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澳洲當社工：在第五個人自殺前，我必須搞清這個社區發生了什么邪門的事｜我會拯救你24

大家好，我是陳拙。

活在2025年，你了解過啥傳統的風水理論嗎？我簡單舉幾個例子。

比如床不能沖門，再比如建房子得講究藏風聚氣，背后有座大山，前面有座小山，左右兩側還有凸起護著，最重要的是中間部分得寬敞。

小時候我總以為這些聽起來神秘莫測的，都是故弄玄虛。但前兩天發現它們還有點科學道理——

床沖著門擺放，容易受對沖氣流影響，睡得不安穩。

最符合藏風聚氣標準的四合院，空氣流通效率比其他房子高40%，PM2.5的濃度也比其他地方低25%。

總之這些生活上的經驗，背后或多或少都有一些科學道理支撐。

但我的好朋友侯小圣卻說，有些地方邪門的沒啥道理。2018年她在澳洲做司法社工，去過當地一個住滿索馬里難民的社區。

在這里街頭閑逛的男人攔住她要錢；遇見的女人都用披肩包住身體，額角還有明顯的疤痕。

小圣大著膽子，用最簡單好懂的英語單詞找人交流，只為得到一個問題的答案——

這里為什么會被稱為“自殺社區”？

墨爾本的天氣一向多變，早上出門時陽光普照，幾分鐘后可能突然下起冰雹。最難捱的是冬季，天一直陰著，總是下著綿綿的雨，整座城市又濕又冷。

每當這種季節，我們社工機構都更繁忙，因為冬天惡性案件高發，每年六月到十月，家庭暴力報案的數量至少會上升四成。

尤其在2018年那個嚴冬，我至今都記得，自己常常感到一種徹骨的寒意。那不光是因為天氣，還因為我看見一條簡訊標題：“難民社區自殺婦女人數上升至四人。”

簡訊是移民局發來的，類似于每日推送那樣的電子讀物，多是一些難民有關的信息，譬如難民可以申請新的救濟金項目、就業講座火熱舉辦、福利住房即將完工等等，唯獨這句標題被標記成深藍色，格外醒目、刺眼。

在它下方是簡要敘述，三起墜樓和一起上吊，死者都是女性，裁判官全部確認，給出自殺裁定。

除了都是女性，她們還有一個共同點，就是全部來自同一個難民社區。

我記得那里的難民多數來自索馬里，年初由澳洲政府進行人道主義接收，從接收安置到現在也就差不多四個月，竟然發生了四起自殺事件，而且一起都沒上過新聞。

我打開網頁搜索受害人的姓名，發現幾乎沒有報道，也許是因為難民的身份敏感，且以自殺結案，事實認定看起來很清晰。

可是能推送到我們這里，說明背后還有別的事。

我必須親自去趟這個“自殺社區”，查清楚到底怎么回事。

我要去的地方位于墨爾本西部，從地圖上看，社區被準確地分割成四條內部路，二十幾棟房子像是集裝箱一樣排布其中。我和搭檔一人兩條路，打算先探探風。

資料顯示，難民社區屬于公共福利住房，每戶面積三十到六十平，移民局已經為每個家庭購置了生活用品，我還特意查了那張政府提供的生活用品清單，包括冰箱，洗衣機，空調，電視，廚房用具，沙發，床和床墊等等，而且水電煤基本免費，比我們這些開局一張床的留學生全多了，搞得我有點嫉妒。

這種感覺很快消失。天空灰蒙蒙的，下著雨，社區靜悄悄的，但我發現，基本每家每戶都有人，其中還有很多年輕人。有些在閑逛，和我擦肩而過的時候打聲招呼，有些只是在家門口站著，沉默，盯著我。

