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旗制度是如何形成的？努爾哈赤將打獵的組織改造為了戰爭機器

一，八旗制度形成的過程

在明朝初期，女真社會比較落后，處于氏族社會階段。女真族之中有叫做“塔坦”的臨時性組織，是八旗制度的源頭。

女真人初期以射獵、采集為業，狩獵的對象包括各種野生動物，野生動物的肉是女真人必須的食物來源，各種動物的毛皮則成為女真人避寒的衣物原料。女真人還將大量的毛皮運往遼東馬市販賣，可以獲得可觀的收入。因此，狩獵是女真人最重要的經濟活動之一。到了狩獵的季節，女真人三五為群，進入到了深山老林之中，一去就是兩三個月。在這幾個月內，女真人會在森林中用樹木搭建一個簡陋的臨時住所——塔坦，可以翻譯為“隊”、“帳”或者“營”。

木蘭圖卷·合圍

如果一起狩獵的人多了，那就出現了只會各帳一行動的組織——牛錄。牛錄的原意為“大箭”。女真人在圍獵的時候，會將隊伍分為若干組，每個組十人到二十三人之間，每組選一名首領，以箭作為象征，稱為“額真”。圍獵過程中，女真人以組為單位向兩翼推進，紀律嚴明、令行禁止，最終實現對獵物的合圍。圍獵之后，牛錄組織將對獵物進行分配。

以箭為單位，這讓我想起了突厥中有“十箭”，《新唐書·突厥傳下》記載：“可汗分其國為十部，部以一人統之，人授一箭，號十設……其下稱一箭曰一部落，號十姓部落。”因此本文就就直接將牛錄翻譯為“箭”或者“箭隊”，“牛錄額真”的常規漢名為“佐領”。

箭隊最初僅僅是臨時性的組織。隨著女真各部之間的戰爭日益頻繁，出于自我防御和掠奪的需求，箭隊逐漸成為了較為常態化的組織。在生產時，箭隊是圍獵機構；在戰爭時，箭隊就是武裝組織。同時，艦隊還需要分配戰利品，因此也是分配組織。戰爭和狩獵是相通的，戰爭也是高級的狩獵形式，因此將箭隊轉為戰爭機器也是順理成章的。

朝鮮畫家所繪女真首領行獵圖

之前的文章中提到過，女真人的哈拉血緣氏族組織解體后，穆昆就取代了哈拉的組織功能，形成了部落—穆昆（氏族）—村的組織形態。而努爾哈赤起兵之時，沒有氏族之民，只能將投歸自己的人以箭隊的形式組織起來，如此箭就成為了常規的組織機構。最初的每個箭隊的人數少則十人，多則二三十人。努爾哈赤時期，箭隊的人數不斷擴張，最終定額在三百人。到1596年，努爾哈赤已經統一了建州八部，有箭隊40個。

箭組數量越多，管理難度越大。為此，努爾哈赤后來又在箭隊之上設固山，以不同顏色的旗幟作為標記，所以也稱為“旗”。統一建州后，努爾哈赤的旗已經有了兩個，在戰爭中可以分頭前進，對敵人進行迂回包抄。1601年，努爾哈赤已經設四旗，以黃、白、紅、藍為標志。1615年，努爾哈赤將旗擴為八個，并進行了全面的整頓建設，形成了完備的八旗制度。

正黃旗圍場撒圍分布圖

按照規定，每300人為一箭，每箭設一名佐領。每位左領之下設四箭“章京”（將軍），和四"撥什庫"（領催）以負責旗民基層事務。五箭隊為一甲喇，設首領甲喇額真（參領）。甲喇，在滿語中是有關節、骨節、隊伍的含義，可翻譯為“師”。五師為一旗，首領為固山貝勒，可以翻譯為“旗主”。這樣算下來，每旗有25組，兵力可達7500人。八旗制度形成時，其總兵力可以達6萬人。

八旗制度的形成，改變了過去各部氏族長、城主自理一方的情況。按照規定，旗的長官旗主由本旗貴族世代擔任。努爾哈赤又另派固山額真（旗長）作為旗主的副手，以分旗主之權，后金的五大開國功臣都在立國之初均擔任了旗長，如此則加強了君主之權。在八旗之中，努爾哈赤自領正黃旗和鑲黃旗，占據了八旗兵力的四分之一強。1611年，努爾哈赤殺舒爾哈齊，奪其領有的藍正藍旗分給自己的第三子莽爾古泰管轄。通過這次調整，努爾哈赤及其四個兒子一共掌控了八旗中的七旗。

