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企的死結

一個經濟體能否維持長期、螺旋式的向上增長，其核心動力的運轉，必須服從一套經濟的鐵律。而國有企業在經濟持續增長的使命面前，在經濟運行的鐵律之下，有自己的死結。

這套鐵律與我們日常理解的“勤奮”或“資源”無關，它要求的是一種持續的、甚至帶有殘酷色彩的自我否定。這不是關于“持續創造”的故事，而是一個關于“破壞”與“重生”的永恒循環。

來，我們先放下所有關于國企的固有印象，來直面"經濟增長"這個最根本的命題。

幾十年來，經濟學家們一直在追問：為什么有些國家能持續向上，突破要素（資本、勞動力）邊際收益遞減的宿命，而有些國家則陷入了停滯的泥潭？

答案不在于投資了多少錢，而在于一套內在的“淘汰機制”是否有效。

全球通用的增長“腳本

不僅是中國的國企，全世界都一樣：

·前蘇聯與東歐：在國有化率接近100%的體系中，完全隔絕了市場淘汰和創新激勵，最終導致整個經濟體系在20世紀末崩潰式解體。

·法國的“柯爾貝爾主義”：法國曾有歐洲最高的國企比重之一，雖然社會穩定，但長期增長乏力，人均GDP增速在G7中長期墊底，直到大規模私有化改革才有所好轉。

·日本的僵尸企業：日本在“失去的三十年”中，大量效率低下的企業因銀行和政府輸血而“死不掉”，造成資源被長期鎖定，是其創新驅動長期停滯的核心原因。

可見：一個拒絕死亡和淘汰的經濟體，最終會扼殺自身的創新與活力。

近年來的經濟學研究，特別是被視為增長理論核心突破的理論成果（以2025年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阿吉翁、豪伊特為代表），清晰地揭示了增長的底層邏輯：經濟活力的來源，在于“創造性破壞”（Creative Destruction）的永不停歇。

而國有企業，以其制度屬性，決定了它不能死、不想死、不讓死、死不掉。這種結構性的“永生”，根本阻斷了市場最需要的破壞與重生循環。

這種拒絕被淘汰的屬性，就是真正鎖死經濟活力的死結。

一、增長的鐵律死亡”的必然等同于"初生"的必然

我們必須先理解"增長法則"的嚴苛，才能明白國企的死結到底是如何形成的。

1.1階段錯位：要素驅動與創新驅動的分野

為什么國企在某些階段表現出色，卻在另一階段卻“死結”彰顯？

關鍵在于增長邏輯的切換。

·要素投入階段（1980-2010）：這個階段的增長，主要依賴于資本、土地、勞動力的巨量投入。國企在這一階段具備天然優勢：它們能夠高效組織大規模基建、重工業項目，通過集中資源實現“從無到有”的突破。這個階段，并不需要頻繁的“創造性破壞”，只需要持續的投入。

·創新驅動階段（2010至今）：當經濟進入成熟期，要素投入的邊際收益開始遞減，增長必須轉向技術進步和全要素生產率（TFP）的提升。

諾獎理論解釋得非常清晰：要素驅動不需要創造性破壞，但創新驅動必須要有淘汰機制。在創新驅動階段，如果低效企業不死，新思想、新技術就無法入場。國企“永生”的屬性，與創新驅動階段的經濟鐵律，產生了根本沖突。

1.2被顛覆的恐懼：增長的終極燃料

經濟學家用模型證明：增長的動力并非來自對“成功”的向往，而是來自對“被顛覆的恐懼”。

你想想看，一家企業如果知道自己無論效率如何低下、技術如何落后，都永遠不會被市場淘汰，它還會耗費巨資和巨大精力去冒風險進行原始創新嗎？當然不會。它只會選擇維持現狀、安穩度日。

因此，市場對企業施加的“不創新，毋寧死”的壓力，才是創新最強大的燃料。

這套機制運轉的底層邏輯是：新企業必須能夠隨時入場替代舊企業。如果低效的企業不退出，高效的企業就沒有機會獲得必需的資源，競爭的壓力也無從談起。

關鍵在這里：增長的鐵律要求的，是退出通道，必須比進入通道更暢通。這是經濟體自我清潔、自我修復的法則。

1.3知識的詛咒：激勵的錯位與創造力的流失

除了企業的淘汰機制，增長還需要另一個核心要素：知識如何高效地轉化為經濟產出？

知識轉化為財富需要一個明確的激勵系統：誰創造，誰受益。

如果一位頂尖的科學家在國企或科研院所中，用其智慧創造了顛覆性的技術知識，但最終這個知識產權被模糊定義為“國有資產”，這位科學家作為知識的創造者，無法獲得匹配的、市場級別的收益，他同時還需要承擔“國有資產流失”的風險。

他更理性的選擇是什么？

他最終會選擇一個更“安全”的選項：將自己的能力應用到低風險、高穩定性的領域，或者帶著知識和技術，逃逸到產權清晰的非國有企業。知識，這個增長的燃料，就這樣被制度激勵的錯位鎖在了制度內部，無法進入市場，最終造成了知識的浪費。

