旁，較大的村落，往往有酒家和客棧。

辛棄疾前往博山或從博山歸帶湖時，信馬由韁，既沒有人等他，也沒有他要等的人，一切皆可隨興。有時候，興致來了，他就走進路邊懸掛著酒簾的野店，一個人喝幾杯。

酒后的怡然自得，使他心生感慨：“白發蒼顏吾老矣，只此地，是生涯。”既然天下大事已經不可為，既然理想已經從云天墜入泥濘，那么，后退一步天地寬。都放下吧，都隨緣吧，這樣老去，也沒有什么不好。

只不過，不甘與不舍偶爾還是會像春雪融化后的原野上，那些固執探出頭來的小草。

有一天晚上，辛棄疾借宿博山道上的王氏庵。那是一個風雨交加的秋夜，夜半，辛棄疾被寒風吹破窗紙的聲音驚醒。

他看到，一盞昏燈下，饑餓的老鼠繞著床躥來躥去覓食，蝙蝠圍著燈盞上下翻飛。高過屋頂的松樹，裹挾著風雨洶涌而至，窗紙破裂后，風撲進屋子，如同在自語自語。

如此冷清而又怪異的景象，辛棄疾再也睡不著。他開始梳理五十余載的人生：“平生塞北江南，歸來華發蒼顏。布被秋宵夢覺，眼前萬里江山。”

困臥孤燈，中宵難眠，這個早就被迫退出仕途的前封疆大吏，此刻，奔涌心頭的，依然是萬里江山。

人家的萬里江山，與他無關的萬里江山。

唐宋人有把詩詞寫在墻上的習慣，稱為題壁。博山道上不少粉白的墻，都留下了辛棄疾的筆墨——他及時把自己的心事，用流暢的行草把它寫下來，他的心事便有了觀眾。他不在意有人走進他的心事。或者說，他渴望向人訴說內心的孤寂：

少年不識愁滋味，愛上層樓，愛上層樓，為賦新詞強說愁。

而今識盡愁滋味，欲說還休，欲說還休，卻道天涼好個秋。

在帶湖住了四年多后，1185年左右，辛棄疾游鉛山蔣家峒時，看中了周氏的一眼山泉。他買下山泉及周圍山林、土地，并建了幾間茅亭，復又將周氏泉更名為瓢泉。這就是他最后歲月里生活的瓢泉別墅的由來。

不過，此時的他，仍然以帶湖為主要居所，偶爾前往瓢泉。帶湖與瓢泉之間，相距一百多里，通行方式有兩種，一是水路，即順信江而下，在河口轉入信江支流鉛山河，再溯流而上。

水路雖行程較舒適，但繞道遠，耗時長。相對更為方便的是陸路。陸路即在信州州治上饒城外南渡信江，經今天的尊橋鄉西南行入山，沿著山谷穿過信江與鉛山河夾角里那些層層疊疊的青山，便可到達瓢泉對岸。

辛棄疾經常走陸路。陸路需翻越的山峰中，有一座名為黃沙嶺——辛棄疾為這座原本籍籍無名的山峰留下了五首作品，只有幾百米高的黃沙嶺，自此成為文學史上的高峰。

穿越黃沙嶺的路，在辛棄疾時代，稱為黃沙古道，它是從上饒至鉛山的官道——當時的鉛山縣城，在今天的鉛山永平鎮。

幾百年后，黃沙古道舊址猶存。黃沙嶺屬于黃沙嶺鄉大屋村，大屋村外的山窩里，立著一座十分簡易的牌樓，橫額書：夜行黃沙道中。兩側柱上分別書：兩三點雨，七八個星。

這一段路面，顯系近年修整。寬約兩米，路基旁滿是生長旺盛的雜草，更遠處，一場雨后，黝黑的山巖濕漉漉的，像是剛從水里撈起來疊上去的。半空滾動著低垂的云霧，濕濕地遮住山峰。

走完這一段修復過的古道，在山的另一邊，我看到了原生態的古道：石板鋪就的小路，雜草橫生，只容得下兩人并肩而行。路旁，免費供行人飲水的茶亭，舊址尚在——當然不可能是辛棄疾時代的了。

山中，有幾座廢棄已久的民居，殘垣斷壁間，茅草過人，昔日的房梁塌下來，成了野兔窩。

黃沙古道盡頭，青山化為平壩，兩三層的小樓房圍合成一座村莊，即是大屋村。村外，稻田生機勃勃，水稻成熟了，一臺臺收割機正在田里往返勞作，八百年后的田園牧歌已經是另一番模樣。

初次登上黃沙嶺時，辛棄疾的感受是山嶺高峻，山風凜冽，怪石突兀，野花羞澀。在大自然面前，人類渺小如春水中的沙鷗。惟有轉過山角，看到山下的人家村落，他心中方有一絲慰藉：

寸步人間百尺樓，孤城春水一沙鷗。天風吹樹幾時休？突兀趁人山石狠，朦朧避路野花羞，人家平水廟東頭。

種種跡象表明，辛棄疾大概也屬于貓頭鷹型，喜歡熬夜，有時是醉里挑燈看劍，有時是眾里覓他千尺度，有時則是夜行。黃沙嶺中的黃沙道，他就多次夜行。

最令他愉悅的是那年夏季：明月在天，涼風習習，空寂的山谷放大了蛙聲，隱約飄來稻花的香氣，這將是一個風調雨順的豐收之年……那次夜行，他留下了千古傳誦的名篇《西江月·夜行黃沙道中》：

明月別枝驚鵲，清風半夜鳴蟬。稻花香里說豐年，聽取蛙聲一片。

七八個星天外，兩三點雨山前。舊時茅店社林邊，路轉溪橋忽見。

黃沙道上，那個寂靜又喧囂的夏夜，他和內心交織的憤怒和不甘，終于達成了暫時的妥協，和解。

與在潭州時想象過的向老農學稼相比，此時，為稻花香里的豐年而歌之詠之的辛棄疾，離田園真的近了。

相應的，廟堂遠了，官場遠了，功名也遠了。在帶湖，在信州，在黃沙道上，耗費幾年時光之后，辛棄疾決定接受命運的安排。

不論這安排有多荒誕——昨天的是非，留給昨天；明天的風雨，留給明天。現在，他只想靜靜地走在這條稻花飄香，蛙聲四溢的古道上。一直，走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