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世界工廠”到“工業雨林”：東莞的深度躍遷，藏著中國制造的倔強基因

城問

理，總會越辯越明

【這本書寫的不僅是一座城的轉型密碼，更是中國制造躍遷的筋骨與靈魂】

吾球商業地理：

“世界工廠”凋零？不！它在熔爐中淬煉“工業雨林”！行走大國的“財經偵探”王千馬，聯手“東莞通”吳詩嫻，以大量的田野調查，及敏銳的洞察力，在《“制造”新東莞》一書中解剖這座城的重生基因：從30億砸向AI+制造，到實現不少于5000個邊端智算網絡節點建設和登記；從某鎮街145億重倉未來裝備的鎮域突圍，到流水線蛻變為智慧光的微觀革命——這非衰落，而是向死而生的深度躍遷！“齊魯壹點”專訪更獨家披露：其血脈中，竟刻著源自齊魯大地的千年胎記！

采訪/曹竹青 等；

答復+主編/王千馬；

圖片/網絡；

編制/大腰精+牛兒響叮當+咿呀丫

東莞不行了？那為何全球每5部手機就有1部烙著它的印記？東莞只是個廣東地級市？不，它是解碼中國制造跌宕四十年的“活化石”！

當“世界工廠”的標簽被唱衰，《“制造”新東莞》卻撕開表象，揭示其“工業雨林”般蓬勃進化的真相——從“三來一補”的血汗線，到松山湖實驗室的智慧光；從港臺資本的弄潮兒，到“廠二代”創客的星辰夢；從流水線上飛逝的青春，到一碗臺灣私房菜里的堅守鄉愁……這座城市經歷的每一次陣痛與突圍，都精準投射著中國制造業轉型升級的集體脈動。

這正是財經偵探王千馬聯手“東莞通”吳詩嫻創作《“制造”新東莞》的深層動力：以東莞為棱鏡，折射大國實業從“汗水驅動”到“創新突圍”的壯闊史詩。翻開這本書，你觸摸的不僅是一座城的轉型密碼，更是中國制造躍遷的筋骨與靈魂。

在近日接受“齊魯壹點”的專訪中，財經作家，也是壹點號知名大V（截至2025年7月28日，壹點號“吾球商業地理”的總閱讀量為7933.7萬）的王千馬，不僅深入剖析了東莞制造的進化密碼，更揭示了這座“世界工廠”如何成為中國制造業轉型的微觀樣本；另外，他還告訴了大家一個意外伏筆，那就是千年之前，東莞的名字有很大程度源自齊魯大地！

這層跨越千年的血脈勾連，為這部聚焦中國制造的力作，增添了一抹耐人尋味的歷史注腳。

【以下對話刊載于近日“齊魯晚報·齊魯壹點”客戶端之“文學會客廳”，有增刪】

緣起

一個安徽人，

為何解碼“莞”字密碼

齊魯壹點：首先祝賀《制造新東莞》出版！剛讀完新書，追求速度有點囫圇吞棗，但很多章節我們都細讀了，是一本兼具歷史性與文學性的好書！這本書還原了東莞制造波瀾壯闊的改革創新的歷史，有大量的企業家的采訪與普通人物奮斗故事的挖掘，有大量數據的引用也有高屋建瓴的總結與定位，有城市基礎設施建設比如修路架橋的書寫，還關注了發展初期打工妹的困窘和機遇，還有東莞這座城市從縣城到躋身新一線的生活場景，鮮活豐滿。是什么契機促使你和東莞市作協副主席吳詩嫻聯手書寫東莞這座城市的制造傳奇？最初的靈感火花來自哪里？

王千馬：為什么會寫東莞？類似的問題，也在我寫《寧波幫》，寫《重新發現上海》時曾不斷遇到。大家都很好奇，一個安徽人，會將自己的目光放在了這些外地身上。但是從大的方面來講，不管上海、寧波還是東莞，它是中國的也是世界的，所以哪怕我是安徽人，也可以書寫。另外，作為一個有志于發現城市生長的邏輯、揭秘商業與地理之間關系的一位寫作者，任何一個城市都是值得關注的。這些城市自然也會包括東莞。

盡管我是在2014年前后，才真正知道東莞這個名字。那一年，我忘記了自己因為什么而第一次經過樟木頭。但也正是這次經歷，讓我意識到，這個由32個鎮街組合而成的城市，當年比今天的江蘇還要散裝。外人更熟悉它底下的樟木頭、長安、大朗、厚街，還有虎門。說起來，我們其實很早就接觸了東莞，因為在我們的歷史教科書中，有一個重要的章節，就叫虎門硝煙。所以，等我意識到虎門就是東莞的一份子時，我才發現，過去被我們一度視為“世界工廠”，像是一片“文化沙漠”的這個城市，其實是有著十足的文化底蘊。

