扎棱湖北刻銘為“秦代”的思考

扎棱湖北刻銘為“秦代”的思考

閻焰

自《光明日報》( 2025 年 06 月 08 日 11 版)，仝濤研究員《實證古代“昆侖”的地理位置——青海黃河源發現秦始皇遣使“采藥昆侖”石刻》一文發表后，第一時間被質疑而攪至輿論沸騰。

我今之所以明確將此扎棱湖北刻銘表述為“秦代”。原因是看到“簠斎後生”公眾號 6 月 21 日 01:08 發布《試問新刻說‖關于地層沉降、皮殼與風化》的第一條評論上載圖。傳圖人:“新青年”;地理標注“青海海東”備注(茍白衫，莫相忘!)。“齊云雅集”公眾號于6月22日 8:30分也推送了這張高清圖片，觀之者眾。

“新青年”上載圖，是目前所見最清晰的刻石現場環境原始圖像。就圖像觀察，各種信息遠遠超過了兩周來各爭論所用和原新聞稿提供的圖像。

其中有人以刻石崖面很“新”為證偽的視角，此明顯一葉障目。很多出土物在世人的眼中都是好“新”。但專業研究古文物的人，會說——太老了。“新老”概念是不同的語境和視角，這不是鑒定真偽的要素。

我相信留心人也有機會借此圖，回到相對客觀的實際觀察(這觀察不能完全替代原石、原址、原環境的后續進一步考察)中。

錄下后文前，謹向“新青年”“簠斎後生”“齊云雅集”諸君致謝!

6 月 8 日，仝濤研究員《實證古代“昆侖”的地理位置—— 青海黃河源發現秦始皇遣使“采藥昆侖”石刻》文一發布，攪渾水第一時間質疑起，輿論就如冰水入油鍋沸騰。許多友朋來電短信咨詢。我于 6 月 9 日 16:52 第一次在朋友圈發布了自己的觀點:

從昨天下午開始，就收到很多友朋短信息，談起此銘刻。 任何重要的發現和研究成果，都有交流探討的必要，甚至于更為嚴謹的商榷。發現者要厘清很多東西，需要非常細致全面的觀察思考，以免各類疏漏出現。不過畢竟世人不是”天神“，問題都可以提出來， 進一步共同求證。但交流探討，就要有交流探討的樣子，學人要有最基礎的”學術斯文“。如果出發點是蹭熱度，搏眼球，拉流量，耍嘴皮，那就完全沒有交流溝通的必要了。

在青海省瑪多縣海拔 4300 米處的黃河源區最大的兩個淡水湖扎陵湖和鄂陵湖范圍田野調查中。于扎陵湖北岸發現此處 37 字篆書摩崖石刻題記。僅從調查發現的角度看，它已經非常重要了，但同時研究和結論也需要更多的各視域研判和甄辨支撐。因今天的社會，專家很多， 行家很多，明白人多，好熱鬧人多，刷短視頻的人更多;要盡量多的人理解接受，是需要許多工作去做的。

感謝發布人給了非常清楚的圖像，我用石刻上原有文字筆畫部首，特別涂紅圈補了三處，以為參考:

第一、大缺失字“翳”，以及“五”字下半部，明顯占據前下部丟失石片的核心位置。可以證明整體文字布局的大結構輪廓。

第二、“方”下殘字保留筆劃為橫挺尖豎筆。所以肯定不是“士”字。 依位置空間和字形補筆，最大可能是“支”通“技”。

第三、“廿”下所謂“六”字，撇筆突兀，不構成筆劃結構，故應為 “七”字。同時“廿”字漫漶，其中心是否還有“I”豎筆，而構成它字意，也值得細致觀察。

另有些問題，也需要進一步研究。如:“陯”字組合“昆”字在秦漢及之前的使用例證等。

期待有機會親自去青海省瑪多縣扎陵湖畔看看原石和周近時空環境。 同時向辛苦田野調查的考古工作者致敬!

