墨學的人性根基與現代詮釋

墨學的人性根基與現代詮釋

——兼論傳統思想的實踐理性與當代價值

（本文據南方在野在《墨者辯》微信群的談話整理而成。）

摘要：墨學是否符合人性？這是對墨學的常見質疑。此類質疑或將墨家主張絕對化、教條化理解，存在偏頗。從人性需求出發，墨家思想本質上契合人的生物性、社會性、批判性與超越性，符合人們對和平、尊重、公正與協作的普遍追求。通過對墨子“三表法”的闡釋，可知墨家思想具有實踐智慧與現實可行性，其主張并非空想，而是基于歷史經驗、現實條件和實際效果的綜合考量。將墨家思想置于古今社會轉型的背景中加以考察，墨學所倡導的普遍倫理（如不相攻、交相利、兼相愛）更適配于工商業文明、法治社會與陌生人社會，有助于促進廣泛的社會協作。區分底線倫理與高階道德的不同實現機制，可通過法治手段落實“不相攻”等基本規范，通過市場機制實現“交相利”，并通過教育與信仰引導促進“兼相愛”。

正文：

昨天幫武兄提出一個話題，說墨學不符合人性，我對這個話非常不滿。

墨家主張“非攻”，難道不符合人性嗎？春秋戰國時期，強國攻弱國，大國并小國，混戰不已。大國之間也不斷征戰，對社會生產和人民生命財產安全造成巨大損失。人們都渴望和平，希望保障人身和財產安全，怎能說“非攻”不符合人性？應該是符合人性的，對吧？

再說“兼愛”，實際上每個人心中都有對情感的需求，都有獲得他人尊重的社會性需求。這種普遍的需求，是每個人內心深處都存在的。你說“兼愛”不符合人性，這個也不好說。關鍵是“兼愛”，如果按照某些左派的理解，一定要每個人都絕對平等，那是不可能的，墨家也不是這種主張。

我們再說“尚賢”。在過去社會是任人唯親，而每個人其實都希望任人唯賢，而非任人唯親——那種德不配位的情況，人們更渴望德能配位，這種渴求應該說是符合人性的，對吧？

談到“尚同”，當然爭議比較大。關鍵是“尚同”究竟是什么？如果你理解為要大家統一思想、絕對服從上級，那可能的確不符合人性；但按照墨子原文來解析，其實并非如此。尚同最主要的意思是謀求社會共識，讓大家在底線規則上共同遵守。從這一點來說，如果以后一種理解為準，我覺得也是符合人性的，對吧？

最后，我想說的是“節用”。在當時的社會條件下，生產力水平較低，普遍存在物質匱乏。在這種情況下提出“節用”，是符合社會需求的。當然，從貴族的利益上來說，他們物質已經很豐裕，卻大肆揮霍公共財政，所以墨子提出“節用”，應該也是符合人性的。而“節葬”可以說是“節用”的一種延伸。

現在存在的問題可能是，邦武兄對墨家學說的理解可能偏左了。非攻、兼愛、尚賢、尚同、節葬、節用，可能都不是他理解的那樣。他或許將“非攻”理解為絕對的和平，“兼愛”理解為絕對的平等，“尚賢”類似于西方式的民主選舉，“尚同”又類似于統一思想，這本身是矛盾的。

而“節用”可能又被理解為針對底層，規定一個統一的標準，全社會都奉行統一的節用標準，這樣推廣開來，那肯定是不可行的，對吧？我不知道邦武兄是不是這樣理解。

邦武兄自己是學法律的，應該知道，幾乎所有的法律，沒有一條不是悖逆人性的，也沒有一條不是矯正現實生活中不合理行為的。當然，矯正只能從社會底線規則的層面來進行，而不能把那些崇高的道德內容放到法律里，這是一個關鍵。所以我覺得邦武兄還沒有弄清楚這個道理。

鬼大爺說得有道理。從文化演化的角度講，我們先看儒家提出了什么主張，再看墨家為什么要“非儒”。墨家的十大主張幾乎都在“非儒”，這個“非儒”是否有道理？然后社會最終是如何演變的？演變的結果，實際上在當時，儒墨兩家都不成功。儒家雖自身主張在當時并不成功，但它培養出了法家——這個可以說是儒家的另一個派別。通過法家支持秦國的擴張，即秦朝的建立；秦朝之后，又通過漢朝繼承秦制，獨尊儒術，以這種方式延續了兩千年。

實際上，墨家的十大主張沒有一個是不符合人性的。邦武兄可以仔細看看我發的思維導圖——餅狀圖方向盤。人性實際上分為四塊：動物性、社會性、批判性和超越性。墨家的十大主張都是圍繞人性展開的，都是切合人性需求的。當然，如果把十大主張簡單認定為要在法律里規定并馬上實施，那顯然也不符合墨家的學理。墨家學理的落實也是演進式推行，是考慮當時社會情況的。