某種意義上，正是這些十足的文化底蘊，讓我找到了了解東莞為什么會在制造業上取得長足進步，并成就今天工業東莞、科技東莞的一個重要鑰匙。

首先，作為一座遠離中原的嶺南城市，它吸引著諸多移民的到來，而東莞的得名，有多種說法，其中就有“移民說”。廣府、客家以及疍家移民讓這座城市變得多元和包容，這也是東莞在今天發展制造業的基礎。另外，它還是一個沿海城市。數千年來來自東西方的商船在虎門沿海進進出出，讓它在“士農工商，商為末業”的傳統中國，先人一步有著工商業的造化和追求，這也讓它在未來發展制造業變得順理成章。更重要的是，來自林則徐點燃的中國近代史上最為著名的一把“火”，也讓我們看到了這個地方的開放與覺醒。也正是這份開放和覺醒，讓它在新時代得以擁抱新的變化和新的機遇。同樣還是覺醒和開放，讓它在未來向“新”而行。這也是我們為什么會在《“制造”新東莞》一書的前面，大談特談東莞的過去，因為不知過去，無以知將來。這也讓我們創作《“制造”新東莞》，帶有一些為東莞正本清源的意思。

【在廣東文學館舉辦的《“制造”新東莞》首發式上，專家與作者的對談】

但最終吸引我們的，還是在“制造”。已經毋庸置疑，是制造改變了這座城市。盡管擁有了制造的基因，但是沒有在改革開放初期，東莞毅然決然選擇了“三來一補”，也就沒有今天的東莞。而這種依靠低成本勞動力、土地紅利和外資技術，成為全球產業鏈的“代工基地”，無疑是中國制造業當年的普遍形態，也是“中國制造”最初的名片。2008年金融危機后，東莞遭遇“倒閉潮”，暴露出依賴低端加工、缺乏核心技術的脆弱性。這與中國制造業整體面臨的困境高度一致——如何從“微笑曲線”的底端（組裝、代工）向兩端（研發、品牌）攀升？東莞的應對策略，如打造松山湖，引入高科技企業，培育專精特新，正是中國制造業轉型升級的縮影。這也讓今天的東莞，已不再是簡單的“加工廠”，相反形成了完整的電子信息、智能裝備、新材料等產業集群。華為、OPPO、vivo等企業的崛起，讓東莞成為全球消費電子產業鏈的核心節點。這種從“世界工廠”到“工業雨林”，從“單點突破”到“生態協同”的演進，也正是中國制造業向高質量發展邁進的關鍵路徑。當然，在這中間，東莞也做了很多深具東莞特色的舉措，比如說大打“外資牌”“民營牌”和“城市牌”，既讓東莞持續保有發展活力的同時，也加強了東莞的內生力，以及與內外的鏈接。東莞再也不是傳統的散裝城市，而是一個組團式的現代城市。可以這樣說，制造“制造”了新東莞，但與此同時，從東莞制造業的發展上，我們也可以一覽中國制造業的發展歷程——它幾乎經歷了中國制造業的所有階段：代工起家、遭遇危機、艱難轉型、創新突圍，不僅可以作為觀察中國制造業轉型的最佳樣本，而它的成功與挫折，也能給其他制造業城市提供重要借鑒。

更重要的是，在東莞制造業發展上，我們能發現更多的時代課題，比如制造業的升級，不僅僅是技術問題，更是人的問題。東莞的“農民工變技工”“廠二代變創客”“代工廠變科技企業”的故事，反映了中國勞動力結構、社會階層和商業文化的深刻變革。此外，它還代表著中國制造的未來可能性。今天的東莞，正在探索的“智能制造”“產業互聯網”“科技成果轉化”，這些正是中國制造業未來的關鍵課題。它的實踐，可能定義“中國制造”的下一個十年；它還是全球化與本土化博弈的微觀戰場，那就是在中美貿易摩擦、全球供應鏈重構的背景下，東莞如何平衡外資與本土企業、如何應對“脫鉤”風險、如何保持產業鏈韌性，對中國制造業具有戰略參考價值。總而言之，東莞就像一面鏡子，照見中國制造業的過去、現在和未來。關注東莞，就是關注中國制造的命運。這也正如《“制造”新東莞》在腰封上所印的幾句話：濃縮中國制造的跌宕風云，同證中華復興的實業路徑。此外，它還為中國城市未來發展提供東莞經驗：提智增效、向新而行。

再說一個有意思的是，在東莞得名的“移民說”中，有很大程度是和山東有關系。在歷史上的一段時間內，我們今天所熟悉的瑯琊郡的前身，就叫東莞郡。自西晉以來的衣冠南渡，讓來自東莞郡的人民，成了這片土地的新居民，與此同時，他們將東莞的名字也一并帶來。我曾經在從濟南前往臨沂的路途當中還特意尋找，發現在今天的莒縣，還有一個東莞鎮，它大概就是當年東莞郡的遺留。所以，今天的東莞，和我們的大山東，還息息相關。

脈絡

三層篩法，

厘清“世界工廠”進化史

齊魯壹點：本書時間跨度很大，從改革開放前直到當下。在梳理東莞近半個世紀的發展史時，面對東莞如此龐雜、碎片化的歷史資料和發展線索（政策、經濟數據、企業案例、個體故事等），你們是如何進行系統性地梳理、篩選和整合，最終形成一條清晰有力的主線的？有沒有一套自己的寫作“方法論”？

