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周總理、朱德：為什么他們是中國歷史上“最佳合伙人”？

毛主席，朱德和周恩來，他們三人有著完全不同的家庭背景，性格迥異，個人喜好也完全不同。

毛主席喜歡梅花，并且專門作詩歌頌，朱德鐘情蘭花，曾經親手栽種六千盆，周恩來酷愛海棠花，曾在自己的家中種滿了滿院的海棠。

但是在長達半個世紀的革命歷程中，他們三人卻為了同一個目標而完美的組合在了一起，并且成功的贏得了革命的勝利。

毛主席：建立獨立自主的革命之路

在上世紀初，革命的理論其實已經出現了很久，在歐洲甚至已經有不少的革命理論家乃至革命組織在活動。

甚至歐洲都已經真的發生了共產主義革命，比如巴黎公社運動，可惜的是這場理想主義的革命最終失敗了。

而從二十世紀開始到一戰結束，全世界唯一成功的革命只有一場，那便是俄羅斯的革命，這場革命的成果名叫蘇俄。

可是革命勝利后的蘇俄，卻不可避免的面對一系列的內憂外患，對內，沙皇給自己的繼承者留下了一個巨大的爛攤子。

城市經濟崩潰，農民保守孤立，白軍囂張橫行，黨內派系林立。

對外，全世界的白色政權都在敵視這個新生的紅色政權，他們扶持白軍，他們策動波蘭，他們甚至直接入侵了新生的紅色俄羅斯。

于是，共產國際成立了，這個組織致力于發動全球革命，“解放全人類”，但是事實上，共產國際的最大使命是策動帝國主義內部的革命，以讓其無暇顧及蘇俄。

也就是說，這個組織實際上是為蘇俄以及后來的蘇聯的利益所服務的。

而在當時，作為唯一成功的革命，俄羅斯的革命也成為了全球所有革命者學習的路線，包括新生的中國共產黨。

共產國際代表馬林一直要求中國走俄羅斯的革命路線，而陳獨秀是第一個敢于對共產國際說“不”的人。

陳獨秀不希望我黨成為共產國際的“分部”，他曾說：“我們黨尚在幼年，一切工作也都未正式展開。我認為沒有必要戴上共產國際這個大帽子。中國革命運動有中國的情況，這些怕是共產國際和外人難以了解的，假如不了解，如何談領導和指揮呢？”

這話無疑是正確的，但是當年的問題在于，我黨建立并無經費，只能依賴共產國際。

其實當時陳獨秀一度寧可去當名譽編輯賺外快當黨費，也不肯接受共產國際的資助，可是1921年陳獨秀被法租界當局逮捕。

共產國際代表馬林為了營救陳獨秀，請了律師，花了很多錢，打通了個中關節，最后陳獨秀便被無罪釋放了，陳獨秀很重感情，從此改變了對馬林和共產國際的看法。

可是拿了人家的錢，自然要聽人家的話，最后也就發生了四一二的悲劇。

第二個對共產國際持不同意見的人是李立三，中原大戰爆發后，他認定蔣氏政權即將崩潰，所以要求蘇聯武裝在遠東的十萬中國工人。

甚至要求蘇聯出兵中國支援中國革命，毫無疑問，李立三主張的出發點是將中國視為革命的中心，這就犯了蘇聯的大忌，所以李立三最終的結果也很不好。

毛主席是黨內第三位敢于反抗共產國際的角色，而他也是真正帶領中國革命走出“中國道路”的偉人。

從這一點也能看出毛主席的難能可貴，別人都走不通的路，毛主席偏偏能夠走通，毛主席在政治上幫助我黨實現了獨立，在軍事上探索出了自己的革命路線，在經濟上也實現了自主。

其實后者才是至關重要的，毛主席的“打土豪分田地”為我黨的經濟獨立奠定了基礎，可是最關鍵的還是在于毛主席對根據地的經營，對根據地商業活動的扶持。

正是這些行為，才得以讓根據地能夠可持續的的發展，可以說毛主席為革命勝利打下了最堅實的基礎。

而他出色的軍事造詣以及政治理論能力，更是為我黨日后的革命指明了方向，然而這一切的前提，都建立在“足夠多的槍桿子”的基礎之上。

朱德，恰恰為毛主席帶來了槍桿子。

朱德：力挽狂瀾帶來革命火種

朱德是朱毛周三人中年齡最大的一位，在參加革命之前，朱德就已經有非常豐富的軍事履歷了，入黨前就是準將旅長。

當年朱德想要入黨，可是陳獨秀卻認定他是舊軍閥，無奈之下朱德竟然拋下了自己的高位，直接前往法國入黨，后來又追到了德國，這才得以入黨。

在南昌起義時，朱德拉來的隊伍只有五百多人，這五百多人都是拖家帶口之人，戰斗打響后跑了個精光，他直接當了光桿司令。

陳毅后來說，朱德在南昌起義中并未發揮關鍵作用，周恩來也說朱德在南昌起義中是個很好的向導。

可是在南昌起義后，朱德的作用卻是關鍵的，三河壩會議后，起義部隊兵分兩路，一路南下建立根據地，另外三千人由朱德指揮，留在當地阻擊敵軍。

朱德率部釘住了敵人三天三夜，正是這三天確定了朱德后來一輩子的地位，當朱德完成阻擊任務后，主力部隊已是全軍覆沒，他手里僅剩的兩千人成為了最后的火種。

朱德帶著這支部隊走南闖北，走到井岡山時，已經只剩下了八百人，可是恰恰就是這八百人，發揮了關鍵的作用。

秋收起義的隊伍是工人，學生，農民組成的，唯獨沒有多少職業軍人，但是南昌起義的隊伍，很多人都是黃埔軍校畢業，越是留到最后的人越是精華。

正是因為朱德的到來，才確定了紅軍戰無不勝的戰斗力。

周恩來：關鍵時刻確定毛主席的地位

朱毛會師后，兩人并非沒有矛盾，當時兩人一個主張黨政軍集權，一個主張黨政軍分權，毛主席甚至一度被迫離開軍隊。

是身在上海中央的周恩來力挽狂瀾，要求請回的毛主席，而這也是周恩來第一次幫助毛主席確定自己的地位。

第五次反圍剿失敗后，毛主席給博古寫信想要留在瑞金，留下那必然是九死一生，又是周恩來連夜趕來和毛主席徹夜長談。

那一夜沒有人知道他們兩人談了什么，但是談完后，毛主席就同意跟著隊伍一起走了。

遵義會議后，會議要求博古交出權力，但是博古不愿意，言明需要共產國際同意，程序上博古確實有理，又是周恩來與其長談，勸他交了權。

可以說沒有他，也就沒有日后那個縱橫披靡的毛主席。

中國革命最大的幸運，也恰恰在于朱毛周三人的和諧，他們就是中國革命的“最佳合伙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