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紅四方面軍總部隊長回憶17 我們右手緊握槍,緊張的跟著陳昌浩

任瑋璋事件

一個紅四方面軍總部隊長回憶17 我們右手緊握槍,緊張的跟著陳昌浩

【我們這么點人輕身犯險,一點底都沒有。路上,我們個個神情嚴肅右手緊緊握住駁殼槍把跟著陳昌浩策馬徐行】

紅軍主力收緊陣地,不僅大量殺傷了敵人,而且以空間換取了急需的時間。前線停火次日,總部立即全力抓了三件事:整頓訓練部隊;清理后方,發動群眾穩定人心;大力招募民工,迅速擴大運輸隊。超高的工作效率又一次顯示出來,沒過兩天,紅軍工作隊遍布所有鄉寨,各地方武裝如雨后春筍大量成立起來。地主走狗和土匪遭到殲滅性打擊。招募運輸民工政策有了很大改善,不僅給錢管飯,還實行了分段接力式運輸,民工只負責本鄉一段的運輸,不需遠離家鄉,晚上能回家過夜,鄉民們很滿意這種包工方式,報名人數大增,沒多久,方面軍就建立起一支數萬人的運輸大軍。在此期間,我們通信隊參加了跟隨陳昌浩政委執行整頓部隊內部的任務,其中撤銷方面軍獨立師,將所屬部隊分散編入到其他各師,是我終身難忘的一個血腥殘忍的任務。

【隊中有總政傅鐘副主任、軍委會干部、總政保衛局干部、警衛營一個排和我們通信隊,一路疾馳好不威風】

那是在紅73師率獨立師退出南江后沒幾天,前線雙方轉入休整,這天上午我正在隊里組織訓練,忽然接到陳昌浩命令,全隊除值班人員外,立即隨他到觀光山獨立師視察。出發后,我才發現此行陣容龐大,隊中有總政傅鐘副主任、軍委會干部、總政保衛局干部、警衛營一個排和我們通信隊,總數達二百余騎,騎手們個個身手矯健,身佩長短槍,一路疾馳好不威風。

馬隊途經之處,行人紛紛駐足觀看,惹得戰士們神采煥發得意洋洋,只有陳昌浩和總部干部們顯得心事重重,一臉嚴肅。大家都熟悉陳昌浩的性格,知他秉性驕傲、脾氣火爆,全軍人人都對他敬畏三分,就連張主席都極力避免與他直接爭執,所以一路上大家都保持沉默,小心翼翼地別觸犯了陳政委的脾氣。快到目地的時,傅鐘給我們隨行部隊開了個小會,交待了此行任務和紀律,這時,我們才明白陳昌浩到獨立師是為了肅清反革命,整編部隊,查辦獨立師領導。

晚飯時分我們到了獨立師,一進入該部駐地,大家的神經立刻繃緊地來,誰都知道,獨立師前身是任瑋璋師長親手拉起來的一支私人武裝,部下兩千人中大多是袍哥弟兄,相互間以江湖意氣為第一,幫會習氣極重,隊伍頗具凝聚力,有一定的戰斗力。當年楊森就是吃不掉這股武裝,只好收編為旅,任命任瑋璋為旅長兼當地縣長。現在我們這么點人輕身犯險,猶如進虎狼窩里掏崽子,真是感到心里七上八下,一點底都沒有。從鎮邊到師部的路上,我們個個神情嚴肅右手緊緊握住駁殼槍把,緊張謹慎地跟著陳昌浩策馬徐行。直到在獨立師部門口看見了73師王樹聲師長和其他幾位師首長也一塊等待我們時,我才松了口氣,右手放開槍把,發現滿手全是汗,我回身看了下戰士們,人人臉上都掛滿了汗珠。