王千馬：寫作一個城市，其實就像人的成長，從“看山是山看水是水”，到“看山不是山看水不是水”。前者是未經“參禪”前基于感官和常識的直觀經驗。我們需要這種沒有經過打磨，保持著原生態的直觀經驗，它有可能給了我們對它的初始認知。毫無疑問，東莞給我的初始認知，就是“世界工廠”。

只是，你知道東莞是一座“世界工廠”，顯然是不夠的。就像人生需要通過不斷的禪修和思考，認識到事物的表象背后隱藏著更深層的本質。山不再是單純的山，水也不再是單純的水，它們可能是因緣和合的產物，或者是心識的投射。那么，東莞這座“世界工廠”背后的本質又是什么？它是怎樣形成的？為什么東莞能成為世界工廠，而不是其它的什么莞？更重要的是，今天的東莞，還是“世界工廠”嘛？

我們不怕有疑問，就怕沒疑問。這些疑問，其實就像是給我們的創作提供了路牌，讓我們有了進一步深入探索的方向。某種意義上，寫作其實就是解疑釋惑悟道的過程。

如果說探尋東莞作為“世界工廠”背后的故事，已經成為這本書的“切入口”，那么，在全書的整體創作上，我們也需要一個很好的戰術，換句話說，方法論。正如問題所提到的，東莞有著如此龐雜、碎片化的歷史資料和發展線索，我們不能陷在里面，而是要跳出來，為創作尋找一個“綱”，綱舉目張。

在梳理東莞近半個世紀的發展史時，我們遂采用了“三層篩選法”：第一層是宏觀框架的搭建。我們以中國改革開放和全球產業轉移為時代背景，將東莞的發展劃分為幾個關鍵階段：改革開放初期的“三來一補”起步期（1984年，“借船出海”向農村工業化進軍）、1990年代外資涌入的黃金期（1994年，優化產業結構，從勞動密集型轉向技術密集型）、通過松山湖再造一個東莞的轉型期（2000年，打造現代制造業名城，從加工制造轉向研發、制造、服務“三位一體”）、2008年金融危機后的轉型陣痛期（“騰籠換鳥”加快經濟結構調整、降低對外依存度、提升產品附加值），以及近年來向智能制造邁進的新時期（產業立新柱的同時，通過數字化、智慧化讓老樹開新花）。這個框架幫助我們把握住了歷史脈絡的主軸。

第二層是中觀層面的典型樣本篩選。東莞有32個鎮街，每個鎮都有不同的產業特色。我們選擇了石龍、虎門、厚街、長安、大朗以及松山湖作為重點研究對象，通過解剖這些“麻雀”來反映整體發展態勢。同時，我們特別關注了在不同時期具有轉折意義的企業案例，比如早期的來料加工廠、金融危機中的轉型企業、現在的“專精特新”小巨人等。

第三層是微觀層面的人物故事挖掘。通過吳詩嫻在東莞積累的人脈資源，我們采訪了上百位不同年代、不同行業的親歷者，包括第一代港商、本地村干部、外來務工人員、新生代創業者等。這些個體的真實經歷和情感體驗，為宏觀敘事提供了血肉支撐。同樣，值得慶幸的是，在這個外資經濟和民營經濟具有活力的土地上，我們并沒有忽視“國資力量”。通過對東實旗下相關企業和人物的關注，讓我們對東莞的制造生態的描述更加扎實。

正是這三層結構的篩選，讓我們在大量的田野走訪，以及資料收集時有的方式，而不是眉毛胡子一把抓。此外，在具體寫作方法上，我們特別注重時間邏輯。此書采訪了諸多企業，它們的故事根據時間而出現在不同的場合。當然，書中也少不了“時空交錯”的敘事技巧。比如在講述一個當下智能制造企業的故事時，會自然地回溯到30年前它的前身——一個簡陋的來料加工廠，通過這種對比來展現產業升級的完整軌跡。

同時，我們也借鑒了社會學中的“深描”方法，不僅記錄事件本身，更關注事件背后的時代背景、制度環境、文化心理和社會網絡。如此一來，打通三層結構，讓它們最終融為一體。此時，山依然是山，水依然是水。

筆觸

如何讓冷數據

講出熱故事

齊魯壹點：經濟題材寫作常面臨如何平衡“硬數據”與“人文溫度”的挑戰。在《“制造”新東莞》中，你們是如何將那些看似枯燥的經濟數據、產業政策轉化為生動可感、富有“文學味兒”的敘述的？能否舉例說明？

