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洪:修族譜這件事:傳統與現代的碰撞

去年返鄉，父親忽然提起家中正在修族譜，“專門請了書法好、有知識的大學生撰寫族譜，還建了家族群。”自我幼時起，從未聽過修族譜這一事情，因此父親的話語讓我感到新鮮而好奇。南方地區的族譜觀念雖比北方地區更根深蒂固，但我所在的小鎮，常以村劃分民眾，未有宗族，也從未看見家族祠堂。是什么導致了這樣的改變？傳統的族譜不僅限于紙質文本，更搖身一變成為了家族微信群、電子譜書。這一傳統與現代交織的現象，成為我返鄉觀察的興趣所在。

一、族譜編修的實踐

修族譜并非一件小工程，而是建立在差序格局之上，由家族中的權威年長者牽頭，以血緣為紐帶，以原子化的小家庭為核心向外擴散。既向外整合家族中所有的親屬后輩，又向上追根溯源祖宗身份；并非單純的文字記載，而是一項涵蓋籌款、收集資料、重大決策、家族會議等多環節的集體行動。宗族大部分成員往往居住在同一村莊內，且鄉村事務主導者與宗族成員身份常有重合，如我所在的K村，村長是我的表爺爺，村書記是我的叔叔，其他村干部大多都“沾親帶故”。而宗族事務的處理也往往與村莊治理與資源分配相連接。

隨著新一代信息技術進入鄉村，傳統紙質族譜向電子版族譜、家族微信群等形式轉變。以家族微信群為例，作為族譜的數字化延伸，微信群不僅是家族信息發布的平臺，更是族內成員互動、決策和身份認同的重要場域。家族微信群將分散于五湖四海的親屬聚集于同一空間，盡管在此之前他們聯系并不緊密，甚至互不相識。“幺女你看群里，這個人名字跟你一樣，之前都不知道有這號人。”父親如是說。通過看似“無意義”的日常聊天行為，如輩分標記的自我介紹、日常寒暄、互相問候、轉發小視頻等，摒棄陌生感，將族內成員緊密聯系在一起，將“他者”變成“我們”，從而形成家族認同。對于遠離故鄉、身處外地的成員來說，家族群里的問候也帶來了“游子思鄉”的故土之情。這種結合傳統與現代的方式，使得族譜不再是靜態的文本，而是一種家族秩序的重構與社會關系的強化和再生產，以此展現出生動的社會實踐圖景。

二、族譜的“入譜規則”：血緣邏輯與女性缺席

家族(或宗族)是以血緣為主要基礎的社會群體和社會關系，貫穿了整個中國文明史。在修譜過程中，我注意到一個現象：嫁入家族中的女性配偶（如兒媳），通常不會被寫進族譜中。血緣女性（如姑姑和女兒）則因生于本宗族而被簡要記載。但在某些地區，血緣女性同樣也不會被寫入。這種將家族成員劃分為“可寫入”與“不可寫入”的差異化處理，表面上是基于血緣傳承的族譜邏輯，實則體現為某種傳統文化慣習，其背后隱藏的是對女性“從屬地位”的制度性承認與自然化處理。

族譜的編寫，作為父權制家族結構的形式化延續，映射了對家族成員地位、身份及其功能的文化排序。通過以父權為中心來構建話語秩序，強化“男傳女不傳”“外來不記”的宗法倫理，將女性存在系統性地邊緣化。配偶女性通常被視為“外來成員”，即“他者”，主要功能聚焦于家庭支持與養育子女，而非“傳承”，因而被排斥在族譜之外。某些地區，出嫁的女兒雖是血緣至親，但是秉持著“嫁出去的女兒潑出去的水”，身份不再歸屬于本族，由“我們”變成了“他者”，由此也難以進入族譜書寫范圍。某種程度上，這種記錄方式并非完全忽視女性的實際貢獻，而是在傳統禮制與家族觀念的影響下，對其譜內身份進行了有限呈現乃至制度性淡化，是一種社會認知結構的延伸。布迪厄提出的“象征資本”概念，并進一步轉化為“象征權力”，主要是通過文化、語言等象征性手段來鞏固強化社會結構中的支配關系。它凝聚著社會的不平等關系，而且它還具有使這種不平等關系合法化的“隱蔽與秘密”功能。在修族譜這一實踐中，通過“誰能被記載”“家族正統成員”“祖宗之法”等形式來劃分權力，同化被支配者，強化現有秩序的正當性。但事實上，族譜的“缺席”并不意味著女性在家族事務中毫無作用，恰恰相反，許多女性在維系家庭、教養子女乃至宗族維護與延續中承擔了重要角色。隨著現代數字技術的發展，傳統族譜在新時代下形成新樣態，進一步重塑了家族成員的互動與身份界定，無形中助力維系和再生產既有的家族權力結構，特別是在排斥女性配偶等族譜邊緣人的身份認同上，發揮著不可忽視的作用。

