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國依舊，“江湖”不再

嚴明覺得，攝影師像一個刀客。一方面是因為快門，按下它的瞬間如手起刀落，“切下一刀，形成一幀畫面，是拍攝過程的切片，也是人們觀看世界的切片”。

另一方面是因為心軟，兩者都有一種行走江湖、不斷體驗和找尋的感覺：“見到苦難或勞作中的人、奮起同理心，不自覺地拿起相機記錄眼前的一切，也是另一種‘拔刀相助’。”

2010年辭去報社工作、成為自由攝影師后，嚴明在廣州火車站買了一張臥票，背上一個裝滿攝影器材和膠卷的大包，伴隨著綠皮火車23小時的哐當聲，前往他的第一站：重慶，一個有江湖氣息的城市。

重慶有一個朝天門碼頭，它是兩江交匯的三角地帶，上半城和下半城的交匯處。有一段時間，嚴明沉迷拿起相機，拍下江水東去、往來過客；有時什么也不做，只是發呆，“在這里，人與環境的相處、人與人的相遇常有驚喜。我常想，如果最初到達的地點不是重慶，而是別的什么地方，我的攝影之路會是怎樣？也許還會再徘徊個兩年。”

辭職的同一年，嚴明憑借《我的碼頭》獲得法國才華攝影基金的攝影獎；2011年又憑《大國志》獲第三屆侯登科紀實攝影獎；一以貫之的方形構圖、黑白膠片風格、鏡頭下的人文關懷和寫意，讓他成為讀者口中的“詩人攝影師”。

然而時間在前進。嚴明漸漸感受到，刀客或行走江湖不再“流行”，哪怕是最擅長耍大刀的關羽——有一年在老爐殿，嚴明遠遠看到殿內供奉著一尊關公像，走近卻發現只是貼在墻上的戶外廣告噴繪畫布，有的畫像取材自網絡游戲，由于圖片原文件不夠大，線條邊緣還出現了鋸齒；這幾年，朝天門附近被高樓大廈占據，路上總是堵車，“要是現在還有年輕人標榜‘行走江湖’，我甚至想說大可不必。”

今年，嚴明的攝影隨筆集《大國志》迎來10周年再版——導演何國政正在進行新人物系列影像創作，他從嚴明的照片和“刀客”形象中獲得靈感，創作了人物短片《單刀會》：時間、刀客、江湖，刀客穿行在充滿水墨和東方感的黑白影像中，十年間的經典場景被復刻再現，一個時代的“刀光劍影”，也許是南柯一夢。

嚴明對于時代變化的傷感很早出現在《大國志》中，他用鏡頭記錄經濟發展的熱潮下，傳統人文環境的落寞、大國小民的日常，他感懷過去已經遠去，未來還不清晰。NOWNESS和嚴明聊了聊天：十年甚至更早前思考的問題，現在是否有了新的答案？

在入行攝影之前，嚴明做了十年的搖滾樂手，但不幸發現自己理念有誤，且處于一個技術和資源相當匱乏的時代尾聲，“在我之后一代的樂手，已經可以在網上輕松下載音視頻教材、演唱會現場、大師訪談等，新人完全可以在兩三年內走完我奔波10年的路”。

好在音樂上的失敗成為前車之鑒，為日后入門攝影提供了經驗——不迷戀設備、追逐技巧、模仿他人，而是表達。

將近32歲時，他入職南方的報社，第一次摸到相機，很快從文字記者轉行到攝影記者——很長一段時間里，嚴明天天跟著同事“掃街”、研究光圈和快門的設置，也在他人提醒下很快發現相機只是工具，越專注器材只能說明自己越不成熟。

嚴明至今還記得一位藝術家朋友對自己說的四個字，要有態度：光是癡迷設備、勤于練習還不行，要有對世界、對社會的個人看法，反映出來，投射出來。

這讓他很早開始思考攝影的本質，“就像畫畫和寫作，沒有人只是對顏料和毛筆感興趣，你最終還是要寫文章，寫詩歌。技術只是手段，表達才是根本。”

然愛你，《昨天堂》

基于這一理念，日常工作開始與理想背道而馳。某種程度上，他覺得新聞攝影是在重復某一種模版、完成某一個命題作文：過年拍春運，拍火車站；六一拍兒童，拍幼兒園。尤其是在工作十年之后——在廣州已經待了太久，嚴明想把自己的拍攝范圍擴大到江河湖海、去往北方尋求更自由的體驗。他決定出去走一走。

