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磚窯”再現：智障人員像牲口一樣勞作…

九月短短兩天內，湖南祁陽和廣西欽州相繼爆出黑磚窯事件

2025年9月8日晚間，湖南省祁陽市三口塘鎮鴻鑫磚廠內，6名疑似被警方解救。就在前一天傍晚，廣西欽州市欽南區大番坡鎮貴祥磚廠，也解救了5名疑似殘障人員。

兩地警方，相繼發布了藍底白字的官方通報。這兩起相隔千里卻如出一轍的事件，揭開了黑磚窯剝削智障人員非法務工的黑色產業鏈。

然而這并非孤例。根據生效判決統計，2015年至今十年間，至少有50家磚廠出現工頭控制智障人員勞動的情況，被強迫勞動者近400人。

為什么在山西黑磚窯問題被曝光十八年后，這種極端惡劣的事件仍然在不斷重演？誰造就了層出不窮的“現代奴工”？

黑磚窯再現江湖

事實上，就在三個月前，湖南臨湘市一家名為艷飛建材的磚廠剛剛被曝光類似事件。

5名智障人員自2023年3月起陸續被帶到該磚廠勞動，46萬余元報酬全部被工頭據為己有。這些被控制的殘障工人生活在難以想象的惡劣環境中。他們完全處于被強迫勞動的境地，每天工作12小時，全年無休。

2025年5月的出勤表顯示，工頭付某發全月僅上工3天，而李松嶺等5名智障工人除1人休息2天外，其余全月滿勤；工人徒手搬運高溫磚塊、住簡易工棚的惡劣條件，磚廠管理層不可能視而不見。

臨湘市勞動人事爭議仲裁院的調查，顯示了令人震驚的勞動強度：最多的一個月，一名叫李松嶺的工人搬磚68萬塊，平均每天21935塊。按照每次搬6塊磚計算，他需要每天重復“夾磚、彎腰、放磚”的動作3655次。

毫不夸張地講，這些智障人員就像牲口一樣在勞動。

他們或在街頭被誘騙，或被購買。更有工頭通過持械威脅的方式，強行將智障人員從一家磚廠帶至另一家磚廠勞動。他們就像商品一樣被買賣和運輸，成為工頭和磚廠牟利的“工具”。

“外包”模式

艷飛磚廠的運作模式，是解開黑磚窯屢禁不止的關鍵鑰匙。

2022年12月，磚廠法定代表人劉艷飛與工頭付某發簽訂 “外包協議”，約定將磚塊打包工作外包給后者，“每打包1萬塊磚付130元，額外補貼10元帶班費”。

協議里沒有要求付某發提供工人身份信息，也沒有約定工人薪酬標準 —— 這種 “模糊條款”，為后續的剝削埋下了伏筆。

案發后，艷飛磚廠股東王某的辯解頗具代表性：“我們已經按打包量把工錢全部付給工頭了，工人工資是他自己發，我們管不著。”可事實是，磚廠對工頭的剝削行為早已知情。

黑磚窯屢禁不止的背后，存在一條成熟的剝削鏈條——磚廠普遍采用“勞務外包”模式來切割責任。工人成了工頭的“私有財產”，磚廠只需按日結算工錢，至于錢是否到工人手中，無人過問。

這種外包共謀關系，實質上是現代奴役制度的一種變體。工頭負責招募和控制工人，磚廠則提供工作場所并享受低價勞動力帶來的利潤，雙方各取所需，共同剝削最弱勢群體。

事實上，這種 “外包共謀” 模式早已在行業內形成潛規則。

2020年，臨湘市公安局曾偵破如斯磚廠強迫勞動案——工頭高某寬帶14名智障工人在該廠裝卸磚塊3年，累計獲利125萬余元，而如斯磚廠的法定代表人，正是艷飛磚廠的劉艷飛。即使公開曝光，再加警方介入，他似乎有金剛護身，毫發無傷。