可能是心不在焉,那頓晚飯也不知吃了什么東西和吃了多少,只記得全體人員三下兩下就扒完了碗里的飯,很快結束了晚飯。晚飯后總部來員與73師、獨立師團以上干部立即舉行會議。按照部署,警衛營負責會場內勤務,通信隊負責會場外警戒,我與警衛排長的指揮位置在會議室門外左右門框邊。

會議由陳昌浩主持,他首先回顧了粉碎敵人第一階段進攻的戰果和經驗,表揚了一些表現突出的部隊,隨后話鋒一轉,指出部隊中仍存在著許多破壞戰斗力、影響軍民關系的惡劣行徑,這些不能容忍的現象,必須立即予以根除。

在列舉突出違紀事件過程中,他的情緒隨之逐漸激動,由嚴肅批評最后變成厲聲訓斥,怒吼聲、拍案聲加上尖刻和威嚇的語言,在會場形成了一種震撼人心的氣勢,與會者似乎都被震懾了,尤其是獨立師的干部,臉上原先的吊兒郎當滿不在乎的神情消失了,蹺著的二郎腿下意識地放了下來,

桌上大前門香煙也沒人伸手了,大家都屏住呼吸、神情緊張地盯著陳昌浩,當陳昌浩代表總部宣布:任瑋璋、張逸民等幾名師領導隨我們到通江接受保衛局審查,獨立師由劉杞政委負責改編,部隊打散分編到其他各師時,會場出現一陣騷動,獨立師的干部們在驚愕中相互探尋、交頭接耳,亂哄哄的嘈雜聲響成一片,

嗡嗡的嘈雜聲中突然冒出一個凄厲的叫罵聲,獨立師一個副團長、任師長的拜把子兄弟跳了起來,他滿面脹紅指著陳昌浩鼻子“格老子、龜兒子”的一通狂罵,沒等他罵完,陳政委一聲令下:把他給我捆起來!警衛排一擁而上,七手八腳把他捆了。陳昌浩雙手叉腰、怒目環視著會場,一字一頓地問:誰還有意見?!在他盛氣凌人的目光逼視下,獨立師的干部們畏縮了、沉默了。會后,在73師監視下,獨立師立即進行了整編動員。第二天,劉杞政委報告,該師已做好改編準備。能夠在一天內貫徹總部命令,這個結果頗使陳昌浩滿意。

聽劉杞政委說,獨立師的整編動員充滿了血腥。動員按照機關以團級為單位、部隊以連為單位進行,動員的形式一律采用隊前宣布整編命令,遇有反抗命令者,立即以反革命罪予以逮捕,就地處以死刑。獨立師在那個晚上有幾十人被執行死刑,執行時出于某種考慮,沒有實行槍決,而是將犯人推入預先挖好的坑內,全體人員手持石塊,列隊依次經過坑旁,經過時每人必須用石塊猛砸犯人身體,直到犯人死亡,如有抗拒不砸者,即會遭到逮捕并判處死刑,被推入坑中受死。執行時有不少人難于對坑中戰友下手,坑內人怕其受牽連,口中大呼:“我不怨你,趕快下手,老子二十年后還是一條好漢!”當然,這些慘烈情景當時是被作為反革命死硬典型報告的,二十年后,陳昌浩從蘇聯返回北京,向紅四方面軍的幸存者痛悔當年肅反的過失,但已于事無補。

整編完成后,我們跟隨陳政委,押著任瑋璋、張逸民和幾個獨立師的團級干部返回通江,當路過洪口場時,按照陳昌浩指示,這些在押干部被送入設在當地的保衛局監獄。幾周后,他們被判反革命通敵罪遭到槍決。獨立師政委劉杞因其出身工人,參加過1923年的“二七”大罷工,又沒有什么可疑表現,只被撤職調任新建的赤北縣委書記。