2010年，嚴明辭職前往重慶。他在工作時就出差到過這里，后來在書里寫道，這實在是一個太有江湖氣、太過迷人的地方， “一陣江輪汽笛的嗚鳴，驚醒我汗濕的夢。穿過融混著柴油與江水腥氣的船舷，擠過人群來到船頭甲板邊上，江水盡頭浮現出影影綽綽的城市輪廓，層層疊疊的房子，像江上客輪的船艙依次層疊，完成從下半城的尋常世界向上半城的想象世界的跨度。”

在重慶，嚴明認識了當時同為攝影記者的鐵蛋，在這位“袍哥”的帶領下認識了很多好友，兩人站在重慶的朝天門碼頭上，探討“攝影的擔當與不擔當”、“離得足夠近還是離得不夠遠”、“拍照是為自己還是為別人”等問題。

在這里，嚴明如饑似渴地開始了第一波創作。大多數時間，他拿著老式黑白膠片機出門，拍下那些被忽略或遺忘的人文景觀：走進剛創建的重慶洋人街，拍充滿奇幻的游樂場、下班的“米妮”和工作人員；站在朝天門碼頭的臺階上，拍拾級而下的貴婦；十多年來，他已經熟悉每一條從濱江路遛下原始江岸的小道，“難以想象，我可能去過100次重慶了”。

過去的報社經歷也帶來了一種經驗：曾經的設備器材、采訪條件、接觸社會的人間冷暖，讓他習得與人打交道的技能，“后來辭職去跑江湖的時候，遇到人、遇到事就會不那么害怕，也敢解決一些問題。”

與此同時，嚴明對攝影的理解也在不斷發生變化。攝影師布列松的“決定性瞬間”理論強調關鍵的時機和位置；而嚴明則想到“決定性氛圍”的重要性：一張好照片在信息要素之外，還應該有恰如其氛的整體情緒，比如寧靜，比如凄清，在客觀上疊加一種“代入感”。

重慶恰巧就是這樣一個“出片”的城市，“世界和時代的變遷令人恍惚，這是正常的，我一直慶幸自己在開始的時候去對了地方，沒有辜負那個巨變的時代。”

下班的米妮，《大國志》

嚴明記得，戰地記者羅伯特·卡帕曾說過一句話，如果你拍得不夠好，那是因為你離得不夠近。這是報道攝影的一個金句，而他的第一反應卻是“抓起相機就往回跑”——不怕把拍攝對象拍小，只想把環境氛圍拍大。

2010年，在《大國志》的推薦語中，編輯形容嚴明是一位“詩人攝影師”，這是一個他事先并不知情的宣傳文案——但他的確覺得，如果自己的作品當中有詩意，是因為這是一個不缺乏詩意的國度：中國古代山水畫很智慧地運用了“遠”的力量，讓觀看有了視覺延伸，將觀看轉移至想象。

“我自己拍的作品，實際上也借鑒了我們古代山水畫、古詩詞審美里的東西。中國文化對于視覺的描摹、視覺情緒和意向的刻畫已經爐火純青，‘平沙落雁’，‘草長鶯飛’，‘車水馬龍’，都是很有詩意的。”

歷史文化和生存環境的變遷，逐漸成為他作品關注的核心——在河南北部縣城的一個古廟中，嚴明轉身看到院墻角落一個真人大小的無頭將軍石像。不知道是在瘋狂的年代被砸毀，還是被小販撬去賣了錢，如今只剩一個殘像，向人們抱拳拱手。

他舉起相機。這張殘缺的照片后來成為《大國志》的封面，嚴明在書中寫道，“在我們的文化里，應該沒有什么比‘掉腦袋’更要命的事了，曾經的威武和現在的凄絕，在向晚的風雪情境中被推向極度抑郁。最重度的傷殘就以這種形式保留下來，別國的維納斯掉了胳膊仍可以被審美，我們的遺存卻這般無厘頭了。”

“拍《大國志》里的照片時，其實好多想法已經浮現——比如說這個世界和社會在變遷，有時間的原因，該不該變，會不會有一部分遺憾和代價。那些注視、凝視變化的過程和感傷、懷念的情緒，其實都傾注在畫面里了。”

近十年過去，嚴明又開始探索西北的廢墟和遺跡——他找到一些廢棄的工廠、家屬樓和寺廟，戴上口罩、穿上一雙對抗瓦礫和塵土的鞋子，進入“千家萬戶”：一單元二單元三單元，一樓二樓三樓，“這里的住戶或許十幾年以前就搬走了，但還是留下了充滿視覺互動的遺跡”。

