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世界的模范？還是人類的怪胎？

最近寫了不少關于日本的文章，后臺留言兩極化，喜歡日本的人，主張它是世界的模范，討厭日本的人，覺得它是人類的怪胎。

今天，就從幾個細節，聊聊我的感受。

這次去日本，我走訪了一個默默無聞的地方——山口縣的周南市。別說中國人，連日本游客都很少去。山口縣位于本州島的最西端，面積6112平方公里，人口127萬。

山口雖然是省級行政區，但人口相當于我們一個縣，在我們的刻板印象里，日本是地小人多的國家，其實，除了東京、大阪、名古屋等幾個大都市，日本其他地方的人口密度并不高。山口縣的人口密度為208人/平方公里，幾乎是我們長三角的零頭。

• 溫州，836人/平方公里
• 杭州，1057人/平方公里
• 蘇州，1473人/平方公里
• 上海，3912人/平方公里

山口縣的經濟處于日本中游，2022年人均GDP為3.6萬美元，排名第11位。同期東京都人均GDP最高（6萬美元），而奈良縣最低（2.1萬美元）。在日本47個都道府縣中，山口既不發達，也不落后，既缺乏名勝古跡，也沒有特色產業。在手機時代，山口縣的關注度很低。

山口縣最有名的「特產」，其實是政客，這是日本著名的“政治縣”，自明治維新以來，共誕生了9位首相，是日本出產首相最多的縣。

例如，伊藤博文（日本明治維新時期的重要政客，曾四次擔任日本首相），菅直人（出生于山口縣宇部市，第94任日本首相）。

山縣有朋（1838–1922）日本陸軍創始人之一，曾任首相。

桂太郎（1848–1913）三次擔任首相，是日本歷史上首位“三度拜相”的政客。曾任偽臺灣總督、陸軍大將。

寺內正毅（1852–1919）陸軍出身，曾任首相，主導了日本對朝鮮的殖民統治。

田中義一（1864–1929）陸軍大將，曾任首相，他那份四萬字的秘密涉華報告，被稱為“田中奏折”，是近代史上的一個謎團。

當然，最有名的還是佐藤家族，一共出了3位首相（岸信介、佐藤榮作、安倍晉三）。

岸信介：安倍晉三的外祖父，甲級戰犯，后成為首相。推動修訂《日美安保條約》，奠定戰后日本保守政治路線。

佐藤榮作：岸信介的親弟弟，安倍晉三的舅祖父。擔任首相長達7年8個月，是日本戰后任期最長的首相之一。

安倍晉三：日本前首相，祖籍山口縣，是日本戰后最年輕的首相之一，累計任期近9年，也是日本戰后任期最長的首相。

岸信介和佐藤榮作，出生時都姓佐藤，然而，岸信介被過繼給了母親的娘家——岸氏家族。這在日本傳統中很常見，岸氏家族沒有男丁，佐藤信介被選為繼承人，因此改名為岸信介。更有趣的是，安倍晉三有一個親兄弟叫「岸信夫」，曾經是日本的防衛大臣。

佐藤家族這三人，首相任期都很長。

• 岸信介，1241天
• 佐藤榮作：2798天
• 安倍晉三：3188天

三人總計：1241+2798+3188 = 7227天（約20年）。日本以短命首相聞名于世，但佐藤家族，卻把持朝政長達20年，簡直就是一個奇跡。

雖然，這些政客對日本的影響巨大，但對山口縣卻沒有什么正面作用，日本的年輕人不關心這些歷史，外國人更加不關心，所以，山口縣的旅游業發展滯后。

根據日本観光庁2023年的《宿泊旅行統計調查》，外國人宿泊者數，排名前列的分別是東京都（4273萬人次）、大阪府（1848萬人次）、京都府（1212萬人次）。山口縣只有6.6萬人次，在全國47個都道府縣中排名第40位，連熱門城市的一個零頭都不到，簡直就是旅游業的一片沙漠。

而對我來說，山口縣這樣的地方，是最好的目的地。因為觀光客少，民風還沒有被「污染」，我可以看到原生態的當地人生活。

截至2023年，山口縣前五大城市及其人口如下：

• 下關市（25.5萬）
• 山口市（19.5萬）
• 宇部市（16.8萬）
• 周南市（15.2萬）
• 防府市（11.6萬）

1985年，周南達到人口峰值，約16.7萬人，如今只剩下15.2萬。周南市徳山灣沿岸集中了多家重化學工業企業，形成了以石油化工、鋼鐵、化學品制造為主的產業集群。

這些工廠在夜間點亮燈火，形成了獨特的的工業風夜景，晴海親水公園的工廠夜景更是被認定為“日本夜景遺產”。

我就住在德山灣，打開酒店的窗戶，就可以看到瀨戶內海工廠群，規模還不如我們縣城的工業園區，相比漁山島的超級化工基地，這簡直就是小作坊。所謂的夜景，實在太一般，以至于我連拍照的欲望都沒有，怪不得游客稀少。