王千馬：今天東莞出現在世人眼里的，更多的是數據。就像人們津津樂道的，全球每3件玩具、每5部智能手機、每5件羊毛衫、每10雙運動鞋，其中之一就是東莞造；每10臺口罩機，也有6臺是東莞造（此數據來自于《經濟日報》在2022年的報道）或者，截至2024年，東莞市共有?1.4萬家規模以上工業企業?，規上工業總產值突破?2.5萬億元?，同比增長約26%，增速高于全國平均水平。其中，高技術制造業增加值增長33%，戰略性新興產業增加值增長28%……老實說，相比較故事，這些冷冰冰的，看似枯燥的經濟數據，更能說明東莞是個好學生還是差學生。但是，在好壞之外，我們卻看不出這個學生的真實面目，也不知道他的真性情。所以，在《“制造”新東莞》中，我們特別注重讓數據“活”起來，讓產業政策“落地”為具體的人生故事。

【《“制造”新東莞》走紅的背后，既源于大家對東莞的關注，也因為文本的耐讀】

這里就包括東莞與香港之間的故事，從當年的莞商投奔香港并在香港成就，到香港在抗戰時期給了很多莞人藏身之所，再到新中國成立后東莞和香港之間的聯系，尤其是為了讓香港人民喝上水，修建東深供水工程，讓石馬河的水倒流……所有的一切，都是為了說明東莞制造業的發展，不僅源于產業轉移的需要，更在于它和香港的血肉相連，讓它擁有了發展的“獨特資源”。很多地方之所以成為不了“東莞”，正在于它們沒有近水樓臺。

此外，書中講述東莞在“只有星星不見月亮”之后的轉型，沒有僅僅堆砌產值和份額，也不僅僅只關注文件材料，而是通過何思模的痛苦思考、尹積琪的變法等故事來呈現。作為最早入駐松山湖的企業之一——易事特的創始人，何思模在新世紀初，是痛苦的。書中寫到，“在沒有任何品牌知名度的情況下，給被人代工，掙的是小錢，也是辛苦錢，沒有任何含金量，是任何人都可以代替的工作，而且永遠是被動的，沒有發言權。”這是推動他最終組建自己的研發團隊，進行技術創新的“原動力”。而在三屯成立了琪勝鞋業的尹積琪，也在1999年開始從運動鞋轉做高檔皮鞋，“從幾條簡單生產線開始慢慢擴大生產。更重要的是，為獲得進入國內市場的敲門磚，他創立迪寶鞋業，加強自主創新，積極推行產品質量體系、環境體系認證，確保產品的質量安全，提升產品的檔次，提高產品的價值，從線下品牌CHCH、TIBAO·AUCHEHO、BOFFIN一路做到了線上品牌FREUDENBERG、FDB、MWTS CHCH等眾多品牌，從而將品牌溢價掌握在自己手中。”2008年的奧運會，迪寶品牌出現在了開幕式中。姚明腳下所穿的，正是這一品牌。和他相似的，還有我的老鄉曾凌燦，在為他人代工手袋多年之后，也選擇了自創品牌“莫失”之路。

此外，《“制造”新東莞》一書還通過了中科院物理所的一位教授黃學杰的經歷，展現了東莞制造的轉型升級。他說他第一次到東莞，是作為鋰電產業化的堅定推動者，受中科集團董事長張云崗的邀請，和陳立泉老師一起對擬成立的ATL公司提出咨詢意見。他承認自己一開始對這個擬成立的ATL公司，心里是不贊同的，投了反對票，但是在看到了創始成員之一的曾毓群所展現的管理能力之后，下午便改成了贊同。不得不說，正是得益于各方的支持和認可，讓東莞有了新的發展曲線：新能源產業。盡管曾毓群因故回歸寧德，并成就了寧德時代，但多年之后，寧德時代也重歸松山湖，彌補了當年的遺憾。而對黃學杰來說，他也沒想到自己有朝一日，從東莞的客人，變成了東莞的主人。隨著新能源產業在東莞的發展，還是讓黃學杰等人看到了鋰電池乃至整個新材料產業在東莞發展的前景。“作為制造業強市，這里龐大的外資、民營企業絕大部分跟材料有關，也有著巨大的需求。中國科學院研發出來的成果很多都可以在這里找到應用的場景。‘允許用打醬油的錢去買醋’，賦予科學家更多自主權，也讓中國科學院有意愿推動自己的科研團隊攜帶著在實驗室研發數十年的科研成果，去尋找‘把論文寫在祖國的大地上’的方法。”黃學杰也因此和物理所的同仁們再次南下。而銳意產業轉型升級的東莞，也因此擁有了一座寶貴的材料實驗室。也就在這座位于中子源路的松山湖材料實驗室，我看到了這樣的標語：掌握材料，掌握未來。

