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老師，用10年尋找“消失”的學生

? 轉自“她刊”丨作者：小在

退休后，58歲的艾苓老師仍未停止工作。

2021年，她在操場上碰見十幾個正在用手語交流的聽障學生，想要看懂他們在說什么，于是開始學習手語；4年后，她為聽障學生寫書，已經完成20余萬字的初稿。

這是艾苓老師為學生寫的第三本書。

過去，她任教于黑龍江省綏化學院。學校位于中國高等教育的神經末梢，這里至少有三分之一的學生來自貧困家庭，他們和名不見經傳的學校一樣，身處邊緣。

作為一名寫作課老師，艾苓發現，社會鮮少關注過這些沒有成為貴子的寒門學生。為此，她找到了2000年以后畢業的共計21屆畢業生，追蹤了其中56個貧困家庭的學生從出生、上學到畢業、求職、結婚等人生重要節點的經歷。

她為那些出身寒門卻沒能成為貴子的二本學生而寫，為綏化學院的貧困生而寫。現在，她還在為聽力障礙的學生而寫。

在她看來，教師的意義不止在課堂，而是讓更多手中沒有話筒的人，能夠被聽見、被看見。

如果我們把目光投向艾苓老師本人，會發現她和她所寫的學生們，有著極其相似的成長背景——

受制于貧窮，淋著雨長大，凡事只能靠自己，注定要走更多彎路，并且很難功成名就。

一個沒有傘的孩子，最終成為一個為別人撐傘的人。

讓我們一起走進她的故事。

以下是她的講述。

沒傘的孩子

我曾經任教的綏化學院，位于中國高等教育的神經末梢。

無論是地理位置，還是學校排名，它都不是舞臺的中央。我的學生們身在邊緣，其中的貧困生、聽障生，更是邊緣中的邊緣，處于一種不被看見的狀態中。

我觀察到，“苦孩子”們的苦各有不同，但也具有一定的相似性——

相較于物質上的貧困，心理上的匱乏，會為他們帶去更長遠的傷害。他們往往敏感、自卑、沉默，沒人為其兜底，更容易感到茫然和無助。

他們都是“沒傘的孩子”，下雨的時候，必須要比別人跑得更快。

2016年，艾苓在“一席”演講

我曾經也是個沒傘的孩子。

我有三個哥哥，我出生時，爺爺奶奶很不高興，他們希望家里再多一個男孩，結果我娘接二連三地生了我和兩個妹妹。

我們家人口眾多，后來大哥娶妻生子，最多的時候，家里擠著12個人。我爹是說一不二的一家之主，我娘忍辱負重，照顧所有人的飲食起居。

小時候，我娘就是我的反面教材，我為什么努力？因為我不想像她那樣過一生。看著我娘，我在心里暗暗發誓，我一定要和她不一樣，一定要。

艾苓和母親姜淑梅

當時我的想法是，我必須好好學習，將來有份自己的工作，我要騎自行車上下班，我要將娘從這個家里拯救出去，要讓她天天吃饅頭。那是小時候的我，對于“幸福人生”的想象。

為了實現這個夢，我拼盡全力。

考高中時，我有兩個選擇：要么考“小中專”，要么考普通高中，它們的區別在于，前者能更快就業。

在那個年代，就業導向的小中專是許多人心儀的選擇，分數水漲船高，甚至超越了重點高中。最后，我沒有考上小中專，只能去讀普通高中。

我讀的高中，學生們經常在高考中“剃光頭”，這是句東北話，意思是“一個都考不上”。

學校地勢低洼，一到雨天，所有的水都跑到學校周邊，老師就會說，下午不上課了。當時學校里燒的煤，每天只夠燒半天，所以只上半天課，要是上全天課的話，現有的煤燒不到期末。

