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皇帝需要太監制衡朝廷文官？太看不起皇帝集權了

為什么明朝會權閹輩出？對于這個問題，有個受眾頗多的觀點。朝廷文官集團實力過于強大和桀驁，難以有效壓制的皇帝們，為了自身以及大明計，不得不扶持太監以制衡外廷官員們。

在討論這個觀點前，先簡單梳理一下皇帝和“朝廷”以及文官們的關系。

皇帝集權制度有個天然的缺陷，皇帝個人精力、能力無法匹配龐大的皇權。或者說皇帝一個人無法掌控王朝，更無法讓其有序運作。所以皇帝需要構建兩個基礎，來幫助自己統御天下。

其一，明確的律法和規章。這可以讓臣民明白自己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以及什么事務應該怎么去做。其二，一個有清晰運作程序的組織。它的作用是維護、執行以及修正各律法、規章。

這兩個基礎的結合就會產生“朝廷”和為朝廷工作的官員。所以不論皇帝對于朝廷是何種態度，朝廷都是皇帝的必需品。也不是皇帝必須向官紳妥協讓步，而是皇帝需要他們來代行皇權。

除此之外，也可以看出朝廷保有存在價值的前提是依規有序，這也是明朝皇帝不用宦官去全面替代文官的基礎原因。除非想讓皇朝紊亂，不然宦官替代文官后，朝廷還是那個有著各種條條框框的朝廷。

然而皇權天性就想進一步集權，大權在握的皇帝自然也想為所欲為。當其行為不符合“條條框框”時，朝廷就會成為皇帝行使皇權的障礙。所以皇帝又總會覺得朝廷在束縛他的手腳，這才是明朝皇帝（無序）和朝廷（有序）矛盾的根源。

注：其實宋朝之后，集權的皇帝就遠勝地方大族和各類“集團”了。比如宋之前，有把皇帝當玩偶，隨意廢立弒殺的權臣；有騎在皇帝頭上，讓他叫爸爸的閹宦；更有視皇帝、皇族低自己一等的門閥世家 …… 從宋朝開始他們就迅速成為歷史了。

明朝的皇帝們，想到了一個“聰明”辦法，通過宦官繞開朝廷直接行使自己的皇權。真要說區別，只是各自對私欲的控制力度不同（控制弱的就會出權閹）。其中唯一的例外，反而更能證明皇帝不需要太監來制衡朝廷文官。

明世宗朱厚熜以外藩入京登基，他成為皇帝時不僅是個未成年光桿司令，還非常排斥、厭惡所謂的“皇權助力”宦官。

如果楊廷和以及文官集團真那么強悍的話，朱厚熜為何沒像漢獻帝那樣成為吉祥物？他“為人后者，卻不為人子”激怒楊廷和以及文官后，為何沒像漢質帝、唐中宗、晉惠帝那樣被弒，也沒像漢廢帝、漢少帝那般被廢？

究其原因，不是朱厚熜有多聰明、也不是文官進化到明朝變得愚蠢或仁慈，只是一些朋友不愿意承認一個基本事實。隨著集權制度的發展，至上的皇帝和皇權早已遠超其它勢力和團體，大明的文官、宦官等等都必須依附皇權罷了。

縱觀明朝的歷史也可以看出，不論文官、宦官權勢多么滔天，皇帝一句話就能讓他們下崗、身敗名裂或人頭落地。

比如于謙、汪直、劉瑾、楊廷和、夏言、嚴嵩、徐階、高拱、馮保、張居正 …… 即便到了大明行將就木的時候，崇禎也能用圣旨逼死手握兵權的封疆大吏孫傳庭。

既然明朝皇權如此強勢，那么皇帝在借助宦官進一步伸展皇權后，是否朝廷就不會再起讓皇帝心煩的“嘈雜之聲”？答案是不可能。

天啟五年，年輕的皇帝通過扶植魏忠賢等宦官，組建閹黨進而清洗東林控制了朝廷。隨后皇帝是想怎么干就怎么干，舉朝頌德而無一反對。但次年三月初四，天啟的一道任命，讓外朝閹黨就如同被東林蠱惑一般，紛紛出來“叫嚷”了。

這天皇帝首開“鎮守太監”制度，任命司禮監秉筆太監劉應坤為山海關鎮守太監，其下轄左右鎮守太監陶文和紀用，以及分守太監孫茂霖、武俊和王朝（這六名宦官均兼有御馬監職務）。