再往里走，忽然有人站在路邊，像打車一樣伸手攔著我，問我是不是“給他們發錢的”，他們都是方臉，深色皮膚，眼角有點下垂，連體型都是差不多的矮胖，肚子凸出。

“我是定期來看看你們，有什么我能幫忙的”，我盡量挑選一些簡單的措辭，發現他們多數能用英語交流，我松了一口氣。

但我還是覺得，這個社區里閑逛的人是不是太多了一點。

難民每人每月可以領取800澳元的補貼，如果算著花，還是夠吃飯的，我心想，坐在家里就能領錢，可能他們也懶得去工作吧。

再往深里走，我發現難民們搭建的臨時廁所。是一個大桶，用鐵皮圍住，上廁所要把一片鐵皮掀開鉆進去。這個臨時廁所只能用來小便。

每家人輪流負責清理，看差不多快滿了，就把桶里的污物倒進附近的草地或樹林。看來福利住房也不是那么方便。

繞一圈，和搭檔碰頭，我們都沒發現什么情況，也沒碰到麻煩，第二次快走到臨時廁所的時候，忽然聽到有人喊我。

我回過頭，看見一個女人，躡手躡腳地，一邊整理自己的披肩，一邊故意壓低聲音，示意我往最近的屋檐底下走。

她身上最引人注目的就是那個披肩，看起來是一張黑色底，布滿綠色和紅色刺繡的大毯子，先像戴圍巾一樣裹住了整個上半身，然后再提起來包住頭發，只露出一張臉。

她的膚色介于黑和深棕色之間，嘴唇很厚，看不出年紀，右側額角有個明顯的疤痕，從額頭延伸到眉毛，看起來已經愈合很久，已經和膚色融為一體，只剩凸起。

我這才意識到，剛才見到的幾乎所有人都是男人，包括小孩。

“你好，”她說英語，我沖她點點頭，她像是得到鼓勵：“你是來干什么的？”

“我是社工，”我把剛才和其他人說的重復了一遍，她盯著我沒有回應，我只能補充：“如果你有什么想找我幫忙的，我給你機構的聯系方式。”

她接過機構的冊子，小心地塞進后腦勺的頭巾里，拉緊披肩，活動活動肩膀，好像是在確保不會掉出去。

這動作有點眼熟。上一個我接觸到的藏機構冊子的人，是一個被男友威脅分手就殺了她再自殺的案主，她是在社區講座的時候拿到冊子的，隨后非常緊張地藏進了袖子里。

我想起那四個自殺的女人，忍不住打了個寒戰。

我一直沒等來上次遇到的女人打電話，于是趁著周末，打算再去一次。

社區里無所事事的人更多了，我路過一堆站在一起的男人，一個騎滑板車的小男孩朝我沖過來，喊了兩句聽不懂的話，可能是讓我走開。接著，我就發現了那堆艷麗的披肩。

幾個裹著不同披肩的女人坐在路邊，我很難分清她們的臉，但是她們的披肩各有不同且都非常精美，坐在中間的女人的披肩是一整塊黑色，上面用金色的線繡著鷹一樣的鳥。

她懷里抱著一個嬰兒，嬰兒也被同樣的黑色披肩包住，好像睡著了。

她們一起默默地盯著我，我沒看到上次拿走冊子的人，只能硬著頭皮打招呼，把我是社工的事又說了一遍。最右側的紅披肩說：“是她。”

她好像在和自己的同伴確認，“一個女孩，對吧？一個亞洲人？”

這是一個很好的機會，想弄清楚這里發生了什么，就要趁現在。

我在她們對面蹲下來，用盡量避免把小孩吵醒的音量說：“你們在討論我嗎？”

沒人回答，我干脆把話挑明：“你們社區里一直有人自殺，對吧？可以給我講講具體怎么回事兒嗎？我們機構專門負責這個事情。”

“我們看過冊子，”黑披肩告訴我：“娜沙給我們看的。”

黑披肩告訴我，她叫提莫，娜沙應該就是上次藏起冊子的女人，只是今天不在。

“她在工作，因為她要養家，她有兩個孩子，還有老公，父母，和祖父母，”提莫開始掰手指頭，“她是清潔工，其實根本養不起這么多人，她累壞了。”

“我看到她額頭上有個疤，”我碰碰自己腦門上相應的位置，“是工作的時候弄的嗎？”

提莫說：“那是她小時候騎車摔的，那時候我們還在索馬里。”

我從沒去過索馬里，只知道那里一直有局部沖突，以及有海盜。

提起家鄉，提莫和其他兩個人話開始變多，她們從小一起長大，因為戰爭失去了家，一起來到這里，“我們有很長一段時間住在流離失所者營地，就是帳篷區，每個人都受傷了，有醫生，但是沒有消毒用的東西來處理傷口，很多人的傷口會發爛，流出膿液，招來蟲子。除了打仗，還有干旱，我們大概一到兩天才能喝到一次水。”

