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上廣還是小縣城？社會理應容得下「不上進」

（圖/《小森林》）

20世紀末，隨著日本泡沫經濟的破裂，長達二十年之久的「失落的年代」不僅帶來了經濟上的停滯，也促使日本社會的心態與價值觀經歷了劇烈的改變。

一方面，東京、大阪等大都市依舊延續著高強度的職場文化，年輕人為了立足，在「過勞死」的陰影下拼命地工作；另一方面，也有越來越多的人開始反思：這樣的生活，是否真的值得。

也正是在這樣的社會背景下，日本誕生了兩種截然不同的影視文學作品。2014年，電視劇《東京女子圖鑒》播出，劇中的女主角綾從家鄉來到東京，朝著自己心中的「理想生活」一步步努力，在光鮮亮麗與疲憊不堪中反復掙扎，是無數大城市追夢青年的真實寫照。

幾乎在同一時期，電影《小森林》上映，影片中，市子選擇離開東京的喧囂，回到故鄉巖手縣小森村，在春種秋收、制作美食的過程中，找到了內心的平靜，則描繪出了另一種生活的可能。

彼時的日本，城鄉差距依然顯著，優質的教育、醫療資源大多集中在大城市，年輕人如果想要獲得更好的發展機會，似乎也只有涌入東京等大城市這一條路。即便有人對大城市的快節奏生活感到厭倦，想要回到家鄉，也仍然要面臨就業機會少、生活不便等現實問題。

因此，《小森林》所展現出的田園生活，多少帶著些理想主義的色彩，對于很多人來說，更像是一個遙不可及的夢。

而在中國，類似的社會矛盾也在發生。城市化進程不斷加快，越來越多的年輕人背井離鄉，奔赴北上廣深等一線城市，希望在這里實現自己的人生價值；同時，也有不少人選擇留在三四線小城，過著相對安穩的生活。只是，社會對于這兩種選擇的評價，往往存在著明顯的偏頗。

人們習慣性地將大城市奮斗視為「進取」，而把留在小城看作是「躺平」甚至「沒出息」。這種單一的價值評價標準，讓很多年輕人陷入了無盡的焦慮與迷茫。有人明明不適合城市生活，卻因為害怕被貼上「失敗者」的標簽，遲遲不敢離開；也有人明明渴望穩定，卻不得不硬著頭皮繼續「卷」下去。

但我認為，一個成熟的社會，理應容得下「不那么上進」的人生。

|01 社會對人的需求是多樣性的

在當代社會的想象中，社會的運轉依賴的是那些能在激烈競爭中脫穎而出、在高樓大廈中運籌帷幄的「精英」。但事實上，一個健康的社會，從來不是靠單一類型的人所構成的。

1983年，心理學家霍華德·加德納（Howard Gardner）在《多元智能理論》中提出，人類的智能并非一個單一的線性維度，而是由八種彼此獨立又相互關聯的能力構成：語言、邏輯數學、空間、音樂、身體運動、人際交往、內省、自然觀察。

這就意味著，不是所有人都適合在金融街加班到凌晨三點，也不是所有人都必須有硅谷式的創新狂熱。有人天生擅長與人溝通，有人更善于動手操作，還有人對自然、社會人文有著更敏銳的感知。社會的多樣性決定了它對人才的需求也必然是多元的。

就像電影《小森林》中的市子，她也不是說真的就無法在東京立足，而是在城市生活中逐漸意識到，自己真正渴望的，是回歸土地、順應季節、親手勞作的生活。她種菜、做飯、釀酒，與自然建立一種樸素而深刻的連接。這種生活方式，雖然不創造GDP，卻是一種真實、自洽、充滿生命力的存在，也是一種對世界很好的回應。

從經濟角度出發，大衛·李嘉圖的「比較優勢理論」也印證了這種多元價值的合理性。他認為，當個體專注于自己最擅長的領域時，整個社會的資源配置效率將達到最優。大城市需要創新者、開拓者，小城市則需要穩定者、服務者。沒有誰比誰更重要，只有誰更合適。

每個人的性格不一樣，能力不一樣，錯位匹配本身就不合理。這世界就是有人愛吃蘋果，有人愛吃梨。而我認為一個理想的社會，不是讓所有人都吃蘋果，也不是讓所有人都吃梨，而是讓愛吃蘋果的人拿到蘋果，愛吃梨的人拿到梨。

|02 單一標準是「社會暴力」

我們常常把「成功」定義得過于狹窄：高學歷、大公司、高薪、北上廣深……仿佛只有符合這一系列標準的人生，才算是「有出息」。

但這種單一的成功標準，其實是一種「社會暴力」——它不僅規訓了人們對生活的想象，更剝奪了人們選擇另一種生活方式的權利。

德國社會學家馬克斯·韋伯在《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中曾提出「工具理性」與「價值理性」的區分：前者追求效率與結果，后者則更關注行為本身的意義。