不過，周南還是沒有讓我失望，晚飯后，我出門散步，不遠處就是德山火車站，站前廣場幾乎沒人。陰雨綿綿，四周非常安靜，仿佛一根針落到地上都能聽到聲音。這種安靜，不是讓人舒服的平靜和松弛，而是讓人發慌的蕭條和沉寂。

日本的火車站，通常有東南西北出口，但靠海的火車站會有「みなと口」，也就是面對大海的出口，這也算島國鐵道文化的一部分吧。我從德山站的みなと口進入，走過一條通道，就是みゆき口，我仿佛來到另外一個世界。

這里燈火輝煌，有漂亮的建筑，有聊天的年輕人，有散步的老人，還有帶著小孩在廣場玩耍的三口之家。這里幾乎沒有觀光客，這就是日本小城生活的最好樣本。

最讓我吃驚的是，這個人口只有15.2萬的城鎮，規模還不如我們的一個小區，居然有一個「蔦屋書店」和一個規模龐大的圖書館——周南市立德山站前圖書館。

大樓共三層，建筑面積約4000平方米，藏書量約30萬冊，總計約200個閱覽座位。

圖書館內，關于中國大陸和中國香港的圖書，加起來不到二分之一個書架，而關于臺灣省的書，卻足足有兩個書架，從這個細節，也可以看出日本對華態度的微妙之處。

我在手機打開周南市圖書館的網址，更讓我吃驚的是，這個小地方居然有6家圖書館，分別是：

• 中央圖書館
• 德山站前圖書館
• 新南陽圖書館
• 福川圖書館
• 熊毛圖書館
• 鹿野圖書館

最大的是「中央圖書館」，「德山站前圖書館」排第二。

我幾乎走遍了所有發達國家，日本是最獨特的一個，也是極少數經濟持續衰退的國家。從賬面上看，過去的三十年，是日本失落的三十年。

1995年，日本的人均GDP達到歷史最高的4.4萬美元，到了2024年，不升反降，只有3.2萬美元。

與此同時，1995年，美國的人均GDP只有2.8萬美元，相當于同期日本的63%，此后的三十年，美國經濟一路狂奔，到了2024年，人均GDP達到8.6萬美元，是日本的2.7倍。這三十年，就是日美此消彼長的三十年。

在G7國家（美國、德國、日本、英國、法國、意大利、加拿大），日本的人均GDP已然墊底，2024年，甚至被韓國超越。

持續的經濟衰退，卻沒有造成日本社會的崩潰，從社會治理層面上看，日本反而是所有發達國家里面最強的，讓我舉例說明。

教育水平

日本圖書館體系發達完善，背后就是老百姓的閱讀能力強。

明治三十五年（1902年），日本民眾識字率為90%，明治四十二年（1909年），日本民眾識字率達到了98%。

1874年，俄國學者梅契年科夫來日本講學，他在《回憶明治維新》中，驚嘆日本的民間識字率之高，就連車夫、女傭等底層百姓一有空就看通俗讀本。 據他了解，明治前江戶城里青少年的就學率達到70-86%，識字率超過50%，而在同時期的歐洲，英國的識字率是20-25%，法國是14%，沙俄首都莫斯科約為20%。

日本的地鐵手機信號還不錯，但依然有不少人，捧著紙質書閱讀。這種場面，在寧波地鐵幾乎為零。

社會秩序

我曾經在油管看到一個日本大地震的視頻，底下很多英語留言，讓歐美觀眾印象最深的是，日本地震后，居然沒有發生looting（哄搶）事件。

相比之下，歐美簡直就是野蠻社會。舉幾個美國的哄搶案例：

2005年卡特里娜颶風（Hurricane Katrina）襲擊新奧爾良后，城市大部分地區被洪水淹沒，電力中斷，警察和救援力量難以進入。該地區出現了大規模的公然looting，這是美國歷史上最臭名昭著的災后搶劫事件。

2020年加利福尼亞山火（California Wildfires），當居民被強制疏散后，他們的空置房屋就成為竊賊哄搶的目標。

至于歐洲，也好不到哪里去，在2011年英國倫敦騷亂和2023年法國騷亂期間，大量的商店被洗劫。

我記得小時候，經常發生農村的哄搶事件。于是，我隨手一查，萬萬沒想到，現在還有這樣的事情。

2025年6月10日起，連續四天，安徽宿州市埇橋區解集鎮曾姓農場，每天約有500名村民手持袋子、鋤頭等工具，涌入他承包的農場搶奪尚未收成完畢的土豆，保守估計每日被搶走土豆約20萬斤，累計損失將近100萬斤。

當然，我們還是比歐美強不少。歐美自然災害后的哄搶，原因是社會秩序大范圍崩潰，我們農村的「哄搶」事件更多是零星的小群體行為，這與財產管理、土地糾紛、個別道德缺失或利用監管空隙有關。

日本也許是全世界極少數沒有哄搶事件的國家，仿佛就是全世界的一個例外！

那么，問題來了，日本，到底是世界的模范？還是人類的怪胎？

現在的日本，經濟大不如前，但公民的平均文化水平依然非常高，個體的自我管理意識也很強，社會秩序非常穩定。但凡事興一利，必有一弊，在某些領域，穩定固然好，但過于穩定未必是好事。

從概率的角度看，哄搶事件反而是一種正常的現象，林子大了什么鳥都有，每個社會都難免有壞人和蠢人。而日本人的大腦，仿佛是被格式化過一樣，個體行為模式的均一性太高!