筆者 補字

恰恰因為自己第一時間補缺字，訂釋讀，所以我認為原始發布的這份刻銘文字勾描本有不能完全校準的實際缺陷和誤漏。后續需要等更多的信息披露和更精準的校訂。

故此后再沒有跟進任何討論，只是看各方的辯駁和激諍。眾人僅僅依第一時間發布的新聞照片和基礎釋文內容，就鋪天蓋地的質疑偽造論，這是最令我吃驚的。這種狀態不大像探討，更似借一塊石頭而延伸的(各種不同目的)討伐和流量攫取。我相信很多人不屑于此。

至 6 月 18 日 07:36 “辛德勇自述”《石刻造假新高度》 公眾號推文，我才再次明確表達我對刻銘的感受和觀察。當日 17:37 發布《》。

今有了高清圖信息，此銘可以研究探討的路徑深做討論。

確認“青海扎棱湖北刻銘”為古代刻石

早在 2023 年 4 月西北大學出版社出版的侯光良著:《昆侖上下——青海的史前文化》，118-121 頁，明確提及自然地理學專家侯光良教授 2020 年 7 月 5 日，調查披露了“青海扎棱湖北刻銘”，且非常清晰的指認了字為“秦小篆體”。

但因刻銘釋讀的不完整。侯光良教授特別關注對“己卯” 的排定，而得出了“最接近的是公元 1280 年(元世祖至元十七年)，故也不能排除該刻石可能是元代的遺存”觀點。

歷來在人文社科的考古和史學領域，任何重大發現和成果， 每有一絲進步和校訂、勘準，都是無量功德的成就。

回過頭，就“扎棱湖北刻銘”，自然地理學專家侯光良教授 2020 年 7 月 5 日的調查披露，無疑是一次重大學術發現。

2025 年 6 月 8 日，仝濤研究員和他的團隊，明確指認此“扎棱湖北刻銘”為“秦始皇遣使‘采藥昆侖’石刻”;則是更為重要的偉大發現。

高清照片和高清拓本的比對

(刻痕判定與釋讀)

高清照片依據 “新青年” 高清拓本依據 “王存存拓本”

一、最基礎的刻痕判定:

1、“皇”“大”字。

2、“己”字。

3、“里”字。

如前色標為注。“皇”字右角字首邊，“大”字右角鼓弧邊， “己”字起筆的“一”橫，緊貼巖面石崖邊，纖毫之距。尤其“里” 字起筆的“一”橫處，明顯自然侵蝕，石塊已經和巖面原字位置松動近分離狀態。這幾個字如不是在石崖剝蝕前所刻的話。后世任何人，用任何手動金屬鏨釬和機械工具都無法鑿刻出這類緊逼侵蝕邊緣的筆劃筆觸。這些實體痕跡，可證此扎棱湖北銘記為確準的古代刻石，而非近人偽造。

二、核心文字釋讀:

1、“臣”。

依高清照片和清晰拓本比對。“五大夫”后緊跟的應是“臣” 字，而并非姓氏的“田”字。第一是字間距離。第二是從拓本和照片看，右下部，明顯沒有封框。第三是中間明顯沒有豎筆貫穿。 第四尤為重要，在拓本圖的字形右上角，有明顯的側圓起筆尖， 弧度和李斯泰山銘“臣”字形態高度一致。

2、“方支”。

依此高清照片和拓本可以清晰看到“方”字右側弧邊缺失， 且有右側明顯豎向巖壁沉降“方”字 “一”橫的錯位和石塊酥解，這現象再次證明此銘的鑿刻要早于石崖侵蝕及石體錯位的變化。

同時“臣”下補“翳”字后，可知整體位置已不具備再有其他字和左側會有長筆劃的可能。“方”字下，殘留清晰的折橫豎尖筆，明顯不是秦之時代間的“士”字書寫習慣。最妥帖可補 “支”字，通“方技”;也可解釋跟隨“翳”這批人的身份，并關聯后文。至于有學者指認此處還可能是“策”字，但結合右側 “翳”空間布局，很難擺下篆書復雜的“策”，且“?”頭的先秦、秦代書寫習慣，并不類后世。

3、“采藥”。

從高清圖片和清晰拓本中可以觀察到“采”上面“爪”形 輪廓和“木”字筆弧，右側弧筆直抵不同層位巖面邊緣而止。此“采”通“採”。“藥”依高清照片，可以看到中心處“白”字 和兩側的葫蘆形絞圈，上部缺失有“艸”頭的輪廓位。下部“木” 字橫筆兩側方折在秦璽中也有多例。

結合戰國末的郭店楚簡，比對云夢秦律簡和先秦璽，可以看出刻銘的“採藥”具備秦字風貌。 同時正是因為“艸”頭缺失漫漶，侯光良教授 2020 年才會直接釋讀為了“樂”。

至于“采藥”二字組合，雖不見于早期文獻記錄，但這并不是排除它有可能會出現的絕對標尺。

(不過這組人到達這個遙遠荒瘠的區域採什么藥?確實非常有趣，值得去大開腦洞的思考。)

4、“昆陯”?