在當代社會，我們越來越被工具理性所主導，人們習慣性地問：「這件事能帶來什么回報？」卻很少再去問：「這件事，我是否真的愿意去做？」

于是，像便利店店員、咖啡師、廚師這樣的職業，盡管承載著最真實的服務價值，卻常常被打上「沒前途」的標簽。這種偏見背后，是一種對「成功」的狹隘理解，也是一種對個體價值的粗暴簡化。

但一個好的社會，應該允許并尊重人們做出「價值理性」的選擇——不是每個人都必須去大城市追求夢想，也不是只有「改變世界」才值得被看見。

有人愿意在咖啡館里做咖啡，有人喜歡每天清晨把熱騰騰的豆漿遞給顧客，有人選擇在便利店中日復一日把貨架擺放的整整齊齊……這并不可恥，而是一種值得尊重的生活方式。

以日本為例，根據日本總務省2023年發布的數據，全國有超過5.6萬家便利店，從業人員超過150萬人。其中，不少人將便利店視為終身職業，而非「過渡性工作」。無論是薪資保障、職業培訓，還是社會認知層面，日本對這類職業都給予了充分的尊重。他們不是「失敗者」，而是保障整個城市正常運轉中不可或缺的一環。

而在我們這里，很多人仍然認為只有「考上大學、進大廠、考編、買房子、結婚生子」當作人生唯一的「正軌」。這種單一的價值導向，讓很多年輕人在成長過程中被迫壓抑自己的真實需求，去迎合社會的期待。

一個真正多元的社會，不是所有人都去大城市闖蕩，也不是所有人都選擇「躺平」，而是讓愿意拼搏的人有空間去追夢，也讓愿意服務他人、經營小店、過穩定生活的人，能在自己的軌道上收獲體面和尊嚴。

03 好的制度和文化做支撐

當然，「求仁得仁」從來不是一句空洞的口號，它需要制度的支撐，也需要文化的包容。

真正讓一個人安心選擇留在小城市、過一種節奏更慢、生活更穩定的日子，不只是靠「熱愛」或者是「情懷」，更要有「低生存成本」的基礎設施和公共服務保障。否則，所謂「選擇自由」，終究只是少數人才能擁有的特權。

比如日本，為了解決少子化、老齡化、東京「一極集中」以及地方經濟持續衰退等結構性問題，2014年安倍政府就提出了「地方創生」的國家級戰略。通過稅收優惠、住房補貼、免費醫療、遠程辦公支持等多種方式，吸引年輕人和企業向地方遷移。截至2024年，日本政府已為此投入超過3萬億日元。

在國內，像浙江的「共同富裕示范區」也在探索「幸福指數」作為地方考核指標，包括公共服務、生態環境、生活滿意度等維度，不再唯GDP論英雄。

當然，在大城市中奮斗的年輕人，也需要更完善的「奮斗者保障」：比如，廉租房等保障性住房、職業技能培訓、心理健康支持、靈活用工制度等，都能夠幫助個體更好地在城市立足。

但比制度更深層的，是文化的轉變。社會需要在文化層面建立起對多元生活方式的尊重：媒體輿論不再把「留在大城市」當作唯一的人生目標，也不再將「回到小城」污名化為「躺平」，而是理解每一種選擇背后的價值與意義。

正如社會學家周曉虹在《中國社會心態研究》中所言：「當社會只有一種‘正確’的活法時，焦慮就會成為集體情緒。」而多元價值的重建，正是緩解內卷的根本路徑。

|04 年輕人在回歸自我

這兩年，我自己有一個很明顯的體感：年輕一代正在對大城市祛魅。越來越多的年輕人，畢業后不再執著于去北上廣深，而是選擇留在家鄉，或者是去那些節奏更慢、生活更近人情的中小城市。

在一些人眼中，這或許是一種「退步」，是「沒志氣」「不奮斗」的表現。但在我看來，這恰恰是社會進步的信號。

它說明，年輕人開始更關注生活的質量，而不是社會的期待；開始更重視內心的渴望，而不是外界的評價；開始更在意「我是誰」，而不是「別人希望我成為誰」。

正如哲學家阿蘭·德波頓在《身份的焦慮》中所言：

現代社會的問題，不在于物質匱乏，而在于我們被賦予了無限的選擇，卻只被允許有一種成功。

我們被告知可以自由選擇，然而一旦偏離主流路徑——比如不去大廠、不考編、不買房、不結婚、不留在一線城市……就會被貼上「失敗」或「躺平」的標簽。

今天年輕人的選擇，正是在打破這種「單一成功」的幻覺。

社會應該做的，不是批評這些選擇，而是為這些選擇提供更多的可能性。讓那些愿意再拼一把的人，都能在城市中找到奮斗的空間；讓那些「低能耗」、愿意過安穩生活的人，也能在小城市里收獲體面的尊嚴。

正如在《東京女子圖鑒》的結局里，綾回到了家鄉，在便利店遇見曾經的自己；《小森林》的尾聲中，市子重新出發，帶著田園賦予的從容走進城市。這兩種轉身，同樣都值得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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