2025年6月，河南德源偉業磚廠被曝控制3名智障人員勞動，同樣以 “打包外包” 為由推脫責任。

山西悲劇為何仍在重演？

黑磚窯問題并非新現象。早在2007年，山西黑磚窯事件就曾震驚世界。當時查出無證照磚瓦窯3186戶，涉及用工8.1萬人。

當時，山西黑磚窯不僅有智障人員遭遇強迫勞動，還有不少心智正常的農民工，甚至高三學生也被騙進黑磚廠。事情曝光后，涉及犯罪的27起69人被起訴，其中25起60人已依法進行了公開宣判，主要負責人被判處死刑。

令人痛心的是，18年過去了，類似事件仍然屢禁不止，并且，今年似有抬頭之勢。

暴利是黑磚窯屢禁不止的根本原因。一位河南的磚瓦窯廠老板表示：“這兩年干啥都沒有開磚瓦窯廠賺錢，像我這種40門規模的輪窯，一年就是一個百萬富翁。”

在黑磚窯老板和工頭眼中，殘障人員不再是需要社會關愛的群體，而是他們牟利的“工具”。這些殘障人員不需要支付工資或只需支付極低的生活費用，卻要承受極高強度的勞動。

磚廠因“招工難”、“智障工人穩定，不影響生產”、“好管理”等因素，對工頭控制或打、罵智障工人的行為，視而不見。這種共謀關系使得黑色產業鏈得以持續運轉。

監管漏洞、執法困境與制度缺陷

黑磚窯問題難以根治的背后，是多種因素的復雜交織。一方面，確實存在市場需求。河南省在2006-2009年間關閉了8000多座實心黏土磚瓦窯，但新型墻材發展不平衡，導致黏土磚價格暴漲。

另一方面，監管資源與監管對象嚴重不匹配。我國勞動監察人員與企業職工的配比約為1：10000，遠低于發達國家1：2000的水平。在臨湘、祁陽這樣的縣級市，人均要負責800多家企業的監管，日常排查只能“走馬觀花”。

黑磚窯多選址在偏遠山區，如艷飛磚廠兩面靠山、僅設半封閉圍墻，既遠離市區，又便于隱藏，進一步降低了被發現的概率。監管模式存在“運動式”弊端：專項行動一過，監管便回歸松弛，違法企業很快死灰復燃。

我國現有智力殘疾人約568萬，其中超半數缺乏有效監護，近30%因沒有就業渠道流落街頭。這部分人群，恰好成了工頭眼中的“理想勞動力”：他們表達能力弱，無法清晰陳述被剝削的經歷；維權意識差，不知道可以向有關部門求助。

當前的殘障保障體系，存在明顯的“重補貼、輕就業”傾向。雖然我國設立了殘疾人就業保障金制度，但很多企業寧愿繳納罰款也不雇傭殘障人士。

專門為智力殘疾人設立的“庇護工坊”在全國不足2000家，且多集中在大城市，像臨湘這樣的縣級市幾乎空白，導致智障人士要么依賴家庭供養，要么流落街頭，缺乏安全的就業渠道。

要徹底鏟除黑磚窯的土壤，不能只停留在“抓工頭、罰磚廠”的個案追責層面，更需構建多維度、全鏈條的防護體系。

——法律層面，需強化“共謀責任”的認定與量刑?，F行《刑法》對強迫勞動罪的量刑最高為十年，且多針對工頭，對磚廠負責人、監管失職者的追責不足。有必要增設“針對殘障人士強迫勞動”的加重條款，將刑期提高至15年以上。

——監管層面，需建立“技術賦能+聯合執法”的新模式。可利用大數據技術構建“企業用工信息庫”，要求外包企業必須報備工人身份信息，對“全年無休、工資異常低、人員流動頻繁”的情況自動預警。

——殘障保障層面，需完善“就業-監護-預警”的全鏈條體系。加大對“庇護工坊”的財政投入，要求每個縣級市至少建立1-2家針對智力殘疾人的庇護工坊，提供安全的就業環境。

綜上，鏟除這條罪惡的鏈條，不僅需要嚴厲的追責，更需要制度的完善與觀念的轉變，當每一位殘障人士都能得到安全的監護、有尊嚴的就業，當每一家企業都不敢觸碰剝削的紅線，當每一級監管都能守住法律的底線，我們的社會才能真正稱得上文明與公平。

這，不僅是李松嶺等殘障人士們的期待，更是一個社會該有的擔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