她們講話很慢，有些詞得想一想才能說出口，我第一次在新聞之外聽到這樣的有關戰爭的細節，我感覺我好像僵住了，雨飄到我臉上，這時候必須全神貫注地聽，甚至擦臉都是對她們的不禮貌和不尊重。

在營地呆一段時間后，政府組織運力，把他們轉移到相對安全的地方，看似是回到了平靜的生活，但是家被炸光，親人慘死的畫面仍然烙印在他們腦袋里。

提莫左邊的女人說：“我爸爸走出家門，還沒來得及關門就中彈了，他直接倒在門上，門沒法推開，被他的尸體堵住了。”

為緩解這些創傷，“很多人開始喝酒甚至吸毒，沒有真正的毒品，可以燒一種植物，吸它的煙霧。沒錢買酒，有人酒精兌水喝，差點死了。”

這些難民原本有禁酒的戒律，但是在喪失家園和親人的痛苦面前，那些戒律都失效了。提莫說，大家需要喝酒才能睡著，每次做噩夢，每個人幾乎都會再喝點酒重新入睡。

諷刺的是，這里的女人一直在生育，懷孕造成的生理反應讓她們避免了酒精成癮，聞到酒味就難受。但是男人就不一樣了，很快一些人對酒的依賴性變重了，比如提莫的丈夫。

“他其實是個很溫柔的人，”提莫下意識地放緩了語氣，“只是他現在不太清醒，我知道那是因為他很傷心，很害怕，但是他必須醒醒，他不能一直這樣下去。”

我嘗試解讀她的話：“你是想讓我幫你丈夫戒酒還是？”

“他喝了酒變得很可怕，完全不像他，”提莫自顧自說下去，連綿不絕的雨像保濕噴霧，我時不時得抹一把臉，提莫的聲音在雨幕里漸漸有些激動，直到她終于說出“他會打我”，我心里的猜想得到了證實。

在場的四個女人一起沖我點點頭，靜悄悄地說：

“我們，他們會打我們。”

談話過程中，她們說話的聲音總是很小，我聽不清，想讓她們大點聲說話。

結果，每個人都露出驚慌的表情。

她們告訴我，不能大聲說話，就算做家務，也必須小心翼翼，避免把丈夫吵醒，不然就會挨一頓打。

但是有些家務是不能控制音量的，比如洗衣機或者做飯，她們只能看看今天誰家丈夫沒有醉酒，就到誰家去做飯，免得驚擾家里醉酒睡著的丈夫。

這些女人已經習慣悄悄地說話，躡手躡腳地走路。

我想起有一部恐怖片，怪物憑借聲音辨別人類，出聲就會被吃掉。

除了吵醒丈夫會挨打，和陌生人說話也會挨打，所以這些女人只能悄悄地見我，不能讓丈夫知道她們和陌生人說話，更不可能將我帶到醉酒的丈夫面前“和他們溝通”。

對她們來說，那將面臨著好一頓毒打。

就算沒有肢體暴力，有些女人也活在精神傷害的陰影下。

其中一個自殺者，她的丈夫酗酒嚴重，控制她不讓她出門，在她下班回家的時候會搜身，把她所有的錢都拿走。女人們嘗試保護她，讓她在自己家住一晚，但她的丈夫會挨家挨戶地砸門，讓她們把自己老婆交出來。這個女人覺得不能連累朋友，每次都選擇主動離開。

回家路上，丈夫一直用臟話罵她，這樣的情形每隔幾天就會上演，直到有一天她選擇了上吊自殺，就在自己家里。

發現她尸體的時候，是一個女人報的警。警察問了她很多問題，她告訴警察，死者和丈夫關系不好，他喝酒，還經常罵人。她的丈夫辯解說妻子死的時候他根本不在家。

我問報警的女人：“這個男的有報復你嗎？”

她說：“他有時候會惡狠狠地盯著我看，但是沒有其他的事情了。”