三、代際差異：年輕一代的疏離

父親問我和姐姐要不要加入族譜里面，姐姐直言：“這有什么好進的？”面對修族譜的傳統儀式，姐姐表現出明顯的疏離，甚至反感。我向姐姐詢問緣由，姐姐說：“族譜又不是白進的，需要一定地位才能說上話。跟里面的親戚又沒來往，有事可能還得去幫忙，本來自己上班已經很累了。”這種反應并非是對傳統本身的全盤否決，而是體現了年輕一代對族譜背后權力結構和話語權的質疑。“族譜不是白進的”，看似簡單的話語，背后也意味著某些隱形義務與社會關系的再生產。尤其是在快節奏的現代社會，年輕一代面臨極大的生活壓力、工作壓力，對于可能帶來額外負擔的傳統義務表現出本能的回避。

傳統社會的人際網絡是建立在血緣關系基礎上的“熟人社會”，族譜是其維系的重要工具。作為一種宗族文化符號，它記錄家族歷史文化、規范倫理秩序、維護家族利益，承載著家族延續的愿景。族譜中的個人都在宗族組織的庇護之下。進入現代社會，隨著城市化和流動性的加劇，這種以熟人關系為基礎的社會結構正在發生轉型，逐步向“半熟人社會”甚至“陌生人社會”的轉向。一方面，年輕一代日益脫離傳統的親屬網絡，在城市化過程中逐漸形成了以“自我為中心”、進行自主選擇的社會網絡，與人交往更多建立在以職業、興趣等為紐帶的“弱關系”結構中，人與人之間的關系更趨向功能化、契約化，如“遠親不如近鄰”；另一方面，年輕一代的身份認同不再依附于家族之上，而更強調個人選擇、個人努力與自我實現。個體的原子化傾向使得年輕人對家的觀念集中于“小家”，即父母、兄弟姐妹組成的親密生活共同體。而在傳統社會，家是廣義的家族共同體，是“大家”，“一榮俱榮，一損俱損”便是寫照。“小家”相對于“大家”的情感基礎更強，但其延伸性與擴展性明顯減弱。因此，當父親提出加族譜時，姐姐回應“跟里面的親戚又沒來往”。這時的親戚對于姐姐來說只是有著血緣關系的陌生人，即“他者”。這種代際差異也體現在家族微信群中。家族微信群的親代（中間一代）是微信群內外信息生產與傳播的主導者，家族群的子代們是信息傳播過程的觀察者或者游離者。其中，地位高者往往得到更多的回應，他們往往成為群話題的主要發起者。而對于青年一代來說，家族群里的成員雖然都有著血緣關系，但除了春節期間的偶爾交往，線下見面的機會極少，甚至個人微信都未添加。子代們往往秉持著“父母的親戚并不是我的親戚”思想。

四、修族譜的歷史與現實成因

修族譜這件事具有區域差異性。相比北方，雖然南方普遍被認為族譜觀念更強，但這種觀念并非所有南方地區都普遍存在。我的家鄉位于渝東北三峽庫區與秦巴山脈交匯地帶，地理位置上屬西南，卻并未有濃厚的修族譜意識。家里突然編修族譜這件事，令我試圖去探究背后的成因。

鮮于修譜的成因。一是宗族發展的歷史基礎較弱。族譜是宗族認同的載體，宗族借助族譜實現內聚和延續。相較于福建、廣東等強宗地區，家鄉所在區縣在歷史上宗族的形成程度相對較低，且多經歷移民融合、宗族血緣關系較為松散，宗族意識較弱。先經歷了“湖廣填四川”的歷史發展，大量外來人口的遷入形成多元雜居的格局，族群混合稀釋了同宗的認同感，削弱了族譜的延續需求。后又作為三峽移民的重點區縣之一，搬遷安置大量移民。我所在的小鎮作為三峽庫區四期移民重點“一城五鎮”之一，是移民大鎮。城市化、城鎮化下，城鄉二元結構又促使鄉村人口向外地流動。在人口的流動中，宗族的土地與祠堂等物質基礎薄弱，族譜文化受阻，其功能不突出，缺乏凝聚力與延續性。二是地形與村莊分布。宗族的形成往往聚族而居，家鄉大多由山嶺構成，四面環山，村落呈分散狀態，缺乏成員聚居與日常互動的條件，難以形成強烈的宗族凝聚力、成員宗族意識淡化。以我家為例，除少數幾戶親戚住在同一村落，其余多分布于不同的山頭，每當過年走親戚都要翻山越嶺，極不方便且耗時間。三是國家權力向鄉村的滲透。50年代開始的土改運動，消蝕了宗族生存的根基。60年代初至80年代初，鄉村完全在國家權力的控制之下，宗族被視為封建社會遺留下來的歷史垃圾，族譜更是封建遺物。許多家庭族譜斷代失傳，民眾對其認知和認同程度進一步削弱。自80年代中期鄉村改革以來，村民自治發展，治理更多依靠國家行政系統與村委會等組織。四是現代觀念的滲透與個體意識上升。受教育程度日益提高、信息開放程度高，更注重個體發展及核心家庭，尤其年輕人對傳統宗族觀念不感興趣。五是經濟情況的限制。成員更集中于生存，修譜是一項耗資耗時的行為，修譜的成本過高，家族成員沒有足夠的精力和財力去編修族譜。

