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悅讀】范松波/以 “心燈” 照亮鄉土未來

《心燈》（作家出版社，2023 年 11 月）是河南南陽鄧州作家湯清發深耕鄉村振興語境創作的現實主義力作。作品以鄉村教師舒山根的人生軌跡為脈絡，巧妙編織教育扶貧的堅守、城鄉發展的裂痕、人性深處的掙扎與理想主義的光芒，譜就一曲深沉厚重的時代牧歌。它既是對鄉村教育者無私奉獻的深情禮贊，更是對 “教育為何”“鄉村何去” 的深刻叩問。下文將從主題深度、人物塑造、社會批判與藝術表達四個維度，結合具體情節與現實語境，探析這部作品的獨特價值。

小說以 “心燈” 為核心隱喻，精準揭示教育在鄉村振興中的根基性作用。主人公舒山根所踐行的《簡易智慧教育》，絕非簡單的教學方法革新，而是對教育本質的深刻回歸 —— 以愛心為底色，喚醒學生內在成長動力，培養兼具道德良知與智慧思維的 “完整的人”。這一教育理念，與當下鄉村教育中普遍存在的 “分數至上”“功利為先” 形成鮮明反差，直指教育異化的病灶。

在具體實踐中，舒山根的教育理念展現出顯著成效。他針對鄉村留守兒童缺乏家庭關愛、學習動力不足的問題，創新開設 “故事課堂”，用鄉土傳說、紅色故事激發學生的好奇心與求知欲。學生王小虎原本因父母外出務工而孤僻厭學，在舒山根的引導下，逐漸愛上閱讀與寫作，最終以優異成績考入縣重點中學，用實際案例印證了 “心燈” 教育的可行性。作者借舒山根的實踐明確提出：“教育扶貧是阻斷貧困代際傳遞的根本途徑”，這一觀點不僅契合現實需求，更呼應了馬克思 “教育缺失是最深層貧困” 的論斷，賦予教育打破階層固化、重塑社會結構的力量。

若往更深層次探尋，《心燈》并未局限于教育議題，而是將其嵌入城鄉二元對立的宏大敘事中。舒山根因 “報恩” 選擇回鄉任教，看似個人化的抉擇，實則是用個體的堅守與犧牲，試圖彌合城鄉發展失衡的裂痕。小說中，留守兒童的孤獨、空心化鄉村的寂寥、教育資源向城市傾斜的現實，層層揭開 “三農” 問題的復雜性。例如，鄰村小學因生源不足被迫撤并，學生需步行兩小時上學，這一細節折射出鄉村教育的困境；而教育這盞 “心燈”，既是照亮鄉村未來的希望之光，也暗含著鄉土守護者不得不承受的沉重代價，舒山根因長期超負荷工作，身體逐漸垮掉，便是最好的證明。

（一）舒山根：多面交織的鄉土教育堅守者

舒山根的形象徹底擺脫傳統主旋律作品中 “完美英雄” 的刻板框架，呈現出多面交織的人性深度。他的選擇兼具理想主義光輝與現實邏輯溫度：既有共產黨員扎根鄉土的政治自覺，主動響應國家 “鄉村振興，教育先行” 的號召；也有受恩于鄉、“報恩還債” 的鄉土倫理，當年他因家境貧寒險些輟學，是鄉村教師的資助讓他完成學業；既有 “大愛無疆” 的奉獻精神，將學生視為己出；也有對職業成就感的樸素渴望，希望通過自己的努力改變鄉村教育的現狀。

這種復雜性在矛盾中愈發鮮明 —— 他為挽救落水學生，錯失照料高燒兒子的最佳時機，最終兒子不幸夭折；為堅守鄉村教育，常年無法與在外務工的妻子團聚；甚至因過度投入事業，被部分村民誤解為 “逃避家庭責任”。正如評論家何向陽所言，這一形象宛如 “立體的建筑群”，崇高與偏執并存，堅韌與脆弱共生，讓鄉村教育者的形象脫離符號化，變得可感、可觸、可共情。在他身上，我們看到了鄉村教師群體的縮影：他們懷揣理想，卻在現實的重壓下艱難前行。

（二）柳芳菲：從 “奉獻者家屬” 到 “理想傳承者” 的精神蛻變者

妻子柳芳菲的形象同樣極具突破性。她的成長軌跡清晰呈現三層轉變：最初是追隨愛情、陪伴丈夫回鄉的理想主義者，不顧父母反對，放棄城市的工作，來到鄉村支持舒山根的教育事業；經歷喪子之痛后，陷入 “小家” 與 “大家” 的矛盾掙扎，一度質疑丈夫的選擇，甚至提出離婚，展現出普通人在面對巨大悲痛時的真實反應；最終選擇接過丈夫的 “心燈”，繼續投身鄉村教育，成為一名鄉村代課老師，用自己的行動傳承丈夫的理想。