我能理解死因裁定官的自殺裁定，但還是覺得憤怒，一件有證人的家暴致人死亡案，就這么被放過去了。移民局和福利機構的人來來往往，他們就什么都沒發現嗎？

提莫回答了我的疑問：“你說的那些人已經很久沒來了，他們的工作只做到安置結束，發救濟金如果沒有特殊情況也是直接到卡里，不需要親自來。”

我終于明白整個“自殺社區”是怎么搞的了。

戰爭的創傷、惡劣的生存環境壓在這些家庭身上，為了緩解創傷與沮喪，男人們選擇酗酒，但酒精成為了暴力的催生劑，最終所有壓力、情緒和狂暴，都釋放在這些女人身上。

像過去處理的案子一樣，我第一反應是幫助她們脫離環境，懲罰家暴犯，開始新生活，于是向提莫宣布我的計劃：我會找一些同事來，把她們帶出去，住進臨時庇護所，等處理完家暴犯，確認人身限制令生效，再幫助她們找工作。

出乎意料的是，提莫和她的朋友們一起搖頭。

我不死心地問她們：“有什么特殊的原因嗎？如果你們害怕被報復，我們和警察都能提供幫助。”

提莫嚴肅地回答：“我們都很難過，我們在想辦法。”

我趕緊追問，她猶豫一下，讓我找個工作日早上來，最好是八點前。

周一早上六點半，趁著醉酒的丈夫們沒有醒來，我再次踏入難民社區，見到提莫和這些女人的“辦法”。

提莫一見到我，立刻沖我比劃噓的手勢。她把我帶到外面大路上，有幾個人在等著。我只能靠披肩識人，不過還是一眼看出娜沙，就是我一開始遇到，藏起冊子的人。

“我們有一個小團體，”提莫跟我介紹，“成員比這多得多，基本所有女人都是小團體的一員，除了小孩和太老的人，我們會保護她們，現在是早上，大部分人還在睡覺，是安全的，我們等下會去上班。”

她們叫自己“自救會”，核心成員有十個人，平時用上下班做掩護，比如提前出門再聚到一起，或者下班的時候在路上見面，但是要控制好時間，回家不能太晚，避免惹怒丈夫。

如果誰回家發現自己丈夫喝醉了，可以想辦法找核心成員求助，她們雖然會說英語，但是大部分都不會寫字，只能通過打電話再掛斷，或者在短信里發送符號的方式求助。

女人們不僅僅提防著自己的丈夫，還會替其他人做好“提前預警”，比如今天下班回家，遇到誰的丈夫一身酒氣走在社區里，她會馬上通知對方，讓她趁著丈夫沒回家，出門躲躲，并且和自救會成員通氣，看看誰能收留她。

她們中有幾個人的家被稱作“安全家庭”，其中一個就是帕雅，因為她的丈夫有一份司機的工作，有時不在家，即使在家也不喝酒，也不對帕雅動手，在社區堪稱“模范丈夫”。

帕雅作為自救會核心的一員，會想辦法收留那些挨打的女人，有人來求助，丈夫不在家，帕雅就會悄悄把她留下，讓她在自己家里待一晚。她們還約定了一些暗號——如果敲窗而不是敲門，那就意味著“我需要暫時在你家避一避”。

這些女性選擇了抱團自救，但是從未聽說過“心理咨詢師”或者“社工”這種角色。她們唯一能做的，就是打游擊一樣的互相幫助，互相安慰。

她們通常是在帕雅家聚會，有時只是圍坐在一起，互相抱著小聲哭，哭夠了也要面對不得不回家的現實，哭聲和恐懼一起，混在夜里不斷飄來的酒氣中。

即使在帕雅家聚會，她們也要顧及帕雅的丈夫今天是不是回家，如果他今天回來，這些女人們就不會待到太晚，“安全屋”像是南瓜馬車，只生效幾個小時。

包括帕雅自己，也會在心里滋生出一個念頭，她說：“我丈夫現在很好，但我不知道他會不會也變成那樣，如果他看到家里有很多人，打擾他休息，會不會也打我？”

我想不用我說，她們也明白，這個“自救會”不過是一種“惹不起、躲得起”的招數，根本解決不了問題。

“遭遇暴力的人無法離開，那就想辦法直接解決施暴者。”