我們就這樣缺斤少兩地上課，默認一下雨就放假半天，入冬供暖以后，也只上半天的課。

即便如此，我還是抱著一種信念：我一定要考大學、要有自己的工作。下雨時，還有冬天停止供暖的下午，大家都走了，我雷打不動，留在教室學習。

后來我總提到“沒傘的孩子”，什么叫“沒傘”？就是你只能靠自己。

我比所有人都努力，最后，全班50多個人，只有我一人升學，考入綏化學院的前身，綏化師范專科學校。

艾苓讀書時的綏化學院校門

畢業以后，我和大學同學結了婚。

我的愛人也是一個典型的“沒傘的孩子”，多虧當時的高等教育是免費的，否則他就上不起大學了。

和他成家之后，我和他一起進入到貧困狀態，家里真的連把傘都沒有。下雨天時，我披著一件衣服，騎自行車在雨中狂奔。

23歲那年，我才擁有了自己的第一把雨傘。

當時，我和愛人一磚一瓦地從廢棄工地搬磚頭，親手蓋出屬于我們的小房子，外債也還清了，這時我決定，要去買一把傘。

我花了十塊錢，買了一把黑色的傘。有了傘之后，我感覺特別好。

有一次我下班了，回家比較早，丈夫沒回來，我還特意拿著傘去他工作的地方接他。雖然雨不大，但撐著同一把傘，這件事會讓我感到幸福。

我實現了兒時的夢，有一份工作，騎自行車上下班，能夠負擔得起一把雨傘。

但我的心，仍向往著別處。

第二次人生

我從小就喜歡看書，寫的作文被老師表揚后，我就在想，寫書是一種什么感覺呢？

我懷著不敢聲張的、對寫作的熱忱，小學五年級時，偷偷在廢舊的書上寫故事，就當是在寫書了。

大學期間，我和一位愛好文學的學長一起，創立了“野魂”文學社。

文學社成員的筆名都帶個“野”字，我給自己想的名字是“野馬”。當時我覺得，馬的世界很廣闊，但我這匹“野馬”一直只在附近兜兜轉轉。

大學時期的艾苓

大學畢業后，我做過中學教師，還在安達市委辦公室做過九年公務員。

機關的工作，在外人看來，光鮮亮麗、未來可期。但一份工作適不適合自己，只有我知道。

做一份不適合自己的工作，是很困難的。我像穿著一雙細高跟鞋，大家都覺得好看，但我自己非常不舒服，想要把它擺脫掉。

31歲那年，我出版了第一本書《領著自己回家》。這時，我動了“回家”的心思，想要回到母校綏化學院當老師。

我又覺得應該再見見世面、練練筆桿子，于是又到綏化日報社做了幾年記者。

在報社，我工作得越好，就越被提拔，留給自己的時間就越少，距離寫作的夢想就越遠。我意識到，得及時止損，不能再往前跑了。

2005年，38歲的我，作為特殊人才，回到母校綏化學院，當一位寫作老師。

當時的我，一切歸零，職稱全無，領著一份助教的工資。有個比我小一歲、但職稱比我高的同事，她替我感到可惜，折騰了這么久，最后只得到微薄的工資。

但我并不覺得可惜。如果還有一次人生，如果同樣面臨這樣的選擇，我還會選擇我現在的生活。

我很喜歡寫作老師這份工作。有個同事告訴我，每次起身去上課，我都情不自禁地笑。

師生關系很單純，是零功利的，我原本是什么樣子，在學生面前就是什么樣子。

上課時，我會特別注意每個學生的表情。如果有一個人打哈欠，不論他是困了還是其他原因，我都需要做出調整，要注意照顧學生們的感受。

學生拍攝，課堂上的艾苓

我還會在課堂上讓學生們做一個游戲：在教室的任何一個角落蹲下來。

學生們熱熱鬧鬧地找到屬于自己的角落，我問他們，從當前的視角出發，能重新發現什么？有的學生說，他看到了墻，一直沒注意到墻角是這樣的。有的學生發現，地上還有昆蟲的尸體。他們有各種驚奇的發現，并一一分享自己的感受。

