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層干部“秸稈禁燒”之困：一個火點罰一萬，多個火點書記免職！

理解基層之一：秸稈禁燒之困

碧翰烽/文

這是一位基層干部的情況反映。

某鄉鎮在秸稈禁燒工作中，雖然通過 “村村響”、宣傳車、志愿者巡邏實現政策家喻戶曉，卻仍有農戶無視規定露天焚燒；村干部勸阻時不僅遭遇肢體沖突，還被農戶以“毆打百姓”為由上訪，動輒索要數萬元賠償，地方政府往往選擇“花錢買平安”。

一

只禁不疏

秸稈禁燒政策的初衷是保護空氣質量、防范火災隱患，符合公共利益，為何群眾不愿配合與支持？

核心問題在于政策執行陷入“重禁止、輕疏導”的誤區，忽視了群眾的現實訴求。

一方面，農戶對秸稈處理存在“現實困境”：秸稈若不焚燒，需人工搬運、粉碎還田，不僅增加時間成本，還可能因處理不及時影響下一季播種；部分地區缺乏秸稈回收企業、還田補貼等替代方案。

如某鄉鎮焚燒秸稈的農戶并非不知政策，而是認為“不燒沒法種地”，政策對其現實困難的“漠視”，使其對禁燒規定產生抵觸心理。

另一方面，政策宣傳停留在“單向灌輸”層面：“村村響”、宣傳車僅僅強調“不準燒”，卻未解釋“為何不能燒”“不燒怎么辦”，導致群眾難以將禁燒與自身利益（如呼吸清潔空氣、避免火災風險）關聯，反而將政策視為“給種地添堵”的負擔。

因此，即便基層干部“好言勸阻”，群眾也易將其視為 “管閑事”，進而引發沖突。

二

執法兩難

一些基層干部常常感到疑惑：秸稈禁燒到底合不合法？

當前，時常陷入“兩難”：一方面，政策缺乏明確的法律支撐與執行標準。

秸稈禁燒雖有《大氣污染防治法》等法律依據，但一些地方未出臺細化條例，如“焚燒多少面積應處罰”“處罰主體是公安還是環保”“如何界定‘惡意焚燒’與‘過失行為’” 等不夠明確。

另一方面，執法威懾力不足與“維穩優先”的導向，導致違法成本低于守法成本。比如，有農戶焚燒秸稈后撒潑砸車、上訪索要賠償，但執法力度明顯不足。

三

權責失衡

基層干部是政策執行的“主力軍”，卻處于“權責不對等”的困境中，導致“不敢管、不愿管”。

一方面，“無限責任”與“有限權力”的矛盾突出。有的地方部門對秸稈禁燒工作提出“零火點”的硬性指標，卻未賦予基層相應的執法權、協調權：干部發現焚燒秸稈，不能依法處罰，只能自己動手滅火。

一旦出現沖突，上級往往以“維穩”為先，要求基層“自行解決”，甚至在干部被誣告時“和稀泥”，如有的村干部被索要賠償，均未得到上級的明確支持。

另一方面，心理壓力與職業風險的疊加，消磨了干部的責任心。基層干部既要面對群眾的不理解、甚至沖突，又要承擔上級問責的風險，還要承受“出力不討好”的委屈。

如有的地方規定出現“一個火點罰一萬、出現多個火點書記免職”，有的鄉鎮黨委書記因為秸稈禁燒執行不徹底而免職。但是，沒有明確對農戶的處罰措施，導致基層干部 “只有責任、沒有權力”，只能靠“勸” 而非“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