雖然任命的圣旨里有說，“凡軍中戰守一應事務，著聽文武將官持議而行，毋令掣肘”。但朝廷上下很清楚，皇帝是想通過內廷御馬監繞開兵部、戶部和內閣，直接干涉前線明軍事務。

寧遠道將一片死守之心，倘見皇上別遣內臣，將恐皇上之有疑于諸臣，而諸臣不敢任。又見別遣之人一有干與，且將盡諉卸于內臣，而諸臣不肯任，則誤于封疆者大，而亦非內臣之利矣。
《明熹宗實錄·卷六十九》

三月六日，內閣首輔顧秉謙率內閣（丁紹軾、黃立極、馮銓）聯名上奏稱，外朝對于任命鎮守太監一事，議論紛紛、人心惶懼。

同日兵部尚書王永光的上奏反對在山海設置鎮守太監，他的理由主要是兩條。其一，老生常談的祖制就沒這規矩。其二，鎮守太監會干犯前線官員將領管理軍隊和下達軍令，而軍隊最忌“令出多門”。

次日內閣（顧秉謙、丁紹軾、黃立極、馮銓四人聯名）就王永光的奏疏，復請天啟收回成命。理由除了王永光說的，祖制不許、導致前線“事權不一”，還有朝廷難以在賞罰上明確前線官員、將領和太監的分擔，進而導致管理和指揮更加混亂。

吏部尚書王紹徽也在十日和十四日兩次上奏，勸諫皇帝此舉無益于前線軍事謀劃，懇請收回成命 ……

注：寧錦大戰后熹宗專門下旨嘉獎劉應坤（加恩三等、蔭封弟侄一人為錦衣衛指揮同知），理由是“在寧遠有卻敵之效 … 于錦州有解圍之助”。無論其戰功是否真實，這足以說明鎮守太監們會干犯前線指揮。崇禎剛登基時，薊遼總督王之臣也投訴劉應坤阻擾其調防（將領）。

同年十一月，天啟在宣府、大同、山西三鎮設置鎮守太監時，這些閹黨核心骨干還是群起反對，而且他們反對的還不僅僅是設置鎮守太監。

天啟六年五月初八，借著前兩天發生的“王恭廠大爆炸”（明廷視為上天示警）。內閣首輔顧秉謙率眾閣臣奏請皇帝約束東廠，“請敕在京各衙門重大獄情，經奉明旨者俱開逘法司”。次日兵部尚書王永光上奏，提了四個問題，各個直指皇帝。

第一，廠衛濫權以及用刑過甚。第二，對平民搜刮太甚，“議搜括不如議節省”。第三，把票擬權歸還內閣。第四，內廷花銷太大且未用對地方。進而提了天啟特別反感的事，暫停“大工”（重建三大殿）。

至于急土木不如急軍儲，議搜括不如議節省。今無可搜括，凌雜入告，竊恐焚林竭澤之后，寧無魚驚鳥散之憂。請自皇極工程暫停工作，悉以海內之物力并于軍前（遼東）之輸挽，寢其屑瑟之誅求，益見圣心之敦大，俟疆宇廓清，再完堂構，未為晚也。
《明熹宗實錄·卷七十一》

因皇帝未正面回應，二十六日王永光又再次上奏重說了一遍，這次天啟有點怒了，朱批“大臣尤宜詳慎，疏內以危言激聒，明是要（挾）君，為首的姑不究”。

但這并未止住外朝的聲音，吏部尚書王紹徽在六月初一和十二，兩次上呈諫言，內容和王永光說的相差無幾 …… 搞得天啟頗為尷尬，只得重復規勸“大臣章奏，還宜詳慎”。

這些閹黨為啥見不得閹宦進一步擴權，為啥不愿意讓皇帝隨心所欲，真的是被“東林殘魂”們偷偷洗了腦么？

真實的原因就如前文所述，朝廷是皇權為了統御皇朝而設定的一個復雜組織，其運行需要明確的依據（律法）和清晰的步驟（規章），天生就反對不合規的事務或行為。所以不是閹黨、朝廷見不得皇帝隨心所欲，是皇權自己不讓自己隨心所欲。

皇帝們當然也可以打破這個規則，但付出的代價是王朝紊亂、失序并走向滅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