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窺江蘇的抗戰復員與施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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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投降后，民國政府即開始了大規模的“復員”工作。

這一時期的“復員”，完全和當代的“復員”（現多指現役人員解除兵役，恢復平民身份）不是一個概念。

民國時期的“抗戰勝利復員”，涵蓋了軍事政治機構在原淪陷區的重構，軍隊的整編和安置，教育、金融、農業、醫療等等各個方面的回歸，還有對敵偽遺留資產、人員的處置、分配利用等等，是一個極度龐雜的社會重構工程。

其實在抗戰勝利前一年多，“復員”工作就已經進入了重慶國民政府的準備范疇。1944年8月，行政院、立法院、考試院、軍事委員會就編制出相應的《復員計劃綱要》。1945年3月間，國防最高委員會中央設計局還在要求各機關對《復員計劃綱》要按規定要點進行修訂。

時人著有《復員建國的急務》一書，討論復員的問題。

國民政府原先的復員計劃非常有原則性，包括對敵偽軍隊的處置，認為這個群體不忠不義，要求一個不留，全部遣散。對各地偽政權漢奸也要求嚴肅查辦。

但實際的情況是，由于日方在受到核轟炸后迅速投降，勝利來得相對突然。重慶政府為了與共方搶時間，在缺乏有效規劃、安排的情況下，急急忙忙的派出大批人員進入原淪陷區接收，并直接利用敵偽行政資源對社會管控。

這就導致了整個“接收”演變成了“劫收“，貪腐橫行，吃相難看，群眾對“國民政府”的觀感一落千丈。

軍隊整編方面，勝利前的1945年整編，算是勉強達成目標。1946-1947年整編，屬于國共戰爭中的邊打邊整，由于編制調整不當，降級裁減軍人安置不周，甚至與后來內戰中的雪崩式失敗都有密不可分的聯系。

其軍隊因為被大多數軍、師級以上軍頭看作個人私產，由于利益受損（大幅度壓縮合并編制，裁汰冗余、老舊），導致改換門庭、投靠對手的北洋時代軍閥思維重新復燃。

直到1949年國民政府撤出大陸，抗戰復員工作實際仍未完全結束。

說到江蘇的抗戰復員，勝利時省府正在安徽太和縣流亡。當時的江蘇全省61個縣，共方已經控制了22個，超過三分之一。

江蘇省政府主席、兼江蘇省黨部主任委員、蘇北挺進軍總指揮王懋功，在8月中就趕赴南京，布置接收和防衛南京的事宜，并在8月底就對江蘇北方重鎮徐州的軍事部署做出人事安排。9月，國軍15集團軍所屬騎兵2軍廖運澤部即抵達徐州接收、善后。

10月中旬，民國江蘇省政府在蘇州接收汪偽江蘇行政機構后，于10月15、16兩日分批遷往原省會鎮江，17日開始正常辦公。江蘇的戰前行政建制基本恢復。

王懋功對江蘇省政府返回鎮江過程有詳細報告，《江蘇省政府還治后施政概況》。

隨后，戰前外遷的各類機構，開始了大規模的東歸。最初到達戰前位置的，大多都是構建機構框架的先遣人員，真正的大規模功能性恢復，已經是1946年的事情了。

此時，國民政府的復員工作開始出現了法制化規范，編成了《復員法規輯要》。該輯要涵蓋：一般性規章（復員相關人員列支補貼）、內政、外交、司法、財政、經濟、軍事、交通、教育文化、農林畜牧、特殊事宜（戰士授田、戰時法令廢止、土地資金化等）。這也就是“抗戰勝利復員”的所有涉及面。

王懋功在省會鎮江發布命令，要求日俘上街清掃街巷的電文。

1946年開始，江蘇省政府開始對省內恢復建設作出全局性安排和規劃。

1946年2月公布《江蘇省政建設綱領》。江蘇省建設廳也于1946年6月發布《江蘇省建設廳工作報告》，涉及相關的復員后建設工作。

該報告中特別列出了省會《鎮江市政工程局工作報告》，這應該是抗戰勝利后鎮江市政建設最早的報告書之一，其中提到在1946年3月植樹節期間，磨笄山植樹10萬株，國軍57師在黃山造林5000株，并已修復河濱公園等。

在復員一周年時，江蘇省內相關行政區還出版了復員周年的紀念刊物。

第一區（鎮江）、第九區（徐州）紀念刊如下：

1947年開始，行政工作已進入常態。但好景不長，隨著內戰局勢的迅速變化，這個時代很快就迎來了落幕的時刻。

抗戰復員初期，軍事優勢階段的王懋功、薛岳、谷正綱等國府要員

1948年，也是民國江蘇省政府在大陸治所的最后一個整年，這時已經沒有什么“復員“工作可言了。

1949年2月，民國省府撤出鎮江。其后又在蘇州、崇明、嵊泗縣枸杞島落腳，直到1950年7月赴臺，連同其”抗戰復員“的歷史作為，徹底隱沒于時代變遷之中。

復員一年來的江蘇教育

江蘇省會信用合作社復員紀念冊（鎮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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