確切地說，不是我們太混亂，而是日本太穩定。而穩定的盡頭，就是僵化。日本經濟進入三十年的下降通道，問題的源頭其實就是僵化。

以前，日本的共享車幾乎為零，這次，我終于看到一家新公司出現，那就是Luup。

我興奮地打開手機掃二維碼，居然有簡體中文說明，但費用讓我大吃一驚，騎行基本費用50日元，時間費用每分鐘15日元。你沒看錯，日本的共享單車按分鐘計費！

也就是說，1小時950日元（48人民幣）。如果租24小時，就要1100人民幣。這樣的滑板車，在中國購物網站多如牛毛，價格一千左右。在日本租一天的錢，就夠在中國買一輛。

進一步查資料，我發現，這家公司可不得了，Luup成立于2018年，總部位于東京，占據日本共享電動車市場90%的份額，領先于國際品牌（如Bird）和本土競爭者（如Docomo Bike Share）。

那么，這家公司有多大呢？

根據Luup官方招聘網站HERP Careers的信息，截至2024年6月，Luup公司（日本）的員工人數為191名（包含兼職，不含業務委托）。

2023年，就在這家公司快倒閉的時候，日本國會修改了《道路交通法》，允許電動滑板車無證騎行（限速20km/h），才有了共享電動車的發展空間，Luup才咸魚翻身。

即便如此，與中國的同行相比，Luup的規模，連九牛一毛都不算。

截至2024年底，Luup累計融資166億日元，估值約為407億日元（約合2.59億美元），號稱日本最大的電動車共享公司，擁有1.2萬+站點，3萬+輛車，Luup應用下載量超100萬次，活躍用戶估計為數十萬，具體數據未公開。年輕的Z世代使用率較低（11.5%），但旅游和通勤需求推動用戶增長。

Luup增長最大的障礙有兩個。

第一，費用過高，如前所述，年輕人用不起，老年人不想用，只能寄希望于敢于冒險的外國游客。

第二，停車場太少，才是Luup 發展的最大障礙。Luup 的“停車場”不能設置在公共場所，只能位于私人領地，如酒店、購物中心、寫字樓、公寓樓的入口或停車場區域。必須一家家談，還要給租金。

這樣一來，擴張的成本當然高，公司只能轉嫁給用戶，而多數用戶就跟我一樣，一看價格，就被嚇跑，于是造成設備使用率低，進入惡性循環。

我的共享單車也曾經混亂過，滿大街自行車，堆積如山，但沒多久，經過優勝劣汰，剩下幾個大公司。在這個過程中，政府也逐漸修改法規。共享出行管理也越來越有序。面對新事物，我們的態度是，先試試再說，不行則改，改了還不行，再放棄也不遲。

而日本截然不同，凡事都要先制定規矩，然后才能嘗試。日本數字經濟的主要障礙就在于各種法規制度，它們就像一根根麻繩，把創新的空間勒得死死的。

寫在最后

Luup的困境，就是日本新經濟的縮影。

如今的日本人對風險的厭惡，已經到了一種神經質的狀態。舊經濟時代，大魚吃小魚，新經濟時代，快魚吃慢魚，機不可失，時不再來。過于追求穩定的思維模式，讓日本在新經濟的浪潮中，節節敗退。

全世界互聯網公司，幾乎被中美兩國壟斷，曾經稱霸全球的電子產業，也日薄西山，日本手機行業幾乎全軍覆沒，家用電器也逐漸被中國品牌取代。日本經濟的最后一根支柱——汽車產業，正面臨中國的激烈競爭，日產瀕臨破產，豐田雖然效益不錯，但在新能源領域，卻朝三暮四，發展緩慢。結果，又出現了當年手機領域的局面，只不過，手機行業至少還有一個三星，新能源車領域，只有一家美國公司（特斯拉）和一群中國公司。

如今日本人，一方面，用著傳真機、軟盤、ATM，依然是紙鈔的天下，另一方面，又用著美國的蘋果手機，刷著中國的TikTok，穿著在temu買的衣服，請假去泡泡瑪特排隊買labubu。

客觀地說，日本在社會治理方面，的確水平很高，老百姓的素質也是世界一流，但也正是因為如此，隨著人口老齡化，日本社會也老態龍鐘，厭惡變革，逐漸僵化。活著活著，就活成了化石。

最后，回到本文的標題。日本，世界的模范？還是人類怪胎？每個人的立場不同，答案也不同，也許再過幾十年，你就會看得更清楚，不會太久，就讓我們拭目以待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