此外，我們還特意“留意”了一位在東莞多年的臺灣人——這個祖籍內地，因為時代的洪流而出生在臺灣的中國人，是個優秀的廚師，后來隨著臺灣制鞋業的發展，以及不想成天跟油膩打交道，最后也加入了鞋業的生產和外貿中來。某種意義上，他見證了東莞鞋業發展的春天。這里有他熟悉的凌明驥創辦的炬元、炬熙，還有永字集團的永盛、永美，以及廣興、鼎力、雙威！它們都位于三屯！著名的大廠還有綠揚、力凱以及綠洲，它們則在赤嶺……臺資老板多了，而且有時不免懷念臺灣的美食，這讓他發現做鞋子還不如搞餐飲，最終重拾舊業，做出了東莞餐飲業的一個知名品牌：老媽私房菜。直到今天，他都記得到2020年之前，他的老媽私廚都是人氣爆滿！但今天，他做菜的水平依舊，但老面孔卻越來越少了。這背后的原因正是中美的外貿戰，以及東莞產業自身的轉型升級，導致很多臺資轉移陣地，前往東南亞開廠了。但是他還是決定一直做下去！因為在這里做了20多年，這家私廚已經成為了東莞的美食地標了！很多在東莞的大陸人想吃臺灣菜，都會被推薦到這家來！而且，臺資企業雖然流失，但它們還是給東莞留下了“火種”！相比中國大陸，越南、柬埔寨等雖然成本相對低廉，但是它們的產業鏈還是不如這里！有相當一部分的原料，或配套，都需要從東莞出口！所以他們大多在東莞留了個辦事處，隔段時間，他們就要回來！一回來，總會到他這里坐坐！

除了這些故事之外，《“制造”新東莞》還寫了很多人的故事。除了那些在東莞做出了傳奇的大佬，像太陽神的懷漢新、馬可波羅的黃建平、以及步步高、OPPO、vivo的“祖師爺”段永平、華堅的張華榮、玖龍紙業的張茵等，還用了整整一章《那些花兒》關注了打工仔打工妹這個必不可少的群體：除了向莉，還有安徽人，日后成為中國知名文學評論家的柳冬嫵，以及品牌家居業老板的曹明蓮；河南人，在老家做姑娘時沒拿過繡花針，卻在東莞拈起了工業繡花針，后與老公一起把鼎泰高科推上上市公司的王馨……之所以要關注他們，不僅因為他們撐起了東莞制造業的發展生態，更重要的是，他們通過雙手和智慧改變了自己的命運，而且還在港資、臺資等企業的訓練下，提升了自己，并最終在東莞開枝散葉，推動了東莞民營經濟的發展……

歸根結底，《“制造”新東莞》試圖傳遞的核心是：東莞的制造業奇跡，從來不只是GDP數字的躍升或生產線上的效率革命。它更是一場深刻的社會變遷與文化重構，是千萬勞動者用汗水、智慧甚至鄉愁共同書寫的“人城共生”史詩。當冰冷的機器轟鳴聲里融入了市井巷陌的煙火氣，當精密的生產節拍中跳動著無數普通人的夢想脈搏——這種融合了硬核制造與人間溫情的獨特質感，才是數據背后最真實、最動人的“東莞面孔”。

群像

流水線上的青春，

如何澆灌出“工業雨林”

齊魯壹點：經濟發展離不開人。書中對發展初期“打工妹”群體的描寫非常動人。她們的個體成長故事與東莞這座城市的整體崛起，在書中是如何實現相互映照的？東莞從“農業縣”到“世界工廠”再到“工業雨林”的躍遷中，人在其中起到了非常關鍵的作用，比如官員、港商、本土企業家、工程師、普通打工者等等，城市精神是如何通過這些人塑造的？

王千馬：正如前面所說，這本書關注的不僅是制造業大佬，同樣也將不少筆觸，給了那些在一線上奮斗的打工仔、打工妹。在我們看來，東莞不僅屬于大佬的，更屬于這些打工仔、打工妹的。沒有這些打工仔、打工妹，就沒有東莞制造業的發展，尤其是東莞在“三來一補”期間，正是來自內地的人口紅利，拓展了東莞發展的空間。所以，東莞在前兩年排了一個原創音樂劇，叫《東莞東》，選擇了這個城市經常能看見的小人物——從農村來到城市的務工人員的視角，講述東莞最典型的產業——皮包皮具制造行業當中的工人們在此奮斗的故事。與此同時，東莞還面向全國發起“尋找2億分之一：《東莞東》邀您故地重游”活動……它們用自己的方式，致敬了這個偉大時代的奮斗者。當年剛剛準備農村工業化的東莞膽子再大，也肯定沒有想到，不要說自己從農業轉移出70%以上的勞動力，到最后就連百分百的勞動力都不夠用了，甚至，還得通過全國“支援”東莞，才能滿足東莞產業發展的訴求。東莞需要感謝他們的付出。他們懷著理想，以及遠方的憂愁，在飛轉的流水線上，通過不懈的努力和奮斗，為這個城市的快速發展，奉獻了自己的青春和熱血。沒有這些奮斗者，東莞撐不起自己作為雙萬城市的體量。從他們身上，我們可以看到，中國人民的勤勞和勇敢，他們能將一個有限面積的土地，做成了一個世界制造業的典型。在“拼”這件事上，這座城市乃至整個國家都矢志不渝。