這一轉變不僅讓敘事跳出 “單一主角” 的局限，形成復調共鳴，更打破 “犧牲者背后必然有一個無條件付出的家屬” 的刻板認知，讓讀者看見理想背后真實的痛苦、掙扎與成長，豐富了 “鄉村理想守護者” 的群體畫像。柳芳菲的蛻變，也象征著鄉村教育理想的代際傳承，為鄉村教育的未來注入了新的希望。

（三）次要人物：豐富鄉村教育生態的群像補充

除了舒山根與柳芳菲，小說中的次要人物也為 “現實殉道者群像” 增添了豐富色彩。老校長張建國堅守鄉村教育四十余年，見證了鄉村學校的興衰變遷，他既支持舒山根的教育改革，又因擔心升學率而陷入猶豫，展現出傳統教育者在時代變革中的矛盾心態；年輕教師李明亮懷揣熱血來到鄉村，卻因無法忍受艱苦的生活條件和微薄的薪資，最終選擇離開，反映出鄉村教育面臨的人才流失困境。這些次要人物與舒山根形成對比與呼應，共同構成了鄉村教育生態的真實圖景，讓作品的人物塑造更加豐滿。

（一）映照城鄉發展失衡的深層裂痕

小說并未回避現實的殘酷，而是通過細膩的細節描寫，折射城鄉關系的深層矛盾。一方面，城市雇主對農民工的輕慢欺辱、柳芳菲父母對舒山根 “鄉村教師” 身份的輕視，直白揭露城市化進程中，部分 “城市文明” 對鄉土價值的傲慢碾壓。柳芳菲的父母多次勸她離婚，認為舒山根 “沒出息”，在城市里找不到好工作才留在鄉村，這種觀念反映出城鄉之間的價值觀差異與地位落差。

另一方面，鄉村學校面臨的生源流失、優質師資 “孔雀東南飛”、留守兒童的心理缺失等問題，展現城鎮化加速過程中，鄉土社會不得不承受的代價。據小說中描述，近五年間，舒山根所在的鄉村小學，有近一半的教師選擇調往城市學校，生源數量也減少了三分之一。留守兒童王小燕因長期缺乏父母關愛，出現嚴重的心理問題，經常獨自哭泣、不愿與人交流，這些細節讓讀者深刻感受到城鄉失衡給鄉村兒童帶來的傷害。

舒山根的堅守，既是對這種失衡現狀的無聲抗爭，也是對 “城市發展不應以犧牲鄉村為代價” 的深刻叩問，為城鄉協調發展議題提供文學層面的反思視角。同時，作品也間接呼應了國家 “城鄉融合發展” 的政策導向，呼吁社會關注鄉村的發展與振興。

（二）批判教育異化的現實痼疾

作品對教育異化的批判尤為尖銳。舒山根堅決反對 “填鴨式教學”，主張以故事激活學生思維、以智慧點亮學生 “心燈”，本質上是對 “唯分數論” 應試教育體系的挑戰。他的教育實驗用事實證明：道德培育與成績提升并非對立關系，而是相輔相成的整體 —— 當學生被喚醒內在動力，當教育回歸 “育人” 本質，分數自然會成為水到渠成的結果。在他的班級里，學生不僅成績優異，而且品德高尚、樂于助人，多次在縣、市的道德模范評選中獲獎。

這一理念直指當下教育 “高分低能”“重知識輕人格” 的痼疾，打破 “應試” 與 “育人” 的對立認知，具有強烈的現實警示意義。小說中，縣教育局領導曾多次批評舒山根的教學方法 “不務正業”，要求他將更多精力放在提高學生的考試分數上，這一情節映射出當下教育管理體制中存在的問題，引發讀者對教育評價體系的反思。

（一）細節刻畫：以日常場景營造強烈 “在場感”

湯清發的敘事風格兼具鄉土的質樸與思想的厚重，善于用日常化細節刻畫人物、傳遞情感。如舒山根臨終前對妻子說 “我去天堂照顧志遠”，平淡話語中承載對親子的愧疚、對妻子的牽掛，瞬間迸發巨大的情感沖擊力；再如對鄉村教室中破敗的桌椅、留守兒童身上洗得發白的校服、書包里皺巴巴的課本的描寫，無需刻意渲染，便讓讀者產生強烈的 “在場感”，仿佛置身于那個需要 “心燈” 照亮的鄉村校園。