任瑋璋事件是經西北革命軍事委員會決策、陳昌浩負責領導、總政保衛局具體審理的震動全軍之大案,最后判決由西北革命軍事委員會集體做出,并非某一人的決定。事件發生而后,部隊的紀律性大大增強,行動的隱蔽性大大提高,這是不爭的事實,但任瑋璋、張逸民等作為革命烈士也是毋庸置疑的,也許,這就是歷史吧。

紅軍利用停火,大力鞏固后方,加強地方武裝,趕筑陣地,充實運輸隊,收到明顯效果,根據地明顯得到鞏固。敵人也沒閑著,在準備新一輪進攻同時,加強了對我根據地的破壞。1933年4月初,陜南發生的馬兒巖事變是敵人最得意的杰作。陜南紅29軍,是方面軍為鞏固根據地、有力牽制西北軍,于2月份剛組建的紅軍部隊,主要由當地游擊隊和收編的地方神團組成,有兩千多人,二百多條槍,編成兩個團,因為人多槍少、干部缺乏,戰斗力不強。

該軍主力1團大部系由神團編成,團長張萬正是原神團頭目,為升官發財而投機革命,受敵人高官厚祿的誘招和任瑋璋事件的負面影響,終于叛變革命,投向敵劉存厚的川陜邊防軍。4月初,他趁軍首長開會和軍部兵力空虛之際,調動全團分四路圍攻馬兒巖軍部駐地,29軍軍部被徹底破壞,軍部二十余人當場犧牲,軍長陳淺倫、政委李艮、政治部主任程子文在警衛殊死掩護下突圍,不幸又遭逮捕,兩天后被殺害。副軍長兼參謀長王大舜(原名劉瑞龍)因率八十多名骨干在方面軍隨營學校(校長、政委傅鐘,教育長李特)受訓剛結束,正在返回途中,幸免于難。紅29軍的兩個團只余1團9連撤回四川,2團3連就地堅持,其它全被叛徒拉走或被解散。王副軍長聞訊后遂于川陜邊境收集殘部,在延水和渡河地區堅持斗爭,反三路圍攻勝利后,方面軍將其改為陜南游擊隊。1935年方面軍北上時該部編入紅33軍。

馬兒巖事件像不祥的警鐘震顫著川陜紅軍每一份子的神經,根據地內部有敵人,紅軍內部有敵人,敵人就在我們身邊,這個信條像一條毒蛇在人們中間游蜒,最終成了保衛局手中的利器。4月下旬,根據總政保衛局的報告,西北革命軍事委員會決定在根據地內展開肅反行動。鑒于田頌堯部再次發起三路攻擊,肅反工作采取了背靠背式的單線了解、專案調查方式,由陳昌浩負責,保衛局實施,于4月底在敵人進攻的槍炮聲伴奏下,悄悄地展開了。

后來中共中央和歷史學家們對這次肅反予以了嚴厲的批判,但在當時,被清洗的人員都背負著證據確鑿的罪名,盡管這些證據不知保衛局由何得來,但沒有人懷疑其真實性。各式罪名的反革命被陸續送到通江城孔廟內的保衛局監獄,那里有保衛局手槍營專人看守著。

沒有定性的受審查人員一般先編入通信隊。這些從前線被莫名其妙押往后方的營、團級干部,一送到通信隊立即與一般戰士同樣執行勤務。我們通信隊接受的受審查人員最多時有二十余人,基本都是因為指揮戰斗失利后被保衛局懷疑通敵或是改組派需要進行審查的。當時在保衛局監獄中有多少定性的犯人和都是些什么人,我是不清楚的,直到四月底總部決定再次收緊陣地,放棄通江城,在轉移途中我驚駭地發現,在保衛局押送的犯人中赫然走著軍委會委員鄺繼勛和總經理處主任余篤三。經我私下打聽,才知道鄺繼勛的罪名是通敵叛變,保衛局已拿到了他通敵的親筆信,而余篤三則是一個老改組派,還在莫斯科中山大學學習時,他就反對蘇聯布爾什維克,與陳昌浩作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