淞滬會戰前“是打是和”爭執不下，戴笠站起說了3句話，震動全場

和許許多多黃埔系出來的名將不同，戴笠并不是靠著在戰場上立戰功而出名的，他真正厲害的那一套，在于他領導的情報系統。

這樣一個“殺人魔王”，一度讓很多人都聞風喪膽，因此還被人稱為是“蔣介石的佩劍”、“中國的蓋世太保”等等。

和時和，戰時戰

說起戴笠的發家史，西安事變是個重要的轉折。

當蔣介石被張學良給“拘留”之后，戴笠這邊是竭力反對以武力解決問題的，在他的視角中，既然張學良敢于直接發動事變，那么他就做好了以武力威脅蔣介石的準備，若是能促使蔣介石平安歸來，那么他的忠誠便能體現。

他也知道張學良非常敬重宋美齡，因此，戴笠還專門去找了宋子文、宋美齡這些蔣介石的身邊人，讓他們抓緊時間趕到西安去。

當然，戴笠會竭盡全力去做這一切，也是考慮到了自己的前途，他就“All In押注”了蔣介石，若是蔣介石沒了，他戴笠的好日子也到頭了。

好在西安事變以和平的方式解決，戴笠懸著的心也總算放下了。

也是從擔任機要秘書開始，戴笠就充分展現出了自己的情報收集能力，這也引起了蔣介石的重視，兩個人的性格本質上是不同的，戴笠喜歡以未來豪賭，而蔣介石則是個心眼比較多的人。

因此，蔣介石的情報系統主要分為兩類：分別是由陳立夫、陳果夫創辦的中統以及戴笠的軍統。

蔣介石始終都在保持著對紅軍的各種圍堵，戴笠在這件事上可謂鞍前馬后，他也從來不問是非，只是機械地服從著蔣介石下達的一切命令，甚至在抗日戰爭時期，戴笠的做法也沒有過改變。

那么從這個角度來看，若是說他“一心一意為了抗戰”，顯然是無法說通的。

常年在蔣介石的身邊工作，戴笠的心眼也漸漸變多了，他知道什么問題該碰、什么問題不該碰，若是有什么事情關乎蔣介石的秘密，那么戴笠則是堅決不愿觸及的，知道的秘密越多，他脖子上的腦袋也就越危險。

因為戴笠聰明、好用，蔣介石才愿意將更多的事情交給他去做，戴笠不僅要保證自己的實力，更得知道蔣介石會怎么想。

從這個角度來看，其實戴笠說出來的很多話都是在順從著蔣介石。

1937年，日寇制造了盧溝橋事變，企圖在華北一帶創造出第二個“滿洲國”。

國民黨盤踞南京，考慮到安全問題，決定要遵照國防計劃甲案，殲滅日軍勢力。

可是，具體要怎么執行任務，究竟能不能保住東部沿海，其實國民黨也沒有底氣，他們中的一些人認為讓日本人撈到一些好處，說不定就能使得日本發生改變；可更多的人也清楚，日寇既然悍然發動侵略戰爭，那么他們的胃口不可能輕易滿足。

在分歧面前，大家還需要開會討論。

淞滬會戰之前，國民黨的一眾大員湊在南京開會，商量了很久都沒個明確的結果，各方的意見分歧也很大。

這個時候，戴笠站了出來，對大家說：“這次我們一定要打了。”

還有些反對直接開戰的人，他們的出發點一般都是考慮到雙方實力，就在戴笠剛剛說完這句話，國民黨的元老吳稚暉馬上提出了疑問：“無論是武器還是經濟方面，雙方的差距都有很大，那么若是開戰，我們拿什么去打呢？”

緊接著，戴笠就說了三句震動全場的話：“哀兵必勝，豬吃飽了等人家過年，是等不來獨立平等的。”

也就是這句話，讓所有參加了這場會議的人都受到了極強的思想沖擊，后來軍統在提到抗戰問題的時候，也總是會將這句話給拿出來。

若是結合當年日寇侵華的具體形勢來看，若是中國軍隊采取“不抵抗”政策，那么只能是慢慢等死，唯一的希望便是寄托在英美介入，可這倆國家本就是老牌列強，就算他們能夠進入國土并打贏戰爭，誰又能知道他們會不是下一個瓜分土地的人呢？