此外，作者對鄉村生活場景的描寫也極具感染力。春天，校園里的桃樹開花，學生們在樹下讀書；夏天，蟬鳴陣陣，舒山根帶著學生在田間地頭觀察農作物，進行 “實踐教學”；秋天，金黃的稻田環繞著學校，學生們幫著村民收割莊稼；冬天，教室生起煤爐，師生圍坐在一起討論問題。這些充滿鄉土氣息的細節，不僅展現了鄉村的自然風光與生活習俗，也為人物的活動提供了真實的背景，讓作品更具感染力。

（二）結構設計：雙線交織推動情節與矛盾升級

在結構上，小說采用 “事業線” 與 “家庭線” 雙線交織的方式：舒山根在教育事業上的堅守與突破，與他在家庭中面臨的矛盾與失去互為鏡像。兩條線索并行推進，讓情節層層遞進，矛盾不斷升級，既豐富了敘事層次，也讓人物的犧牲更具感染力。

“事業線” 上，舒山根從推行《簡易智慧教育》遇到阻力，到逐漸得到學生和部分家長的認可，再到教育成果得到上級部門的關注；“家庭線” 上，他經歷了與妻子的團聚與分離、兒子的出生與夭折、與妻子的矛盾與和解。兩條線索相互交織，當舒山根在事業上取得進展時，家庭中往往會出現新的矛盾；當家庭矛盾得到緩解時，事業上又會面臨新的挑戰。這種結構設計讓故事更加跌宕起伏，也讓讀者更深刻地體會到鄉村教育者在事業與家庭之間的艱難抉擇。

（三）悲劇美學：以 “不完美結局” 引發深度反思

舒山根的早逝，并非偶然的情節設置，而是理想主義者在現實重壓下的必然犧牲，帶有希臘悲劇式的宿命感。他因長期勞累過度，患上重病，卻依然堅持在教學一線，最終在課堂上倒下。這種處理摒棄 “英雄不死” 的廉價圓滿，轉而以 “不完美的殉道者” 形象，讓讀者在震撼之余陷入深思：鄉村振興的路上，需要多少個 “舒山根”？這樣的犧牲，是否應該成為時代的常態？

通過悲劇性結局，作品的思想深度與現實意義得到進一步升華。舒山根雖然離世，但他的教育理念和精神卻得以傳承，柳芳菲和他的學生們繼續堅守在鄉村教育的崗位上，讓 “心燈” 永不熄滅。這種悲劇中的希望，既讓讀者感受到現實的殘酷，又給予讀者前行的力量，使作品的悲劇美學達到了更高的境界。

（四）地域文化：融入南陽鄉土元素，增強作品獨特性

作為河南南陽鄧州作家的作品，《心燈》中融入了大量的南陽地域文化元素，為作品增添了獨特的魅力。小說中多次提到南陽的民間藝術，如大調曲、三弦書等，舒山根經常將這些民間藝術融入教學中，用大調曲的形式教學生背誦古詩，讓學生在感受傳統文化魅力的同時，提高學習興趣。

此外，南陽的飲食文化、民俗習慣也在小說中有所體現。學生們帶的午餐常常是玉米糝粥、紅薯饃，舒山根和村民們一起過端午節、中秋節，這些細節不僅展現了南陽鄉村的生活特色，也讓作品更具地域辨識度。地域文化元素的融入，讓《心燈》不僅是一部反映鄉村教育的作品，也是一部展現南陽鄉土文化的作品，增強了作品的文化底蘊與獨特性。

《心燈》的價值，從不止步于對鄉村教師奉獻精神的淺層謳歌。它更像一面兼具銳度與溫度的鏡子，既清晰照見鄉村教育資源匱乏的困境、城鄉發展失衡的鴻溝，也深刻映現出理想在現實土壤中扎根時的撕裂與陣痛；同時，它本身就是一盞穿越迷霧的 “心燈”—— 以舒山根扎根鄉土的堅守點燃變革的星火，以 “教育是一棵樹搖動另一棵樹” 的深刻信念，懇切呼吁社會重新聚焦鄉村教育的本質：讓鄉村教師擺脫 “悲情英雄” 的宿命標簽，讓教育不再是填補資源缺口的權宜之計，而成為真正滋養鄉土、照亮鄉村未來的永續之光。

這盞 “心燈” 的意義，早已超越文學文本的邊界。若它能喚醒更多人對鄉村教育困境的關注與深層反思，能推動教育從 “追分逐利” 的異化中回歸 “立德樹人” 的初心，讓更多孩子在鄉土間也能遇見喚醒靈魂的教育、遇見不必獨自負重的教師，那便是對舒山根們一生堅守的最好告慰，亦是這部現實主義作品超越文字、直抵現實的最珍貴價值。在鄉村振興的時代背景下，《心燈》為我們提供了一個思考鄉村教育未來的重要視角，也為鄉村教育工作者注入了前行的力量。

■原載《河南文學》2025年第四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