1601年四旗

四旗

旗主

黃旗

努爾哈赤

白旗

褚英（努爾哈赤長子）

紅旗

代善（努爾哈赤次子）

藍旗

舒爾哈齊（努爾哈赤之弟）

1615年八旗

正黃旗

努爾哈赤

鑲黃旗

正白旗

皇太極（努爾哈赤四子）

鑲白旗

杜度（褚英長子）

正紅旗

代善

鑲紅旗

岳讬（代善長子）

正藍旗

莽爾古泰（努爾哈赤三子）

鑲藍旗

阿敏（舒爾哈齊次子）

二、旗箭組織的社會管理職能

旗箭組織的形成，意味著過去哈拉（姓）、穆昆（氏）基本走向了解體，女真從過去的部落組織發展到了嚴密的國家組織，因此八旗制度的建立也是滿洲國家機構形成的重要標志。而以前哈拉、穆昆所承擔的社會功能，如今也旗箭組織所取代。旗箭組織不僅是軍事組織，還是行政組織。現就固山牛錄的社會功能進行簡單地介紹。

（一）戶籍職能

從本質上來說，旗箭組織就是一種戶籍制度。氏族社會是一種按照血緣為紐帶結成的共同體，氏族家庭、成員之間的關系往往是約定俗成的，甚至是自發的。隨著國家的出現、管理地域的擴大，就需要一種嚴密的組織來規范各階層的義務和權利，以保障國家組織的正常運轉，而戶籍組織是其非常關鍵的一環。

歷史上，完顏阿骨打就曾以三百戶為一謀克，十謀克為一猛安，建立了“猛安謀克制”。猛安謀克制和八旗制度本質上是一樣的，可以說猛安謀克制就是八旗制度的前身。成吉思汗統一草原過程中，以千戶、百戶、十戶的形式將蒙古人組織起來，形成了“千戶制度”，千戶制度和八旗制度也有異曲同工之妙。

在旗箭組織中，以300人為一箭，25箭為一旗，這就實現了編戶齊民。旗箭組織中統計的人口為成年、具有戰斗能力的男性公民，奴隸、佃客、婦女等屬于依附民或者屬民，不在統計范疇之內，但卻也在旗箭組織的管轄范圍之中。戶籍制度的建立，實現對國民的嚴密化管理，增強了軍民的組織建設，紀律建設，使得國民在生產、戰爭、管理上能夠發揮出巨大的潛力。

（二）行政職能

國家建立之前，女真各部的管理組織基本是哈拉、穆昆，哈拉氏族有公民會議，成年男子共同決定部落中的事務。哈拉組織解體后，就是穆昆承擔部落的管理職能。穆昆長的權力比哈拉長較大，但總體上還保留原始民主的特色，管理松散。

箭隊組織形成后，管理變得嚴密，各階層的權利、義務也分配得詳細。從射獵組織轉為國家機構的牛錄組織不僅保留其軍事、生產職能，還取代了哈拉、穆昆的社會管理職能。凡地方基層的賦稅征收、生產安排、婚喪嫁娶、部民糾紛、撫恤孤寡、賑濟貧困、教育宗教等事務都由箭隊組織管理。

（三）生產職能

最早的國家，生產組織和管理組織是一體的。所以早期的地方管理者不僅要管轄常規的行政事務，還必須要組織生產，甚至生產職能的重要性還超過了普通行政管理。在夏商周，村長、社長等需在田間地頭組織民眾生產。底層的貴族、平民、奴隸都需要親自參與生產活動。

箭隊原本就是生產組織，不過以前是臨時的，而且主要涉及的是狩獵、采集方面。隨著農業的不斷發展，部落組織的擴大，箭隊組織演變為了常規組織，并且涉及了各種生產活動，包括耕地播種、牧馬放羊、漁獵采集等，《清實錄》記載部民“出則為兵，入則為民；耕戰二事，未嘗偏廢”。

牛錄下的部民既要從事生產，又要參戰，其社會負擔也比較重。但參戰是可以獲得戰利品的，戰利品主要是獲得俘虜，這些俘虜淪為了奴仆（包衣），他們成為了生產活動的具體參與者。為了保障生產和戰爭兩不誤，努爾哈赤曾實行“三丁抽一”，也就是每三旗民中抽取一人去打仗，剩下的在家耕地。

隨著戰爭規模擴大，奴仆越來越多，旗民就基本沒有親自參與生產的必要了，于是牛錄組中出現了軍事和生產的分工：具體的生產活動由奴仆、佃農等執行，而軍事征伐則由旗民負責，久而久之，旗民演變為了職業軍隊。不過，旗民也需要管理生產，其本質還是“兵農一體”。