換句話說，墨家的學理及其主張的推行，也要考慮歷史、現實及可操作性。最典型的，我們可以看墨家的“三表法”——“言必有三表”。何謂“三表”？第一，要考慮歷史的慣例和經驗，不是憑空想象的，而是符合歷史經驗的；第二，要考慮是否符合現實的民意、民情和社會情況；第三，要看實施后對社會是否真正有利，還是有害。這叫做“言必三表”。

放在當時的歷史背景下，要解決當時的社會問題，難度非常高，社會極其復雜，春秋戰國時期的社會狀況尤其復雜。準確來說，諸子百家之中沒有任何一個人有能力，真正解決當時的社會問題。這是當時社會現實。但從學術角度來說，學術是有一定超越性的，它超越當時的現實生活，提出對社會問題的看法。因此，社會現實與學術之間存在一定的鴻溝。我們不能僅從某個學術主張在當時能否立刻實現的角度來評價它。學術是有一定超前性和超越性的。

換句話說，如何處理“應然”與“實然”之間的關系？學術主張往往是應然的，而現實是實然的。很多思想家提出的學術主張，并不是說要立刻馬上實現才算成功。他往往是事先提出一個超前的、具有超越性的學說。那么是否能實現？如何實現？按照墨家的思路，就是要通過“三表法”來判斷。

而且從墨家的角度來說，也不是每一項主張都要以同樣的方式和手段來實現。有些主張涉及社會底線，必須通過立法手段，依靠國家強制力來實現，比如人與人之間不能相互虧害，國與國之間不能相互攻伐。但另一些涉及較高道德追求的，則適合用鼓勵的手段，而不是通過立法強制每個人都去做。這就是法律與道德手段的區分問題。

墨家的學說中，有些是涉及社會底線規范的主張，有些是涉及崇高道德追求的主張。哪些主張可以立刻馬上實現、必須通過法律立法來實現？哪些需要通過引導、鼓勵、教育或信仰來實現？這些都是需要考量的。法律層面需要馬上實現的，怎么操作？思路基本就是“三表法”。

墨家為什么能在那樣的社會條件下提出相對超前的主張？這是因為春秋戰國時期，社會非常活躍，思想也非常活躍，正處于社會大變動時期，也是從傳統農耕社會向出現工商業社會苗頭的過渡期。比如當時金屬貨幣的大規模推廣，就是在春秋戰國時期。墨家作為工商階層的代表，他所提出的思想，實際上是切合工商業社會文明的，與以儒家為代表的農耕文明完全不同。

社會實際上是在不斷演化的。鬼大爺和王成兄都講得很好。我們可以看到，兩千多年來，儒家因其學說符合農耕文明社會——即以血緣宗親為紐帶的小共同體、熟人社會——所以適應那個時代。但墨家不適合。

而隨著社會的發展，終究要進入工商業文明階段，以商品經濟、市場經濟為主導，這就與傳統的農耕文明不同了。如果還按照儒家的那一套，以血緣為中心、家族式熟人社會來進行鄉土治理，那肯定不行，會阻礙更大范圍的社會協作，不符合市場經濟的要求。但墨家提倡的“不相攻”，則是普遍的人際規則、“交相利”是普遍的社會協作，“兼相愛”是意識到每個人都是潛在的合作伙伴，因此要以友愛之心對待他人，這是普遍的倫理價值。這一套框架完全契合工商業社會和市場經濟，有利于保障和增進更大范圍的社會分工與市場協作。

放在今天來說，墨家的學說如何實現？比如“不相攻”，這一點必須通過法律手段、法治手段來實現，因為它涉及社會底線，人與人之間不可相互傷害；而“交相利”則主要通過市場手段來實現，正如哈耶克所說，素不相識的人為了追求自身利益，通過市場行為實際上也在造福對方，這就是通過市場協作來實現；“兼相愛”則要通過教育、信仰等手段提升個人修養，在道德修養提高的基礎上，讓人們自主選擇，這是一個可選項，逐步讓更多人彼此相愛。用這種方式來實現，放在今天來說就是推廣普世價值。

所以，以上幾點所講的就是：“不相攻”通過法治手段，“交相利”通過市場手段，“兼相愛”通過提升道德修養的手段，逐步實現。墨學的每一項主張，不是通過同一種方法和手段實現的，其實現方式是區分的，各有不同。

同時我們也可以看到，墨家提出的“不相攻”“交相利”“兼相愛”這些主張都是普世的，面向的是廣泛的社會協作，是普遍的規則、普遍的市場倫理，或者說普遍的道德規范。這是打破熟人社會，迎接陌生人社會的全新倫理。

墨家兼容個體，也兼容小共同體，甚至可以擴展到公司、社團、宗教團體等由陌生人組成的共同體。

只有在法治社會，才能深刻理解“不相攻”；只有在市場經濟背景下，才能深刻理解“交相利”；只有在經濟全球化和陌生人社會的背景下，才能深刻理解“兼相愛”。墨家的社會思想主張，擁抱的是法治、市場和全球化，建立的是陌生人社會中促進普遍社會協作的陌生人倫理。

總之，墨學基于人性的需要，擁抱的是法治社會、市場經濟和陌生人社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