若是在當時不打，只能算放慢遭受侵略的痛苦，并不會改變任何結果。

弱者注定被強者吃掉，這也是自然界的基本法則。

越來越多贊成的聲音下，主戰派漸漸占據了上風，其實也為日后的“有進無退”埋下了伏筆。

1937年8月，國民黨87、88師在張治中司令的指揮下開始總攻，空軍也飛抵上海上空協同作戰，試圖將敵人趕下海。

這場戰爭中，國民黨方面先后投入了8個集團48個師、15個獨立旅以及9個暫編師等，總兵力都保持在60萬以上；日寇似乎低估了中國軍隊保衛領土的決心，可他們確實是有著火力方面的優勢，13萬人配備著強大的火力，在兩個月后快速突破了中國軍隊的防線。

戰爭一直持續到10月中下旬，他們還秘密組建了第10軍準備對中國軍隊實行大包圍，蔣介石這邊還在幻想著九國公約簽字國的干涉，直接延誤了撤退的時機。

西方國家的丑惡嘴臉在這時也體現得淋漓盡致：他們認為中國軍隊在上海非軍事區挑起了戰爭，因此拒絕中國軍隊的請求。

就在包圍網逐步形成的時候，蔣介石還沒意識到問題的嚴重性，依舊將希望寄托在國聯那邊，一直拖到最后才讓部隊撤退。

由于命令下得太遲、太模糊了，幾十萬大軍都擠在了幾條公路上，日寇的幾架飛機也很快跟了過來，這就導致了“大撤退”順便變成了“大潰逃”，很多部隊在撤向南京的過程中失利，其實，這也是導致保衛南京失利的另一個重要原因。

國民黨還剩下的12萬守軍幾乎是各自為戰，上面根本沒有辦法進行統一指揮，短短數天時間，上海這座民國時期的重要城市便告急了。

白天時，他主要投身于軍統武裝別動隊的創立、協同正規軍作戰等方面；而到了晚上，他則會從上海趕赴南京，向蔣介石匯報戰爭的情況，兩人再一起分析一下情報。

在如此緊要的關頭，這倆人還是在互相算計的。

戴笠所做的這一切，是為了自己的榮華富貴、順從蔣介石；可蔣介石這邊表面上要錢給錢、要人給人，可他根本上還是在擔心著戴笠會威脅到自己的獨裁統治。

若是有一天，那些散布在全國各地的門生要擁護戴老板當“領袖”，蔣介石就算有眾多黃埔人“保駕”，也不一定真的有勝算，且戴笠那邊的心眼實在太多了，他所掌握的核心機密也太多了。

戴笠的另一面

可以說，特務政治是民國最為黑暗的一面。

當年，戴笠為別動隊設立的行動原則是：向危險地區行動、在國軍前進時先行進入以啟動勝利機會等，其中最為重要的一條是：只講戰果，不管具體犧牲。

結合實際情況來看，戴笠在最初軍統的組織原則上主要針對的是內戰，抗戰徹底爆發前他都沒有想過有朝一日這套系統要對準日本人，也是缺乏一定準備的。

那個時候的沈醉還是虹口行動小組的負責人，后來根據他所提供的信息顯示，軍統在日本方面潛伏的特務，還僅僅得靠幾個為日本人服務的漢奸作為雙面間諜，而且，在他們的逮捕行動中，同樣還會對中共開刀。

沈醉曾當面請示過戴笠：“過去以抓‘漢奸’名義逮捕的十幾名共軍怎么處理，今后有沒有可能不再合作？”

戴笠的回答也是相當干脆的：“現在的工作不僅局限于對付共黨，當然，這項工作也不能放棄。”