這是我針對這件事在晨會上的發言。不管提莫和這些女人到底為什么不愿意走，我還是得想辦法幫她們。

同事們聽我描述完具體的情況，最先不約而同地想到了一個可以介入的機構力量：當地戒酒會。

“恐怕不好辦，”搭檔第一個反對：“難民聽我們的嗎？”

她說得很有道理，對難民的介入一直是難點。很多難民不懂英語，即使會說英語，對社工是啥也沒概念，只會覺得是政府來找茬了，而且長期酗酒的人本身就無法溝通，你說有個戒酒會是否參加，對方可能先打你一頓。

“你們說，這算惡性預警嗎？”有個同事發言。

還真行，我心想。

惡性預警是指某個特定范圍內的緊急事件，比如某個街區頻繁出現搶劫事件，那么就可以向市政府提交申請，增派巡邏警察和安裝更多攝像頭，屬于公共事件惡性預警，像這個社區的酗酒事件已經被證實和家暴有聯系，也同樣可以視作一種預警。

墨爾本沒有全面的禁酒令，只有針對不同地區的禁酒令，在有預警的情況下，可以由社區投票，提交申請，來要求一個針對社區的禁酒令。

我們需要做的是動員超過半數的成員提交申請。

我找到一位會說索馬里語的同事，制作了英語和索馬里語版本的意愿書，準備拿去給提莫她們先解釋一下，再悄悄潛入社區，收集女人們的意愿簽名。

我們打算以社區為范圍申請一個禁酒令，生效后會有警察巡邏，如果看到醉酒或者攜帶酒精制品的人，可以處以罰款。

最關鍵的是，警察每天定時巡邏和夜間巡邏可以阻止暴力行為的發生，就算后半夜警察不在，這些男人也會有所忌憚，因為警察每天都會來。

我認得提莫的家，但是我不敢貿然地敲門，只能在樓下隨便抓了個人，讓她幫我找提莫，她叫薩菲亞，我把意愿書塞她手里一份，她看了看，迅速把臉埋在披肩里，聲音很小：“他喝了酒發脾氣，也不能算暴力吧。”

她手臂上的疤痕像條暗紅色的蟲子，看起來是近期才有的，像是被刀之類的銳器劃的。

薩菲亞給提莫打電話，讓她下來，然后迅速地走開了，她欲言又止地看了看我，意愿書攥在手里，猶豫了一下還是帶走了。

“一個好主意，”我和提莫說，“不把你老公抓走，也不讓你們搬家，但是能讓他不喝酒，聽不聽？”

提莫湊得很近：“咋讓他不喝酒？”

我遞給她兩種語言的意愿書，她看得很認真，輕輕摸了摸那些文字。

我告訴她，除了有再喝酒就罰款這種強硬手段，也有醫生幫忙，提供安全的藥物，那些藥吃了，再喝酒就會難受。

提莫接受了我們的提議，她把這事兒理解為“政府來管我們了”。帕雅是我們第二個說服的人，因為她老公本來就不喝酒。

但是其余大多數女人的反應和薩菲亞如出一轍。像提莫這種能說出“我們一起來的”的人少之又少，她們認為自己是跟著丈夫逃離戰亂來到澳大利亞的，老公的話更像一種規矩。

更糟糕的在后面，一開始社區里風平浪靜，提莫答應幫我和其他女人說，她和自救會的成員都答應簽名，但很快她告訴我，有個朋友求她不要再宣傳這個了，因為她把“不能喝酒，不能打老婆，不然警察就來了”告訴了自己的丈夫，丈夫說她要是再聽別人挑撥離間，就把她和孩子送回索馬里。

“我們不會被送回索馬里吧？”提莫問我，我說那是她老公胡說，怎么把一個大活人送走？他有什么天大的權力，能讓澳洲政府把一個人驅逐出境？

“我沒想到她會告密，”提莫懊惱地說，“我看她走路不利索，應該是告密又挨打了。”

“你這么和她說，”我告訴提莫，“你說如果你老公再這樣，他會先被送回索馬里。”