為什么設計這個環節？因為我讀過的一本寫作教材中說，一個人想進入寫作狀態，需要讓自己回到5歲。

所以這個游戲的最后環節，我會告訴他們，剛才他們蹲下時的高度，差不多就是自己5歲時的高度。我們一起短暫地回到了童年，以童年的眼光觀察這個世界。

寫作課上還有分享自己作品的環節。我非常希望每一個人都被看到、每一個人都有機會展示自己，然后，他會喜歡上這門課，會更愿意去表達自己。

我的目標不是讓每一個學生都成為作家，我是想讓他們感受寫作的樂趣，發現生活的美好，讓自己的寫作在原本的基礎上提高那么一點點，哪怕只有一點點，我的目的就達到了。

一位老師，為學生寫書

作為一名寫作老師，我開始學習手語，完全是出于偶然。

我一直有跑步的習慣，2021年春天的一個下午，我在綏化學院的運動場跑步，看見十幾個男孩在足球場邊，正在用手語交流。

他們的表情很豐富，神采飛揚、手勢飛快。我特別好奇，但是我看不懂。

我突然反應過來，我們學校從2013年開始招收聽障學生，也就是說，這些孩子已經在這所學校存在8年了，他們就生活在我的身邊，我怎么才發現呢？

我很想知道，是什么話題讓他們聊得如此開心。就在那一瞬間，我決定要去學手語，因為我想看懂他們的語言，想和他們聊聊天。

電影《看我今天怎么說》

一年后，我55歲，正式退休。一位聽障學生，同時也是我上一本書的讀者，主動找到我。我成了他的學生，跟著他學手語，每周見一次面。

那個學生完全不會口語，我們通過手機打字來聊天。我覺得自己好像在剝奪他的時間，于是向他提出，他教我手語，我也可以教他口語。

他隨即表示，“老師，這不可能，我已經二十幾歲，來不及了”。我很熱情地告訴他，我媽媽60歲才開始學認字，后來還出了書，有什么來不及的呢？看我這么說，他很振奮。

上大學以后，他才有了第一個助聽器，平時都放在寢室，從不使用。我問他為什么不用，他打字告訴我，戴上助聽器以后，他能聽見聲音，但聽不懂人話。

我的心里咯噔一下，想著一定要幫助他聽懂，于是逐字地教他，“這里是綏化，綏化，你要坐火車的地方是哈爾濱，哈爾濱”，這樣他在車站的時候，聽見城市的名字，就能知道是什么意思。

練習的成效甚微，這回我教會了他，到下次就全忘了，很打擊人的信心。最后，我們失敗了。

那時我并不了解，聽障人士的語言訓練是一門科學，僅憑熱情是持續不了多久的，我的做法有些想當然，很善良，也很愚蠢。

在學手語的過程中，我意識到，聽障學生是一個缺少發聲機會和能力的群體。對我們多數人來說，他們所處的位置，是一個我們全然不了解的，充滿了想象和誤會的世界。

通過學習手語，我一點一點地靠近那個世界。

對一門語言從最初的一無所知，到發現很多人不了解這門語言、更不了解使用這門語言的群體的時候，我覺得只有我適合去寫這件事，因為我看見了。

2023年，學習手語兩年后，我開始追蹤采訪綏化學院的聽障畢業生；2024年，我四次外出采訪全國范圍內的高校聽障畢業生，其中一次連續采訪了45天。現在，我完成了20多萬字的初稿。

聽障學生集體送給艾苓的蛋糕

這是我寫的第三本關于學生的書。一般來說，大學老師和學生的交往沒那么緊密。不過，通過寫作課堂和學生提交上來的作品，我能夠比其他老師更走進他們的內心。

2005年回到母校教書以后，我見證了學生們的成長，于是在2016年就以非虛構的形式記錄下他們的故事，出版了《咱們學生》。

即將出版的時候，我愛人補充：“寫綏化學院的學生，一定要將貧困生群體納入進來，否則是不完整的。”

他的話提醒了我。我們都是從貧困群體走出來的學生，深知這個群體的不易。而且，從教17年以來，我教過的3000多個學生中，貧困生占了至少三分之一的比重。

我開始做關于貧困生的微型調查。

2017年的暑假，我選擇了黑龍江省西部、中部、東部等多條省內路線，采訪了幾十位當年的貧困生，沒有使用錄音筆或者其他設備，和他們坐下來聊天，用最原始的方式提問、記錄、梳理、校正。

艾苓畫的學生成長路線圖

這是一個太脆弱的群體，很少有人主動跟他人聊自己的傷痛，更遑論在公開場所發聲。

這些孩子都是被貧困耽誤的人，我決定為他們記錄，表達，立傳。

成功之外

曾經，我以為上一代人吃不飽穿不暖的日子，才是真正的艱辛。

和學生們相處的這些年，我逐漸意識到，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難題，無需比較誰輕誰重。

