費孝通 | 同飲一江水：吳文藻與“社會學中國化”的初心

吳文藻先生（1901-1985）是中國社會學、人類學和民族學的重要奠基人和“社會學中國化”的首倡者。他在燕京大學執教期間，為中國的社會學、民族學和人類學 “開風氣、育人才”，引入了諸多重要的學術思想、培養了大批優秀的人才、提出了“社會學中國化”的主張，為中國社會科學早期“燕京學派”的形成和發展都起到了卓越的奠基作用。在1970年代末期和1980年代，吳文藻先生還通過多種方式，為中國社會學的重建做出了重要的貢獻。 本文系社會學家費孝通先生在北大社會學研究所成立10周年暨吳文藻逝世10周年紀念會上的發言。今年正值吳文藻先生誕辰125周年與逝世40周年。

開風氣，育人才

紀念吳文藻先生

文 / 費孝通

今天我借這個紀念北大社會學研究所成立10周年的機會，同時紀念吳文藻老師逝世10周年。這兩件值得紀念的事并不是巧合，而正是一條江水流程上的會合點。這條江水就是中國社會學人類學民族學的流程，北大社會學研究所的成立和后來改名為北大社會學人類學研究所，還有吳文藻老師一生的學術事業都是這一條江水的構成部分，值得我們同飲這江水的人在此駐足溯源，回憶反思。因之，我挑選這時刻說一些感想，和同人們一起鼓勁自勵。

水有源，樹有根，學術風氣也有帶頭人。北大社會學人類學研究所懷有在中國人文科學的領域里開創一種風氣的宗旨，在過去10年里，所里已經有不少年輕學者為實現這個風氣而做出了一定的成績。把這個風氣帶進中國來的，而且為此努力一生的，我所知道，吳文藻老師是其中一個重要的帶頭人。現在回過頭來看這個研究所力行的那些學術方針中，有不少就是吳老師留下的教導。因之在吳老師逝世的10周年回顧一下他始終堅持的學術主張，對這個研究所今后的繼續發展，應當是有用的，對同人們今后在學術領域里繼續開拓和創造也是有益的。

吳文藻先生

吳文藻老師的生平和主要論述，在1990年民族出版社出版的《吳文藻人類學社會學研究文集》里已經有了敘述和重刊，我不在這里重復了。我只想從我個人的體會中撿出一點要點，略作詮釋。

首先我想說的是吳文藻老師的為人，他在為中國社會學引進的新風氣上，身教勝于言傳。他所孜孜以求的不是在使他自己成為一代名重一時的學人在文壇上獨占鰲頭。不，這不是吳老師的為人。他著眼的是學科的本身，他看到了他所從事的社會學這門學科的處境、地位和應起的作用。他在65年前提出來的“社會學中國化”是當時改革社會學這門學科的主張。我在和他的接觸中有一種感覺：他清醒地覺察到中國原有的社會學需要一個徹底的改革，要開創一種新的風氣，但是要實行學術風氣的改革和開創，決不是一個人所能做到的，甚至不是一代人所能做到的。所以，他除了明確提出一些方向性的主張外，主要是在培養能起改革作用和能樹立新風氣的人才。一代不成繼以二代、三代。學術是要通過學人來傳襲和開拓的，學人是要從加強基礎學力和學術實踐中成長的。人才，人才，還是人才。人才是文化傳襲和發展的載體。不從人才培養上下功夫，學術以及廣而大之的文化成了無源之水，無根之本，哪里還談得上發展和弘揚！從這個角度去體會吳老師不急之于個人的成名成家，而開帳講學，挑選學生，分送出國深造。繼之建立學術研究基地，出版學術刊物，這一切都是深思遠謀的切實工夫，其用心是深奧的。

吳文藻：《論社會學中國化》

商務印書館，2010年12月

只有了解了65年前中國各大學社會學系的實情，才容易理解吳老師當時初次踏上講臺授課時的心情。正如前述文集的附錄里“傳略”所引用吳老師自己的話說，當時中國各大學里社會學是“始而由外人用外國文字介紹，例證多用外文材料，繼而由國人用外國文字講述，有多講外國材料者”。接著他深有感慨地總結了一句，“仍不脫為一種變相的舶來物”。