“她可不敢，”提莫笑得有點尷尬，大概是想起來自己有時候也會挨打。

我想到提莫她們的證件。問她護照在不在自己手里，她說在。

我說，那就沒有人能讓你離開這里或者控制你。

提莫告密的朋友，讓我意識到投票申請必須要快，而且必須成功。

酗酒者之間也會互相傳達信息，拖得日子長了，他們恐怕會聯合起來，暴力威脅家里的女人，命令她們不許摻和這事。

更可怕的是，萬一投票失敗，而這些女人又不愿意離開，等待難民社區的，就不只是自殺，恐怕還會出現虐待致死案件。況且，酗酒的人會出門，會在外游蕩，有概率在社區外襲擊他人，犯強奸罪或者故意傷人。

光憑我和搭檔顯然人手不足，太慢了，必須找到社區里的人幫我。

自救會里有個女人叫瑪麗卡，她每次都在，也早早簽字了，但是基本不說話，看起來是個典型的“老實人”。但提莫告訴我，她們保護自己的同伴都采用的是惹不起躲得起的戰術，只有瑪麗卡在內的幾個人是會嘗試拉架的，代價就是自己也會受傷。

我對瑪麗卡有點刮目相看，于是問她：“你能不能也幫幫忙發動其他人寫這個申請？文件格式我都做好了，填信息簽字就行。”

瑪麗卡除了幫人拉架，提莫說她“什么也不怕”，她像是這個社區里的警察，看到有男人醉醺醺地走過，會罵他們是廢物。

老公喝醉了要打她，她摸到什么就拿什么和老公對打，瑪麗卡的世界里只有戰斗，因此她對自救會這種靠躲避免挨打的行為有點不屑一顧。

但她不能保護所有人，因此我向她解釋禁酒令的時候，她明顯聽進去了，問：“真的？”

說話的工夫，瑪麗卡一直盯著不遠處，我問她你在看什么，她說在等朋友下樓，她如果沒下來，保不齊就又在家挨打了。

“我要去看看，”她把披肩一扯抱在懷里，我第一次看到這些女人不穿披肩的樣子，原來她穿的是拉鏈運動服，跟我平時穿的也沒啥區別。

我跟著瑪麗卡，她氣勢洶洶地走過去敲門，里面一開始沒有聲音，后來有人來開門。

一開門，我聞到濃重的酒氣，門里一個個頭不高的男人瞇著眼睛，過了好一會兒才聚焦，他張嘴還沒說話，臭味已經飄了過來，胡子上有一些醬料和水果的殘渣。

他不說話，看了瑪麗卡一眼就要關門，甚至直接無視了我。

瑪麗卡一腳把門擋住，問他艾米麗在哪里。

我懷疑這個男的把腦子已經喝壞了，他的目光十分飄忽，反應速度也奇慢無比，等了至少半分鐘，他沖我們大喊：“艾米麗！”

我終于看到了艾米麗長啥樣，她很快跑出來，步伐很慌亂，我感覺她小腿有點發抖，好像站不住，她露出一個討好的笑容，好像這種笑容是長在她臉上的一樣，瑪麗卡不管那么多，她把自己的朋友一把拽出來。

我也走過去扶住她，三個女人和站在門里的男人默默地對峙。艾米麗輕聲勸說自己老公回去，說自己要上班，我能感覺到她的腿在發抖。

最后艾米麗的老公關上了門，她松了一口氣，瑪麗卡很不滿地問：“你挨打了？”

“推了一下，”她說話含糊不清，“我小腿磕在床上了，沒事沒事。”

“恨鐵不成鋼沒用，”我趁機鼓動瑪麗卡，“你一個人幫不了所有人的。”

瑪麗卡最后答應我，就是抓，也把人給我抓來。

我算過，除了未成年人不能參與和一些老年女性，這個社區總計一百三十九人，能夠獨立簽署文件的女性為79人，按照超過半數就符合向市政府提交的要求，只要70人簽字就可以。

我甚至病急亂投醫，問帕雅，你老公能不能簽字？

帕雅驚異地搖搖頭，說應該不能吧。

我每周都要跑到社區兩次，基本選在清晨，這是提莫之前教我的，這個時候最安全，女人們起床上班，沉默地走出社區，有時候就會有人朝我走過來，小聲問我：“簽字的啥東西？我能簽字嗎？”