二、制度如何強制永生

國企的“不死”，絕非商業上的偶然失敗，而是被其制度屬性所強制執行的求生本能。這種制度性的“永生”本能，正是“死結”的本結。

2.1生存的優先級高于一切

國企的最終股東是政府。它的目標清單中，經濟效率永遠排在“穩就業、保民生、守戰略底線”之后。

你想想看，一家大型國企的破產，在商業上可能是清算數字，但在政治上卻是：

1.政治責任的追責：國有資產的處置和流失，必然引發對管理層和監管層的政治追責。

2.社會維穩的高壓：伴隨而來的數萬甚至數十萬工人的失業，將直接轉化為社會不穩定因素，這是任何地方政府都必須盡力避免的。

因此，對于地方政府而言，寧愿每年支付高昂的“生命維持費”（財政補貼、銀行輸血），讓國企像“僵尸”一樣活著，也不能允許它倒下。死亡的成本，遠高于維持生存的成本。這種計算，瞬間將國企從市場主體，轉化為了政治工具。

2.2銀行被債務鎖死

國企是金融系統的“人質”（Hostage）。

國企在過去積累的巨額銀行貸款，往往以政府的隱性擔保為背書。一家大型國企的倒閉，并不僅僅是它自身的壞賬。

銀行和地方政府必須理性地選擇持續輸血，因為它們都是被這筆債務鎖定的。國企的違約風險，被制度性地轉化為系統性風險。它被一張強大的制度安全網包裹，徹底與市場最需要的“淘汰機制”絕緣。

2.3 根本矛盾

我們看到，國企被要求在市場中競爭，但又被制度要求不能死。

當增長的鐵律要求企業必須能夠死，而國企被強制永生時，經濟體的血液循環就被卡住了。這種僵局，就是國企的死結。

三、被鎖死的經濟血液

這個死結不是抽象的概念，它體現在經濟血液的四個關鍵環節，阻礙了資源流向更高效、更具創新力的部門。

3.1向低效流動的金融血液

在信貸市場，我們看到的是一種必然的資源錯配。

當一家連年虧損的大型地方國企，和一家高成長的民營科技企業同時向銀行申請貸款時，你想想看，哪一家會得到優先權？

答案往往是國企。因為國企背后站著的是地方政府的隱性擔保。即使國企的項目回報率極低，甚至根本沒有回報，銀行也會傾向于借錢給它。這在政治上是安全的，在責任上是可推卸的。

這才是核心：資本這股經濟的血液，被持續泵入低效、甚至負效率的軀體。而真正需要“燃料”的高效民企，卻在市場上經歷融資難、融資貴。這種資本的“向低效流動”，是增長率下滑最直接、最樸素的實質原因。

3.2人才與創新的理性選擇

知識產權制度的模糊，導致了人才的逃逸。

一位技術精英知道，如果專利留在國企，成功了，專利是“國有資產”，個人收益有限，還可能承擔“國有資產流失”的風險；如果失敗了，他要被追責。

他更理性的選擇帶著知識和技術，逃逸到民營企業或自主創業。只有在市場化、產權清晰的民企，他的知識才能轉化為可觀的個人財富。人才與創新成果的理性逃逸，導致了國企在需要試錯、快速迭代的創新驅動領域，總是舉步維艱。

3.3土地與牌照：新企業的物理屏障

除了資本和人才，國企還占據了物理層面的屏障。

在城市黃金地段，大片閑置或低效使用的土地，往往被連年虧損的老國企占據。這些土地無法進入市場化流轉，無法被高效率的新興產業利用。

同時，在電信、能源、金融、交通等高附加值領域，牌照（準入許可）成為了國企抵御競爭的最終武器。新企業即使擁有顛覆性的技術，也無法進入市場。

當新企業的進入通道被牌照鎖住，舊企業的退出通道被政治鎖死，資源被低效占據時，“創造性破壞”機制還有任何運轉的空間嗎？答案是沒有。

3.4退出成本的壁壘

即便國企最終被判定“應該”退出，其積累的巨額退出成本也足以讓任何改革者望而卻步。

國企積累的不僅僅是商業債務，更是巨大的社會債務（人員安置、養老金缺口、環境治理成本）。這種社會債務的清算成本太高，足以導致地方財政崩潰。

退出成本太高，系統因此被鎖死。這種因“無法承受失敗的代價”而導致的結構性僵局，就是死結的最終體現。

四、國企的死結，結構性的、無法被簡單改革手術切除

所有的改革，只要不觸及“國企不能死”，就都只是表層文章。

因為國企被賦予了“政治生存”的指令，其行為邏輯就永遠不會與“商業效率”對齊。它的制度屬性決定了它必須違背經濟增長的鐵律：

1.它必須鎖定資源：因為它要承擔社會穩定和政治擔保的職能。

2.它必須扼殺激勵：因為知識成果屬于國有資產，失敗的成本太高。

3.它必須拒絕死亡：因為死亡的綜合成本遠超維持其生命的費用。

這個矛盾是無解的。

只要這個死結存在，只要國企不能被市場淘汰，資本、知識、人才這股經濟的血液，就會持續被導向低效的黑洞。而經濟的持續增長，就將永遠被這層矛盾所困擾。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