當然，我們更從中看到了，個體與城市相互成就的最佳樣本。沒有東莞的多元、包容和開放，你很難想象像向莉、王馨能從一個普通的打工妹，前者在2022年高票當選為廣東省陜西安康商會第二屆監事長，后者則成為生產工業用微型刀具“隱形冠軍”的鼎泰高科的董事長，甚至在2024年獲得全國三八紅旗手稱號。同樣也很難想象，兩位保安——李實和鄭耀南，前者創辦了盟大集團，后者則創辦了都市麗人。所以，這本書既聚焦東莞產業的進化史，也關注里面每個拼搏的個體，哪怕他們是到東莞“打螺絲”的，他們也用自己的青春和熱血，為這個城市的進化注入了力量。

但今天的東莞，顯然對人才有了重新的要求。如果說當年的創業者，大多是“闖”一代，他們憑借著膽量、努力，和自我犧牲，不是成為流水線上的熟練工人，就是成為能管理一個工廠的領導，那么，今天的人才，必須成為“創一代”，應該是具備某項專業技能，擁有某種程度的學歷或者學識，但更重要的是，必須要有向全球而行的勇氣，無創新不生存的意識，以及對產品持續打磨的工匠精神。甚至，我們更應該像馬斯克那樣，將自己的征程放在星辰和大海，為整個人類的進步而努力。

【《“制造”新東莞》的宣傳海報“現身”廣東文學館】

我們還不能忽略的，在東莞的發展當中，起到巨大貢獻的，有港商、臺商——他們作為改革開放后最早進入東莞的“弄潮兒”，帶來了關鍵的資本、技術、管理經驗和國際訂單。他們以敏銳的商業嗅覺和敢為人先的魄力，在東莞這片土地上點燃了“三來一補”的星星之火，搭建起連接國際市場與內地勞動力的橋梁。他們的務實高效、契約精神和全球視野，深深影響了東莞早期的商業氛圍和產業形態。

有本土的企業家——他們從“洗腳上田”起步，憑借著對本地資源的熟悉、對市場機遇的把握以及骨子里的堅韌不拔，迅速成長為東莞經濟的重要支柱。他們或從為外資企業做配套起步，或直接切入細分市場，以“螞蟻雄兵”的姿態，構建起東莞強大的產業配套網絡和充滿活力的“榕樹經濟”。他們的草根智慧、靈活應變和對故土的深厚情感，是東莞內生動力和本土韌性的重要源泉。

更有當地的官員。像鄭錦濤、李近維，以及日后的佟星。這些主政者在不同的歷史階段，以其前瞻性的視野、務實開放的施政風格和勇于擔當的精神，為東莞的發展掃清了障礙、指明了方向、注入了動力。從鄭錦濤時代大膽引入“三來一補”打開開放之門，到李近維提出“推動兩個根本性轉變，加速科技進步”，既要星星，也要月亮，再到佟星推動產業升級與城市轉型，塑造“海納百川、厚德務實”的城市精神……官員群體的決策智慧與執行力，是塑造東莞高效、務實、敢為人先的城市精神圖譜中不可或缺的關鍵筆觸。幸運的是，盡管這中間的發展航程并非一帆風順，有所往復，也經歷過弊病與挑戰，但主政者始終以發展為要務，其整體脈絡是昂揚向上、給人信心的。

這份信心，在如今東莞新一任書記韋皓那“勇攀現代化產業體系建設新高峰，以更加厚實硬實力擔起經濟挑大梁重任”的鏗鏘表態中，得到了延續與升華。我們從中看到的，不僅是新階段的目標與決心，更是東莞官員群體一脈相承的開拓精神與擔當意識在新歷史方位下的強力迸發。

總而言之，今天東莞的發展，是由港商的國際視野、臺商的精細管理、本土企業家的草根韌性，與官員的開拓擔當、無數建設者的勤勞汗水所共同熔鑄的。

正是這些不同群體在各自領域的拼搏、協作與相互成就，共同書寫了東莞從農業縣到制造業重鎮的傳奇篇章。

定位

東莞樣本，

一部“野生力量”的逆襲史詩

齊魯壹點：你們如何定義《“制造”新東莞》這本書？是經濟史學著作或是非虛構寫作或是報告文學作品？千馬老師一直致力于城市商業與地理的書寫，走遍全國各地，書中也能讀到您不時提到的城市對比。寫東莞，跟其他城市有什么不一樣的創作體驗？

王千馬：我和詩嫻在創作《“制造”新東莞》時，曾定下了兩個創作基調，一個就是全面展現東莞的前生今生，尤其是這四十年來大氣磅礴的發展歷程，希望能給讀者提供一份中國制造業的發展樣本，也為眾多城市提供一份行之有效的“東莞經驗”。所以你說它是經濟史學著作沒問題。另一個就是創作必須建立在真實的數據、文件，以及大量的田野調查基礎之上，與此同時，一定要以故事來打動人，用好讀好看的文字來感染人，所以你叫它是文學作品，也是應該的。更準確地說，它是根植于深厚調研基礎上的非虛構寫作或報告文學作品。我們試圖在嚴謹的史實框架內，注入文學的溫度和敘事的張力，讓宏大的經濟轉型史通過一個個鮮活的人物命運和具體的工廠故事變得可觸可感。