我是1930年從蘇州東吳大學醫學預科轉學到燕京大學來學社會學，有緣見到吳老師初次上臺講“西洋社會思想史”的一個學生。我從中學時就在教會學校里受早期教育，是個用舶來物滋養大的學生。吳老師給我上的第一堂課上留下了我至今難忘的印象。這個印象說出來，現在中國的大學生一定很難理解。我當時覺得真是件怪事，這位從哥倫比亞大學得了博士回來，又是從小我就很崇拜的冰心女士的丈夫，在課堂上怎么會用中國的普通話來講西洋社會思想？我當時認為是怪事的這個印象，在現在的大學生看來當時我會有這種印象才真是件怪事。這件事正好說明了這65年里我們的國家已發生了一個了不起的變化。這個變化不知耗盡了多少人的生命和心血，但只有在這個變化的大背景里才能領會65年前老師和學生的心態和他們在這65年中經歷的苦樂。

吳文藻和冰心

現在來訕笑當時的“怪事”是很容易的，但如果置身于60年前的歷史條件里，要想把當時的學術怪胎改造成一門名副其實能為中國人民服務的社會學，卻并非一項輕而易舉的工作，吳老師當時能做到的只是用本國的普通話來講西洋社會思想史。這一步也不容易，因為西洋社會思想所包含的一系列概念，并不是中國歷史上本來就存在的。要用中國語言表達西方的概念，比起用中國衣料制造西式服裝還要困難百倍。

65年前在燕京大學講臺上有人用中國語言講西方社會思想是一個值得紀念的大事，在中國的大學里吹響了中國學術改革的號角。這個人在當時的心情上必然已經立下了要建立一個“植根于中國土壤之中”的社會學，使中國的社會和人文科學“徹底中國化”的決心了。

從65年前提出“社會學中國化”的主張，現在看來必然會覺得是件很自然的事，不過是糾正在中國大學里竟要用外語來講授社會和人文科學的課程的怪事。經過了一個甲子，除了教授外文的課程之外，在中國學校里用本土語言來授課已成了常態，但是，社會和文化科學的教材以本國的材料為主的似乎還說不上是正宗。吳老師所提出的“社會學中國化”，在目前是不是已經過時，還是個應該進一步認真研究的問題。北大社會學人類學研究所堅持以結合中國社會文化實際進行科學研究為宗旨，實質上是繼承和發揚吳老師早年提出的“社會學中國化”的主張。

這個社會和人文科學中國化問題牽涉到科學知識在文化中的地位和作用的根本問題。其實在大約60年前在燕京大學的社會學系學生所辦的《社會研究》周刊，就曾經展開過一番“為學術而學術”和“學術為實用”之爭。盡管“為學術而學術”就是為了豐富人類知識而追求知識，固然也是一種不求名利的做人態度，有它高潔的一面。但是我在這場辯論中始終站在“學術為實用”這一面，因為我覺得“學以致用”是我們中國的傳統，是值得繼承和發揚的。

吳老師當時沒有表態，但后來把英國社會人類學的功能學派介紹進來，為學以致用提出了更有力的理論基礎。在功能學派看來，文化本身就是人類為了滿足他們個人和集體的需要而創造出來的人文世界。滿足人類的需要就是對人類的生活是有用的意思。人文世界就建立在人類通過積累和不斷更新的知識之上。知識是人文世界的基礎和骨干。學以致用不就是說出了知識對人是有用的道理了么？用現在已通行的話說，學術的用處就在為人民服務。

吳老師所主張的“社會學中國化”原來是很樸實的針對當時在大學里所講的社會學不聯系中國社會的實際而提出來的。要使社會學這門學科能為中國人民服務，即對中國國計民生有用處，常識告訴我們，這門學科里所包括的知識必須有中國的內容。提出“社會學中國化”，正反映了當時中國大學里所講的社會學走上了錯誤的路子，成了“半殖民地上的怪胎”。

把中國社會的事實充實到社會學的內容里去實現“社會學中國化”所必要做的初步工作。我記得30年代的初期在當時的社會學界在這方面已逐步成為普通的要求，出現了兩種不同的傾向，一種是用中國已有書本資料，特別是歷史資料填入西方社會和人文科學的理論；另一種是用當時通行于英、美社會學的所謂“社會調查”方法，編寫描述中國社會的論著。在當時的教會大學里偏重的是第二種傾向。開始引進這方法的還是在教會大學里教書的外籍教師，其中大多不懂中國話，雇傭了一批中國助手按照西方通用的問卷，到中國人的社會里去，按項提問，按表填寫，然后以此為依據，加上統計，匯編成書。這在當時的社會學里還是先進的方法。南京金陵大學的J.L.Buck（布克）教授是其中之一，他用此法開創了中國農村經濟的調查，不能不說是有貢獻的。