來綏化學院上學的孩子，心情會比較復雜——學校位置偏遠，沒有名氣，常被誤讀成“妥化學院”“緩化學院”，在就業市場上絲毫不占優勢。

我畢業時，還趕上包分配的年代；而今天，名校精英批量涌現，機會愈發稀缺。許多學生懷揣著夢想，卻常常手無寸鐵，在現實面前難免失去信心。更何況，我的學生中還有許多貧困生，他們在社會上處于更弱勢的位置。

電視劇《謝謝你溫暖我》

學生們的艱難，是我難以想象的。

有一次在家批改作業，一個男孩寫了他家庭破碎后的絕望，我哭得稀里嘩啦。

還有一個學生，看上去非常陽光燦爛，沒人覺得她有什么異樣，直到她畢業以后，我做后續的追蹤采訪時，才知道她的內心有那么多的掙扎和創傷。我要是能早些知道，一定會對她更好一些。

這也是我為學生們立傳的原因。在籌劃《我教過的苦孩子》一書時，剛采訪到第二個學生，我就決定要以第一人稱口述的形式，來呈現他們的故事。

他們內心的波瀾，他們經歷過的那種摸爬滾打的日子，如果我從老師的視角去轉述，我作為老師的表達、抒情和議論，都會干擾他們的講述，會損失掉很多東西。

我想讓他們的心聲直接面對讀者，我希望他們的聲音能被聽見。

艾苓為學生寫的兩本書

書出版了以后，有學生告訴我，原先他只知道自己的不容易，沒想到身邊有那么多和他一樣的人。

還有一件讓我很感動的事。學生處的同事聯系到我，說他們準備訂購我的書，請我簽名，到時候送給學校里的輔導員們，讓他們更了解學生的心路歷程，今后再和貧困學生打交道時，能有個借鑒。

當然，我重新認識到的，不只是學生們的困境。很多時候，他們強大得令我驚訝。

我有個學生，她出生后沒多久就被送到爺爺奶奶家，她的弟弟則是跟著父母生活。后來，媽媽去世，弟弟和她一起由爺爺奶奶來帶。

有一年春節，爸爸回來了，祖孫三代一起吃飯，吃完飯后，爸爸領著弟弟走了，她緊隨其后，跟著他們一起回爸爸家。然而，爸爸帶著弟弟進門后，直接關上了門，將她拒之門外。

我特別心疼這個小姑娘，但她成長得很茁壯，畢業以后，過上了很幸福的生活。

如果我是她，我能做得更好嗎？好像不太可能。

畢業季，艾苓在運動場拍的學生照片

我很為我的學生們感到自豪。他們也許不是世俗意義上的“成功者”，但這并不妨礙他們把日子過得有滋有味——

一個漢語言文學專業的孩子，自小成績優異，為了省學費，她放棄了去省重點高中學習的機會，后來，高考和考研雙雙失利。

畢業三年后，她實現獨居，下班回家的路上，她會留意到空氣中的桂花香。她說，“我喜歡像螞蟻一樣工作，像蝴蝶一樣生活。”

有兩個北漂的孩子，他們并沒有像所謂的“城市牛馬”一樣苦不堪言，在過生日那天的深夜，敲開蛋糕店的門，給自己買一塊小蛋糕，為自己祝福。

一對出身貧寒的情侶，在農場買了頂樓的小房子，裝修完畢的那天，女孩高興得一塌糊涂，“我在地板上打滾，陽光照在地板上，好像跟著我一起打滾，那種感覺太幸福了。”

很多學生畢業后就“消失”了，他們覺得自己“混得不夠好”，無顏面對我。但在我眼里，沒有功成名就，并不能動搖他們身而為人的價值和尊嚴。

在能力范圍內過好自己的生活，又怎么不算成功呢？

把別人的標準當成自己的標準，被他人的判斷左右，這是很可怕的。

作為老師，我能做的，就是陪伴學生們走過那些年輕時覺得天大的難關。

走過以后，他們會發現，那些坎其實沒想象中那么可怕，平凡的人生，當然也值得一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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