在創作《“制造”新東莞》過程中，之所以要不斷地和中國其它城市作比較，也是因為東莞的發展，不是孤立的事件，同樣也不是在孤立的空間。這種對比，恰恰是理解東莞獨特性的關鍵鑰匙。與其他城市相比，東莞的創作體驗尤為特殊：

首先是“野生力量”的樣本價值：不同于擁有深厚工業底蘊的上海、沈陽，或是作為國家戰略試驗田的深圳、浦東，東莞的崛起更像是一場“草根逆襲”。它的起點是純粹的農業縣，沒有大型國企基礎，缺乏國家級特殊政策傾斜，它的“世界工廠”地位，很大程度上是依靠“三來一補”模式，吸引港臺資本，結合內地洶涌而來的勞動力，由村鎮一級甚至農民個體戶“自下而上”干出來的。寫東莞，就是寫這種內生、自發、充滿韌性和活力的“野生力量”如何改變自身命運并影響全球產業鏈的傳奇。這種“無中生有”、靠市場機制和基層活力驅動的模式，在中國城市發展史上極具標本意義。

其次是“鎮域經濟”的顯微鏡：東莞“市管鎮”的獨特行政架構，使得其經濟活力高度分散在32個鎮街（園區）。每個鎮都可能孕育出一個甚至幾個全球聞名的產業集群（如虎門的服裝、厚街的家具、長安的電子）。這種“一鎮一品”、“滿天星斗”式的格局，要求我們必須深入一個個具體的鎮街，去捕捉它們差異化的發展路徑和產業生態，這比寫一個中心城區主導的大都市更為復雜，但也更能展現中國基層經濟單元的真實脈動和韌性。這種“顯微鏡”下的觀察，是東莞區別于其他大城市書寫的獨特體驗。

再次是“世界工廠”的全球連接性：寫東莞，無法脫離其作為全球供應鏈關鍵節點的身份。它的興衰起伏，與全球經濟周期、國際產業轉移緊密相連。書中的故事，天然帶有強烈的國際背景和全球化視角。一條來自歐美的訂單，可能迅速改變一個東莞工廠甚至一個鎮街的命運；一個國際品牌的標準，可能重塑當地整個產業鏈。另外，來自國際的金融危機，也很快傳導到東莞，深度影響了當地產業……這種深度的全球嵌入性，使得東莞的故事具有超越地域的普遍意義，也要求我們在寫作中時刻關注“地方”與“全球”的互動。

最后是“轉型陣痛”的前沿觀察：東莞無疑是產業轉型升級的“風暴眼”和“試驗田”。它最早感受到勞動力成本上升、外貿環境變化、技術迭代帶來的壓力，也最早被迫進行痛苦的自我革新（如“騰籠換鳥”）。書寫東莞的現在，就是在記錄中國制造業如何從“汗水驅動”邁向“創新驅動”的最前沿陣痛與探索。這種身處轉型漩渦中心的體驗，充滿了挑戰，但也提供了觀察中國未來產業方向的寶貴窗口。

當然，通過觀察其它城市，我們也能很好地為東莞的發展模式梳理出一些值得深思的“痛點”或結構性挑戰。一個顯著的對比體現在內生動力上。比如我去年在山東走訪德州、東營、聊城、濟寧、棗莊等地時，一個深刻的印象是當地民營經濟活力四射，其源頭大多可追溯至八九十年代蓬勃發展的鄉鎮企業。這些由本地“草根”孕育、成長起來的企業，形成了深厚的產業根基和自生能力。反觀東莞，其崛起路徑則大不相同。在特定歷史階段，外部資本（特別是港臺資本）的強勢涌入，如同強大的“外力”，在極短時間內重塑了當地經濟結構，推動了“世界工廠”的成型。然而，這種高度依賴“三來一補”和外來投資的模式，在帶來高速增長的同時，也像一把“雙刃劍”：一方面，它迅速吸納了大量就業，創造了財富；另一方面，也客觀上導致了對本地內生型民營經濟培育的相對忽視，甚至形成了一種“路徑依賴”。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在早期發展階段，土地價值的快速顯現催生了頗具地方特色的“出租經濟”——無論是出租廠房、土地，還是興建服務于外來客商和務工人員的酒店、商鋪等，都能帶來相當可觀且“省力”的收益。這種相對輕松的生財之道，無形中削弱了本土力量投身于更具挑戰性、需要長期耕耘的實體制造或自主創業的熱情，使得本地鄉鎮企業的發展土壤未能像山東等地那樣得到充分滋養，活力相對不足。

正是意識到了這種“外強內虛”的結構性隱憂，東莞在后續發展中，尤其是在鞏固“城市牌”、“外資牌”的同時，才將“民營牌”提升至前所未有的戰略高度。在《“制造”新東莞》看來，推動本土民營企業成長壯大，激發內生創新活力，成為東莞尋求可持續發展和抵御外部風險的關鍵布局，也是其從“世界工廠”向“先進制造之都”躍升的必經之路。