三，旗箭組織的軍事職能

在旗箭組織下，旗民是國家的貴族，也是主要的兵源。旗民擁有了最高的社會地位，最多的社會資產，自然也要承擔兵役這種繁重的社會負擔。幾乎在所有的早期國家都是貴族當兵、平民生產，如西周實行國野制度，野人生產，國人“執干戈以衛社稷”，八旗制度何嘗不是如此。

遇到了戰爭，旗民需要自備武器、馬匹、干糧。按照規定，如果旗民準備的器械完好、馬肥膘壯，其長官就會收到獎勵，反之則受到責罰。旗民是天然的軍隊，而且國家不會發放兵餉。但旗民對于從事戰爭之事毫無怨言，每個旗民的利益和國家利益是完全綁架在一起的。戰爭獲勝后，旗箭組織會分配戰利品，包括土地、俘虜和財物。這些戰利品層層分配，最終分到了參戰的每家每戶。所以，旗民的參戰熱情很高，戰斗力也很強。

在清朝入關后，旗民擁有的土地、奴仆數量急劇增加，已經完全可以讓旗民子弟世代生活安富尊榮了，所以旗民也逐漸喪失了戰斗的積極性，戰斗力急劇下滑，這是后話。

努爾哈赤對旗軍的建設非常重視。

八旗的軍隊有騎兵、有步兵，但以騎射為本。游牧、漁獵民族都十分擅長騎兵作戰。騎兵的優勢在于機動性、靈活性。當中原王朝的大軍北伐時，騎兵可以利用其機動性避其鋒芒，誘敵深入，進行騷擾卻不進行決戰，最終將北伐大軍拖垮。八旗軍隊再作戰時，往往用騎兵進行包抄，進攻對付薄弱的側翼或者補給隊伍。

朝鮮俘虜李民寏在《建州聞見錄》中記錄了后金的經濟、軍事和社會，此書對女真騎兵和養馬之法有較為詳細的記載，將之和朝鮮進行了對比。女真人養馬是放養，讓馬匹馳騁于山野之間，不避風雪寒熱，朝鮮養馬是圈養，天氣冷就以被子來保暖，下雨了則牽馬避雨。所以女真的馬匹耐力強、饑渴不困，而朝鮮的馬匹不堪馳騁，不適合長途作戰。而明朝養馬之法和朝鮮又有何區別呢？

努爾哈赤非常重視對八旗軍隊的訓練。他在佛阿拉城附近建設了練兵場，每天嚴格操練軍隊。士兵練習的主要兵器有槍、刀、技能主要是騎射。除此，還需進行“水練”和“火練”，水練是練習越過山澗河流，火練是練習火攻技巧。通過長期不斷地練習，后金軍達到了“其俗勇悍，喜戰斗，耐饑渴，善騎射。上下崖壁如飛，濟江渡河不用舟楫，浮馬而渡”的效果。

努爾哈赤不僅重視軍事訓練，還重視紀律建設。1589年，努爾哈赤第二次攻兆加城，結果出現了士兵哄搶戰利品的問題。努爾哈赤派遣鼐護和巴爾太兩位將領前往去整頓軍紀，但兩位將領也加入搶奪行列。這件事讓努爾哈赤意識到加強軍隊紀律性建設的重要性。

此后，努爾哈赤嚴明軍紀，規定“從令者饋酒，違令者斬頭。”1615年，八旗制度正式確立，努爾哈赤用新發明的滿文正式頒布了軍法，使得軍紀制度化了。嚴明軍紀并非是指軍隊不再劫掠了，而是加強了軍隊的服從性，讓士兵在戰斗中不會爭搶戰利品。爭奪戰利品就容易延誤戰機，并產生了嚴重的內部矛盾，這種軍隊的戰斗力是不可持續的，缺乏凝聚力，堪稱烏合之眾。按照規定，八旗軍隊攻城略地后，其戰利品必在戰后分為八份，最終通過旗箭組織層層分利，惠及每一戶旗民。

《努爾哈赤全傳》是清史學家閻崇年創作的長篇歷史傳記，歷經三十年修訂完善而成通俗版本。全書記述其以十三副遺甲起兵、統一女真諸部、創建八旗制度、制定滿文及建立后金政權的歷程，涵蓋古勒山之戰、薩爾滸之戰等關鍵戰役。通過“天合、地合、人合、己合”的“四合”脈絡，解析其在明朝、蒙古與葉赫部多重勢力中的政治策略，并揭示其與李成梁關系及十二樁歷史疑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