這一句話，也說明了戴笠并不是誠心要單純抗日的，在他的眼里，打擊共軍也是一項主要工作。

當八一三戰役打響后，一大批難民涌入租界，戴笠也充分意識到他對日本人的情報工作是如此糟糕，因此他也很快派出了特務，并攜帶著電臺向虹口、閘北等地出發。

這又是一項錯誤的決定，做這一切都已經晚了，沈醉帶著的人很快就被日本人給盯上了，不得不狼狽逃竄。

那些年，戴笠除了搞情報外，他也有很多愛好，其中的“好色”也是非常出名的，一生染指的女人不計其數。

年輕貌美且有頭腦的女人，一直是戴笠的最愛。

1932年，戴笠在組建“軍統前身”復興社特務處的時候遇到了一位名叫陳華的女子，此人早年因家境貧苦淪落青樓，隨后因長相接近了資歷極深的楊虎，就這樣一步步來到了蔣介石的身邊。

陳華在結識戴笠后認為“戴笠前途遠在楊虎之上”，也毅然投奔于戴笠麾下，成為了“復興社美人”。

很顯然，陳華心里想著的是榮華富貴的生活，后來戴笠確實發家了，名下的房產、汽車數不過來，可留下的現金卻不多，陳華則多次說過戴笠是個“鐵公雞”，有的時候還是她自己掏錢約會。

要知道，戴笠最重要的生財手段包含兩條，分別是走和印制假鈔。

軍統是財政部緝私署的實際控制者，他們有著得天獨厚的便利條件，從中獲取的利潤是非常豐厚的， 什么糧食、棉花、藥品等應有盡有；

抗戰期間，日軍印制了大量假鈔投入到國統區，想要搞亂國統區的金融秩序，戴笠也立即參與進來，印刷了日本占領區的貨幣，而且他們所印制的貨幣一般人根本看不出來，可軍統卻用這些錢買回了大量物資，然后再轉手拋售，狠狠賺了一筆。

在那個特殊的時代，軍統賺的錢也能很輕易地流入戴笠的口袋里，如此大的一個特務組織，從史料來看戴笠卻始終沒有為金錢而犯過愁，這也說明戴笠的斂財手段是十分隱晦的，“裝窮”也是他的慣用手段。

對比后也能說明，戴笠對女人的態度主要以玩弄為主。

抗戰時期，陳華因完成了任務受到戴笠的“款待”，沒想到，待到陳華抵達戴笠處時，才發現戴笠只是弄了個四菜一湯，讓陳華也哭笑不得。

更有趣的是，戴笠眼見陳華穿著一身貂皮大衣，外加長統皮鞋，都是清一色的外國貨，而抗戰的時候重慶的物資也十分缺乏，戴笠亮眼放光，還讓陳華把這套行頭給留下來，以做送禮之用。

陳華也聽戴笠說過，蔣介石對他的防備之心很重，也有猜疑與不滿的情緒。

戴笠也確實有野心，他認為自己是有“治國平天下”的能力的，但是蔣介石還活著的情況下，他也不敢多想，還只能依靠蔣介石來進一步擴充勢力，只有蔣介石死了，他才有無限可能。

還有資料顯示，他曾計劃和胡宗南未來“接班”。

后來的歷史已經“出現”了：飛機墜毀，戴笠當場身亡。

軍統調查局的人后來也找到了陳華，拿出13張遺骸的照片給她辨認，陳華也一眼就看出了戴笠，靠的是戴笠嘴里的那幾顆金牙。

而且，陳華這邊也認為戴笠是自殺身亡的，因為她看到戴笠高舉著右手，那是戴笠開槍后的習慣，每當子彈射出后，他總是會帥氣地將手向上一揚。

陳華覺得情況應該是這樣的：戴笠一心求死，在打死了駕駛員后，導致了飛機失控撞山爆炸。

此前不久，戴笠還對這位枕邊人說過：“華妹，我老實地告訴你，老頭子不要我，我就得死了。”

這句話也讓陳華終身難忘，在戴笠死了之后，她也移居在香港并開設了一家理發店謀生，并于40多年后寫下了一本《陳華女士回憶錄》，分為上下兩冊，于1988年1月由臺灣獨家出版社出版，也為歷史提供了很多史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