總之，通過與其他城市的對比，我們才能更清晰地定位東莞——它不是北上廣深那樣的“參天大樹”，而是充滿野性生命力的“熱帶雨林”；它的力量不在于頂層設計的光芒萬丈，而在于基層土壤的深厚肥沃和個體奮斗的生生不息。理解東莞，就是理解中國改革開放進程中那股來自最基層、最民間的澎湃動力如何塑造了一個世界級的制造業傳奇。這種獨特的樣本價值、復雜的肌理構成和身處時代變革前沿的定位，正是《“制造”新東莞》創作過程中最深刻也最與眾不同的體驗。

箴言

報告文學創作的

“千里馬方法論”

齊魯壹點：我們正在征稿的首屆“青未了”文學創作大賽，其中有報告文學的體裁，作者在選中一個人物或企業或產業進行寫作時，有哪些需要規避的寫作雷區？你們在創作中有什么好的經驗分享？

王千馬：前面我也提到，我和詩嫻在創作《“制造”新東莞》時曾定下了兩個核心創作基調。在這兩條鐵律之外，結合我們的實踐，還想特別強調幾點需要規避的“雷區”和值得分享的經驗：

1. 警惕“抒情泛濫”與“理性失守”：雖然文本中需要詩嫻這樣的“文學感性”和優美語言，但所有的抒情必須源于真實的觸動，是對所呈現事實的自然回應，是“有感而發”。要堅決避免“無病呻吟”，更要防止澎湃的感情沖垮理性的堤壩，導致對事實的扭曲或過度解讀。情感的注入是為了照亮事實，而非遮蔽事實。

2. 慎用“筆者看來”，警惕主觀臆斷：在《“制造”新東莞》中，確實有“在筆者看來”的表述。但必須強調，這些“看法”絕非憑空臆想，而是建立在極其廣泛的閱讀積累、深度思考以及海量信息交叉驗證的基礎之上。它們是長期觀察、沉淀后的結晶。一個重要的經驗是：盡可能多地通過客觀呈現事實（包括人物自身的言行、可靠的數據、多方證言、歷史檔案等）和巧妙的敘事結構（如多視角、對比、細節鋪陳）來自然地引導讀者走向你的觀點，而非依賴作者頻繁的、缺乏足夠支撐的直接論斷。讓事實自己說話往往更有力量。

3. “功夫在詩外”的極端重要性：很多人經常問我，你寫作一本書需要多長時間。我常說，半年差不多。他們都很驚訝，覺得不可思議。但他們不知道的是，寫其實是有規律可尋，但為“寫”而做的功課，是需要漫長的時間的，也許還要半年，十年，甚至是從你認知這個世界開始。換句話說，“寫”是最后的呈現，而為“寫”所做的準備——知識的儲備、視野的拓展、認知的深化——是一個漫長甚至終身的過程。所以，不管有沒有寫作，我都像我自己的名字一樣，如“千里馬”那般喜歡“在路上”：廣泛的閱讀（不僅是主題相關，更要跨領域）、與形形色色的人深入交流（不同階層、行業、觀點）、細致地“打望”和思考這個世界的每個角落（城市、鄉村、工廠、市井）。這些看似與當下寫作無關的積累，最終會內化為你的“知識譜系”、“認知框架”，甚至“內心力量”。

4.警惕“單一信源”與“臉譜化”陷阱：寫人物或企業，切忌只聽一家之言（如只采訪老板或官方宣傳口徑）。必須盡可能接觸多元視角（管理層、員工、合作伙伴、競爭對手、觀察者、甚至批評者），進行交叉驗證。要避免將人物或企業簡單“臉譜化”（如“英雄”、“反派”、“完美無缺”或“一無是處”），真實世界是復雜多面的。報告文學的力量恰恰在于呈現這種復雜性。此前，經常受邀給企業把脈并寫作的財經作家吳曉波曾告訴我，對他們要保持“一尺之遙”，既要深入去了解他們，但是也要謹防被他們給“綁架”。

5.處理好“個體”與“時代/產業”的關系：聚焦一個人物或企業時，不能脫離其生存的宏大背景（時代變遷、產業周期、政策環境、地域文化等）。要努力找到“小切口”與“大圖景”的連接點，通過個體的命運沉浮折射時代的浪潮，通過企業的興衰探索產業的規律。避免故事成為孤立的個案。

總而言之，優秀的報告文學是嚴謹與詩意的結合，是深度調查與文學表達的共舞。它要求我們既是孜孜不倦的真相追尋者，又是匠心獨具的故事講述者，更需具備深厚的人文關懷和宏闊的視野格局。規避雷區，用好經驗，方能創作出既真實可信又動人心魄的作品。

附件

《“制造”新東莞》

入選：

廣東省作家協會東莞“中國作家第一村”創作工程

東莞文學藝術院重點簽約創作項目

已由廣東省人民出版社出版發行，

當當、京東均有售

《城市戰爭：

國運、時代及世界三重奏下的中國區域沉浮》

入選：

“新華薦書”2023年度十大好書

中國出版集團2023年度優秀主題出版物

及2024年度全民閱讀書單

第五屆“全民閱讀·書店之選”人文社科類

十佳圖書候選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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