瑪麗卡有一天帶著一個女人來找我，她沖我舉起手機，上面是預先編輯好的文字：“我不會說英語，我能幫上忙嗎？千萬別讓他知道。” 她把手縮在袖子里，不敢看我。

我保證絕對不會被她老公知道。從那以后，越來越多的女人開始用自己的方式 “表態”。

她們有些讓上學的孩子代寫名字，有的用口紅在紙上按個印交給我，還有的干脆畫一只鳥當簽名。她們總在清晨出門時候找到我，把文件飛快塞進我手里，像傳遞什么秘密。

收集到七十份文件的那天，距離我第一次走進難民社區已經過去了四個月，盡管依舊多雨，氣溫卻在回升，太陽舍得出來了，墨爾本的冬天也要結束了。

西區難民社區的禁酒令趕在圣誕假期之前獲得了許可，附近的一些餐館還被撤銷了酒牌。

社區禁酒令上明明白白地寫著巡邏時間，酒精制品嚴禁攜帶，罰款一次二百，酒醉狀態下需要接受盤問，甚至可能會被監禁。

市政府已經把禁酒標識掛在了路燈柱上。我和同事把兩種語言的禁酒令分發進社區，這次正大光明地到處發，挨家挨戶塞進信箱。

然而一個問題始終困擾著我：這里的女人們為什么不愿意離開？

直到有一天，提莫邀請我去她家里。

走進她的家，撲面而來是洗衣液的味道，幾件衣服晾在椅背上。

這個家看起來是那種“怎么收拾都沒法很整齊”的類型，幾大包嬰兒紙尿褲堆在地面上，電視柜的抽屜被拉開，里面放著床單。

廚房狹小，幾口鍋疊在一起放在爐灶上，地面上散落著很多毛絮一樣的東西，提莫一邊和我說話，一邊用掃把掃地，但是毛絮質量太輕，她邊掃邊飛得到處都是。

“毛巾掉毛，”她突然向我解釋。

我們進來的同時，臥室門應聲開了，一個只有幾歲大的小孩站在門里，叫了一聲媽媽，發現還有我這個陌生人，有點猶豫自己該不該出來，把門虛掩了起來，只露出半張臉。

我花了幾分鐘弄清楚了這個家庭的人員構成，提莫自己，提莫的大女兒，二女兒和她剛出生的小女兒，她老公，還有她自己的媽媽。

我在檔案里看過，難民都是以家庭為單位來到這里的，一間住房要容納六到十名成員。他們通常幾代人擠在同一屋檐下，床不夠用，只能像排值日表一樣輪流睡在床上，沒排到的人睡在地上。

一張桌子容不下這么多人一起吃飯，大家就一起坐在客廳的地面上。通常這種房型只有一個浴室，一家人需要排隊洗澡，一旦有人生病，立刻就會傳染給一家人。

“這些孩子都多大？”我小聲說。

空氣里有一股殘留的緊張和對抗的氣息。提莫說，最大的女兒五歲了。

我們聊著孩子，很快，話題轉移到提莫的丈夫身上。

她和丈夫從小一起長大，一起來澳大利亞之前，孩子剛剛出生，他想著到了澳大利亞，立刻找個工作，穩定了，再學個摩托車駕照。

提莫說：“他喜歡開摩托車，一直想買一輛，經常收藏二手摩托車網站的鏈接。”

墻上貼著提莫丈夫的照片，他留著絡腮胡，穿米色西裝，打紅色領帶，摟著提莫的肩膀，背景好像是一片海灘。

提莫告訴我，那是圣基爾達，墨爾本的一處海灘。

那是兩人剛到墨爾本的時候拍的。那時她丈夫在積極地找工作，雖然還是要通過喝酒入睡，但是還能克制自己。

夫妻倆逃離硝煙，來到異國，生活似乎剛剛有了點希望。

轉折點就在冬天。提莫的丈夫總說自己冷，即使開了暖氣，也說自己“快凍僵了，得喝點酒暖和”，提莫想要去醫院開安眠藥，但是她對出門要和醫生說話這件事很抗拒，她怕自己文化水平有限，聽不懂醫生說的。

“我們第一次動手是我不讓他再喝了，搶走了他的酒瓶子，他突然沖過來一拳打到我肩膀上，然后把我摔在地上，我只來得及把孩子們推進房間里，并且喊著讓我媽不要出來。”

提莫瞬間充滿淚水，“我知道他很難受，但是他不能再喝酒了，酒精把他毀了，他這樣下去會死的。”