為什么現在又開始修譜了？移民影響、地形限制等無法改變，因此家里修族譜這件事，成因應更集中在以下三方面。一是經濟情況的好轉。幾十年的奮斗，大多數人經濟情況都得到好轉。其中，部分成員財富的快速增長與地位提升，往往使其成為修譜的倡導者與組織者，以期提升自身在家族中的象征地位和榮譽。同時，財富的提升也使家庭有了更多可支配收入，有能力承擔修譜所需的成本。二是中老年群體的情感回歸和代際傳承訴求的增強。隨著物質生活的改善，人們更傾向于追求精神層面的滿足。修族譜成為一種重建情感連接、凝聚家族認同、延續家族傳承的儀式性實踐。特別是在不斷變動的現代社會，族譜的編修為在外的親人提供了共同的歸屬感，“落葉歸根”。因此，修譜往往并非傳統慣習的延續，而是對現代社會不確定性的回應。三是國家層面對傳統文化的倡導與鄉村振興戰略的推動，為族譜編修提供了正當性與政策空間。隨著社會的發展，族譜文化不再被認作為封建遺物，而是一種文化資源。政府在征集相關地方文獻時，族譜也被算在其中，作為反映地方文化、風土民情民俗的一部分。

五、傳承與提升：傳統文化的揚棄

傳統宗族文化在中國發揮著獨特的作用。自西周宗法制開始，到宋朝的宗族組織化，宗族成為傳統鄉土社會最重要的社會組織，既可以促進村莊內部資源的協同利用，增強集體福祉和共同體意識，也能夠促進農村人力資本的投資，克服集體行動困境，提高宗族社會凝聚力。族譜作為宗族建構的重要組成部分，不僅記錄著家族歷史，也承載著尊祖敬宗、敦親睦鄰的價值意涵。在社會發展歷程中，發揮著維系認同、強化道德規范、穩定社會秩序的積極作用。但族譜發展也含有與現代觀念不相契合的因素。例如，傳統族譜蘊含的父權體制下女性地位的不平等，折射出傳統社會中宗法觀念與等級秩序的局限性，與現代社會倡導的男女平等、公民平權的價值取向產生沖突。

“中華文明延續著我們國家和民族的精神血脈，既需要薪火相傳、代代守護，也需要與時俱進、推陳出新。要加強對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挖掘和闡發，使中華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與當代文化相適應、與現代社會相協調……要推動中華文明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激活其生命力，讓中華文明同各國人民創造的多彩文明一道，為人類提供正確精神指引。”近年來，隨著鄉村振興戰略的推進，各地各部門把深入推進移風易俗作為鄉村振興的重要內容。但并非所有鄉村文化都需移風易俗，鄉村文化建設不能“一刀切”，而是需處理好傳承與提升的關系。族譜文化作為鄉土文化的重要載體，也需要通過“揚棄”的方式加以處理：一方面，應當傳承其維系家族認同、凝聚人心、延續記憶的文化價值，發揮其在塑造鄉村共同體和強化鄉村文化自信中的作用；另一方面，對其中帶有封建色彩或與現代價值觀沖突的部分進行剔除與改造，如突破性別限制，擴大族譜的包容性與開放性，推動其在形式與內容上的更新。

總之，族譜作為連接傳統與現代的產物，既要傳承其作為傳統文化符號的核心價值，也要與現代理念與技術結合，與當前鄉村發展與價值體系相適應，從而實現其在新時代下文化的“再生產”，煥發新的生命力。

作者系湖南師范大學中國鄉村振興研究院碩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