“日”字僅余半個口輪廓。“陯”字右上側的“亼“完全不存在了，在原石和拓本上都無法看到筆觸。關于“陯”字的“侖” 下部書寫，筆劃是五豎和四豎，許多爭論。但就從周代后期的金文到戰國先秦至秦世，最流行的書寫都是“侖”下部筆劃書寫四豎而非五豎。秦之后世，“陯”字篆形方逐步習慣為中心多一豎貫穿，而成五豎結構。

再，多位學者和眾推文多提到里耶簡的比對意義。依里耶“瑯邪獻昆陯（隃）五杏藥”簡（新華社長沙2017年12月22日電（記者張玉潔）：“中國考古工作者最新研究發現，秦始皇嬴政的求‘仙藥’政令2000多年前已能下達至鄉鎮。” 曹旅寧：《里耶秦簡“瑯邪獻昆陯五杏藥”解說》，簡帛網，2017年12月27日。陳偉編：《里耶秦簡牘校釋：第二卷》，武漢大學出版社，2018年，圖示），已有學者參與深入討論了“陯”“隃”變化和不同釋意。但就網絡發布的湖南文物考古研究院張春龍先生一次講座視頻的投影中的截屏圖片和原披露照片看，“瑯邪獻昆陯（隃）五杏藥”后還有四個字及殘缺，似“秋鯢及它”。同時簡內“昆”后字的右側是兩橫四豎，更似“侖”而非“俞”。

這些疑問，又回到一個現實問題，信息不足。同樣期待考古單位隨后續研究公布此簡的更多高清詳細照片。以作最終辨識。

除“瑯邪獻昆陯(隃)五杏藥”簡外，還有“里耶9-1305 號 簡”和“里耶 9-1739 號簡”也非常值得留意，簡釋文“都鄉黔首毋良藥芳草|及它奇物者”(楊先云女士綴合)。

這一綴合信息對“瑯邪獻昆陯(隃)五杏藥秋鯢及它...”的解釋提供了全新的視角。就此兩簡，有一個信息是可以肯定的。 秦時，關于尋藥征奇物的詔令，已經明確下達至“里耶”附近如此偏遠的鄉級管理機構，使得“都鄉百姓”盡人皆知。同時依此里耶簡信息，可證明扎棱湖北岸刻銘出現以“采(採)藥”為目的涉及最高統治階層的行為，并沒有那么突兀。

不過在字形大面積缺失的狀態下，直接釋讀出這兩個字是“昆陯(侖)”，以及“陯”“隃”之辨，確實都需要進一步深研甄判。

5、“丗七”。

依最新高清圖片和清晰拓本，最重要的紀年文字為“卅七”可能性極高，已無需太多討論。至于“廿六”之訛，還是新聞發布勾描補缺本給人的誤讀。故大量以紀年月歷衍生出來的證偽可以剔除。

一切發現研究都要以原始材料和實體為根本。就“新青年” 上載高清圖觀察，所獲信息遠多于《光明日報》和《昆侖上下》的披露。

越來越多的信息和可供甄別的思考，皆指向扎棱湖北刻銘的時間為——秦代。

同時還有一個題外話，供諸君一并思考。

2017 年公布，蒙古國中戈壁省偏西南杭愛山一支脈，向西南突出的紅色巖石上，離地高 4 米多處;發現東漢永元(公元 89 年)年竇憲《封燕然山銘》摩崖石刻。2020 年被調查的扎棱湖北刻銘，緊貼地面。從題刻位置觀察讓人有疑。但如果把兩組刻銘帶入史境，恰恰證明兩者高低位置不同的歷史必然合理性。

1、 竇憲，車騎將軍，攜數萬之眾大敗北匈奴后，刻石紀功《封燕然山銘》，必遣軍眾架高而鑿于醒目處，以彰軍威。

2、 臣翳，五大夫，攜數人(或數十人)，車抵河源扎棱湖北， 所及處今天測海拔高 4300 余米。湖岸周近沒有搭大架的材料也無此人力，必不會尋高崖面。同時臣翳僅是受命采藥，無需頌功立威。故簡了撰文，記錄下自己行程信息，遣隨從鑿于體力便捷所及之石崖平面即可。

一高一低皆歷史必然。

(部分圖像來自網絡謹此致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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