“我們好不容易一家人一起安頓下來，我還是想救救他。”

我無法描述我的感受，只是忽然明白，自己時常忘記，他們和我不一樣，這些人不是自愿來到這個國家的，而是被戰爭驅趕到這里的。

這是她僅剩的家，她不想在異國他鄉再逃跑一次，而是想要嘗試救救自己的丈夫，救救自己僅存的家人。

在提莫眼里，只有自己的新生活，不是她想要的。

禁酒令雖然順利頒布，但是我們的工作還沒完。

這里幾乎每個人都是家暴受害人，需要被介入，我們定期打電話過去，也會組織她們來機構，詢問家里的男性成員是否還有酗酒的現象。

盡管提莫和其他人說過一些挨打的事兒，但是在機構里，我們會圍在一起吃點東西，聊聊最近發生了什么。

有時候會有女人試著提起一點挨打的細節，我讓她們每個人都在口袋里放個熟悉的東西，比如孩子的小發卡，一邊說話一邊慢慢數它的紋路，可能會舒服一點，每次來機構，我們都會寫積極的日記，“今天比昨天多睡了半小時，也是很棒的事。”

記得當初，我對這些女人有點“怒其不爭”，可是現在，我覺得她們很有勇氣。她們勇敢地去捍衛自己的家，維護自己的生活，而我愿意盡可能地幫她們處理傷口。

我曾經握住過這些女人們的手，提莫一緊張，就抓我胳膊，她手勁兒大，把我攥成米其林輪胎，帕雅手上總香香的，還有很多別的人，她們在清晨的霧氣里悄悄靠近我，手心緊張地冒汗。

對我來說，這是社工機構應盡的職責，今天幫這個社區申請禁酒令，明天來了新案子，可能就要幫那個社區組建聯防小隊，但對于這些初來乍到的女人們來說，她們臉上“這種事有人管”的表情，是我在職業生涯里最珍惜的東西。

因為她們是沙漏里最“底下”的沙子。

一旦社會或者生活里發生動蕩，沙漏顛倒，所有的重壓都會逐漸累積到她們身上。就比如這場戰爭過后，家人還能喝酒逃避，而她們只能承受一切，直至自殺。其實，這問題哪會只發生在一群索馬里人的身上呢？

我想到曾經身邊的那些親友，破產的、遭受詐騙、家破人亡的，總是有一方可以先抽身離去。

我講這個故事分享給一個朋友時，他問我，如何確保每一次都能拯救這樣的人，不讓她們陷入絕境？

我猶豫很久，發現自己回答不了這個問題。

我只能試著讓他明白：世上沒有一種悲劇是可以每一次都被阻止的，但我們一定能去幫助自己見到過的這一次。

在故事前面，幾個難民女人在討論侯小圣時說：“一個女孩，對吧？一個亞洲人？”

這句話，我想多少是有質疑在的。但是隨著侯小圣一次次出現在這個社區，幫助她們申請禁酒令，將“怪物鎖進籠子里”，這種質疑的腔調消失了，沒有人再質疑，這個華人女孩是否有力量去幫助她們。

記得曾經有人告訴我，華裔想要在澳洲那片土地生存下來，唯二的出路就是開飯館，或者做房地產銷售。

我想，侯小圣就是對這種說法最有力的回擊。她不光在那片異國的土地上找到了屬于自己的立足之地，還在運用自己的本領，幫助更多人。

這些年，天才捕手記錄了很多海外華人的故事。歸根結底，我們想記錄這些人的勇敢，記錄他們開拓進取的氣魄。

我想，侯小圣就是這些人里最好的代表之一吧。

侯小圣在澳洲的職業正式名稱叫司法社工，職責是發現弱勢群體，用當下最科學的方式去為他們解決難題。

自從2021年開始，她的工作在天才捕手被記錄成21篇故事，算下來有二百萬人看過。

我們精選其中十篇社工工作手記，十個女孩互相拯救的故事，把它們整理出書，就叫《在家與彼岸之間》。

在這本書里，你能看到一個華人女孩，在海外怎樣勇敢成長，又闖出一番怎樣的天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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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中部分人物系化名）

編輯：小旋風 月半 迪恩

插畫：大五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