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科舉“專經試士”制度考實——從“分經”到“分省”的嬗變及其學術效應

一、問題的提出

洪武三年（1370）頒行的《科舉條格》規定：士子“各治一經”，鄉、會試首場“各試本經義一道”。這一看似簡單的技術條款，卻在明清五百年的運行中衍生出房考、解額、分卷、學校學額等一整套配套機制，最終把“治經”從學術行為轉化為國家治理工具。既往研究多聚焦八股格式或錄取名額，對“經”如何被制度塑造、又如何反向塑造學術，尚缺貫通性考察。本文以“專經”為切入點，利用會試錄、鄉試錄、房稿、學政文書等原始材料，試說明清兩代如何通過“分經”實現“分人”，以及由此產生的學術升降。

二、明初“五經并立”與治經多元（洪武—成化）

1. 科目設置：洪武三年例定《五經》并《四書》，古注疏與程朱傳義并存，場屋文本尚未統一。永樂《五經大全》《四書大全》成書后，經注被“國家化”，但終明之世，士子仍可“各專一經”，《春秋》《禮記》因卷帙較少，習者寥寥，被稱“孤經”。

2. 房考雛形：洪武四年會試始“分經考校”，同考僅4員，各經互參，尚未分房。景泰后考生激增，同考增至8—12員，《易》《詩》《書》三經因答卷多，率先出現“一經兩房”的格局。

3. 解額與學風：景泰四年定鄉試解額，南、北、中卷比例尚未成型，但“分經錄取”已見端倪。景泰五年會試，《春秋》僅錄7名，《禮記》6名，而《詩經》高達47名，士子趨避之勢儼然。

三、房考定型與“十八房”制度（弘治—崇禎）

1. 房數擴張：正德六年同考定為17員，萬歷十四年增至18員，形成“《詩》五房、《易》四房、《書》四房、《春秋》二房、《禮記》二房”的固定搭配，俗稱“十八房”。

2. 房稿市場：萬歷末葉，每科房稿即刻數十種，“選家”操天下文衡之柄。顧炎武慨嘆“十八房興而廿一史廢”，正是指房稿替代經典成為士子日課。

3. 座主—門生：分房閱卷使“房師”與“門生”一一對應，萬歷黨爭中宣、昆、齊、楚諸黨，多以同年、房師為紐帶。崇禎即位后雖敕禁“認師生”，而“私謁”愈禁愈繁。

四、清初“分省取中”與經學重構（順治—乾隆）

1. 由“分經”到“分省”：順治九年沿用明制，分南、北、中卷；康熙五十一年以“卷分而省異”為由，改為按省定額。經學隨之由“五經”轉向“五省”——大省江浙贛閩，小省滇黔桂，學術資源與政區版圖首次直接掛鉤。

2. 五經中式與“孤經”保護：康熙四十一年準“五經并中”，鼓勵士子兼通，但乾隆旋即限止，仍回“各治一經”舊軌。其背后是對“孤經”應試人數不足的憂慮——《春秋》《禮記》一旦無人習讀，則相應房考、教官、學額皆成虛設。

3. 乾隆五十二年“五經輪試”：鄉、會試用五科時間，依次輪用《詩》《書》《易》《春秋》《禮記》命題，第六科起“通用五經”，實際宣告“專經”瓦解，士子不得不兼通諸經。至此，明清“專經試士”在制度層面走向終結。

五、學術效應：從“道統”到“政統”

1. 理學國家化：永樂《大全》把程朱注疏升格為“國家文本”，明代士子雖可專經，而解釋路徑已被鎖死；清代“分省”進一步把“經義”地方化，各省學臣以“遵朱”為殿最，造成“一代有一代之經學”，卻非“經學”本身之進化。

2. 經學工具化：房考、解額、學額皆與仕進掛鉤，士子“治經”目的在“治人”，經學遂淪為“選舉技藝”。乾嘉漢學興起，恰以“補苴注疏”為號召，把科舉注疏傳統視為“功令之學”，與“專門漢學”劃江而治。

3. 知識分層：十八房制度使“房稿—程墨—社稿”構成三級知識市場，高層翰林把持“程墨”，中層舉貢操縱“房稿”，底層生員只能互刻“社稿”。經學知識因此出現“上層—中層—下層”的垂直分層，越接近權力核心，越遠離經典原典。

六、結語

明清科舉“專經試士”經歷了一個由“學術”而“政治”、由“分經”而“分省”的完整循環：

明初用“分經”打破地域，以五經并行制造多元；

明中葉以“十八房”固化多元，形成房師與門生的利益鏈；

清初借“分省”取代“分經”，把學術版圖納入行政版圖；

乾隆末“五經輪試”最終消解“專經”，卻使士子陷入更廣的“兼經”競爭。

五百年間，國家權力、地方利益與士子策略在“經”這一平臺上反復博弈，最終留下的不是“經學”的繁榮，而是一套精密的“以經治人”技術。當1905年科舉停廢，傳統“專經”訓練瞬間失去制度依托，近代學術分科乃得以乘虛而入——這既是經學的終結，也是另一種“專經”的開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