盡管大多地方已經人去樓空，嚴明還是樂此不疲地通過房間的裝修風格和墻上的掛歷判斷屋主離去的年代；他根據共享的同一套貼紙和海報，猜想樓上樓下幾戶人家的孩子是好朋友；在一個廢棄的水泥廠宿舍，他發現沙發上的花紋是象征“歲寒三友”的松竹梅，又想象它如何陪伴著主人度過年歲，隨著主人的離開，這張沙發失去了它的朋友。

這也讓他產生對于觀看的思考：人們喜歡廢墟探險、喜歡拍老物件，或許是因為時間的疊加作用，“時間是個了不得的東西，你在廢墟里走走，遇到墻上泛黃的電影海報，比方說劉曉慶，那是時間和文化的疊加；你撿到一只小孩玩的塑料槍，這是時間和戰爭的疊加；你看到一個風化的佛像，就是歷史、宗教和時間的疊加。不同的生活遺跡跟時間、人生相疊加，就容易產生綜合刺激，人的生命那么短，誰對時間沒有感慨？”

今年是《大國志》出版的十周年。巨變的一面是大國，另一面是小民——書中出現的面孔有的已經結婚生子，過上新的生活；有的已成過客，杳無音訊。嚴明覺得，攝影大概就是在這當中不斷循環：“十幾二十年，對任何一個社會或家庭、個人來說，都不只是老去了這么簡單，攝影記錄的是‘家事’。”

再次回到重慶的朝天門，高樓大廈淡化了江湖氣，如同梁山好漢被生活逐一招安。嚴明想起南宋劉過的那句詞：“舊江山渾是新愁。欲買桂花同載酒，終不似，少年游。”每當有類似的感受時，他總會舉起相機拍下眼前的一切：

“記錄本身是有意義的。一個地方也許會有變遷，但后來者可以通過照片看到它曾經的樣子：原來這里有一個亭子，原來這里有個假山。它也是一種留存，總有人會出來提醒你，不要遺忘。”

攝影的過程和方式在不斷發生變化。嚴明記得十年前，自己要出發前往一座城市時，往往會帶上一本地圖冊、對照著規劃區域內的行走路線、了解當地風土人情，“后來在外面跑的時候，發現有人開始用導航了，前方路口一轉就是古代陵墓群”。

緊接著旅游和視頻網站出現，打開探險和地理類的長片，就可以感受到當地的氣氛和地貌特征；手機攝影又把攝影的便捷性發揮到了一個新的極致，近些年的不少比賽中擔任評委，看到大量的街頭攝影、旅游照片，最終勝出的，還是對生活進行的濃縮和提純。

這也是嚴明近兩年對于攝影的思考：有別于早期對“決定性瞬間”的迷戀、對抓住瞬間和動感的渴望，現在他越來越注重照片中的耐看和情緒感。“外部人士特別容易把攝影和‘抓拍’等同起來，認為拍照就是拍一個瞬間。一張照片也可以成為‘一分鐘’的視頻，我們要為照片的‘終將靜態’作準備。”

唐陵，《大國志》

嚴明覺得，攝影師還是要不斷刷新自己。拍完《大國志》后，他不愿意再重復一本《大國志2》、把自己干成某一種類型的能工巧匠，而是不斷在視覺探索上做新的嘗試，“在難題面前，我想嘗試新的解法。有好多老攝影家不太看重這一點，被老的形式和手法一束縛，很多年就過去了，這是我害怕的。”

害怕有“江郎才盡”的一天——嚴明曾經反復思考過這個成語：江郎這個人怎么會才盡呢？他是不是原來有個口袋，里面裝的都是才，最后像鈔票一樣一張一張花光了？

后來他覺得，攝影師的“才”是一種持續感動的能力：看到社會中的人和事，還會有反應、產生感動，就是自己再繼續去創造、去創作的根本。在此之上，才是新的形式和邊疆。

“我當初總結出這句話，就是出于恐懼，我恐懼失去持續感動的能力。我搞攝影的那個年代，是一個風起云涌的時代，但很多人已經因為各種原因轉行了。”

“我們以前也常討論，如何不受環境的沖擊——如果以后賺錢了、住上別墅了，還會想跑江湖嗎？后來才發現這也不是個問題，我到現在也住不上別墅，好在對攝影這個事還是持續熱愛。如果你有持續感動的能力，就不會擔心它有一天會才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