這個方法不久就為中國的社會學者所接受和運用并加以改進，適應中國的情況。最著名的是當時在平民教育會工作后來轉入清華大學的李景漢教授。他在河北定縣和北京郊區一個農村的調查首開其端，接著燕京大學的楊開道教授也開始了北京附近清河鎮的社會調查。這些實地調查在中國社會學的進程中有它們重要的地位。至于抗戰時期在社會調查工作方面，清華大學國情普查所曾經結合經濟學在滇池周圍各縣進行過人口調查，由陳達教授給予了指導，方法上也得到了進一步的提高，也形成了一種傳統，為中國人口學奠定了基礎，則是后話。

李景漢先生（左二）主持的定縣調查團隊工作照

吳文藻老師當時對上述的兩種研究方法都表示懷疑。利用已有的書本上的中國史料來填寫西方的理論和基本上借用西方的調查問卷來填入訪問資料，都不能充分反映中國社會的實際。1933年燕京大學社會學系請到了美國芝加哥大學社會學系的Robert Park（派克）教授來校講學，給燕京大學的師生們介紹了研究者深入到群眾生活中去觀察和體驗的實地調查方法。吳老師很敏捷地發現了這正是改進當時“社會調查”使其科學化的方法。他從派克教授得知這種方法是從社會人類學中吸收來的，而且在美國芝加哥大學已用當時所謂“田野作業”的方法開創了美國社會學的芝加哥學派。吳老師抓住這個機遇，提出了有別于“社會調查”和“社會學調查”的方法論，并且決定跟著追蹤進入社會人類學這個學科去謀取“社會學中國化”的進一步發展。

美國芝加哥大學社會學系的Robert Park教授

現在我又回想起1933年燕京大學社會學系里在我們這批青年學生中掀起的“派克熱”。派克帶著我們這些學生到北平去，去現場參觀貧民窟、天橋、監獄甚至八大胡同，從而領會了派克所說要從實際上存在的各種各樣的社會生活中去體驗社會的實際。這正是吳老師提出“社會學中國化”時要求我們用理論去結合的實際。這個實際就是人們社會生活的實際。這個中國是中國人生活在其中的中國。當派克教授講學期滿返國時，我們這輩學生出版了一本《派克社會學論文集》送他做紀念。這本書我到現在還沒有找到。

就在那年暑假，這一群青年學生就紛紛下鄉去搞所謂社會學的“田野作業”。吳老師則正開始認真考慮怎樣去培養出一批能做“社會學調查”的學生，他知道要實現他改革社會學的事業，不能停留在口頭的論說，必須做出有分量的研究成果，讓這些研究成果對社會的效益去奠定這項學術改革的基礎。能做這種“社會學調查”的人在哪里呢？當時各大學還沒有培養出這種人才。所以吳老師就采取了現在已通行的“請進來，走出去”的辦法。他在1935年請來了著名的英國人類學家Radcliffe-Brown（布朗）到燕京大學講學。又在燕京大學的學生中挑出一部分有志于做這項工作的人去學人類學。我就是其中之一，由吳老師介紹，考入清華大學研究院跟俄籍人類學家Shirokogoroff（史祿國）學人類學。其后又為李安宅、林耀華等安排出國機會到美國學文化人類學。吳老師自己利用1936年休假機會去美國和英國遍訪當時著名的人類學家。我在該年從清華畢業后得到公費出國進修的機會，在倫敦由吳老師的介紹才有機會直接接受Malinowski（馬林諾斯基）的指導進行學習。

左為俄籍人類學家Shirokogoroff（史祿國），

右為Malinowski（馬林諾斯基）

我提到這些似乎是私人的事，目的是要點出吳老師怎樣滿懷熱情地為社會學學科在中國的發展費盡心計。我在這里引一段冰心老人在她《我的老伴》一文中所引吳老師自傳中的一段話：“我對于哪一個學生，去哪一個國家，哪一個學校，跟誰為師和吸收哪一派理論和方法等問題，都大體上做出了具體的、有針對性的安排。”現在李安宅已經去世，林耀華和我今年都已到了85歲，這幾個人就是吳老師這段話里所說的那些學生，都是吳老師親自安排派出去學了人類學回來為“社會學中國化”工作的人，也是吳老師開風氣、育人才的例證。

吳老師把英國社會人類學的功能學派引進到中國來，實際上也就是想吸收人類學的方法，來改造當時的社會學，這對社會學的中國化，實在是一個很大的促進。直至今天看來，還是一個很重要的選擇，仍然不失其現實的意義。事實上從那個時候起，社會人類學在中國的社會學里一直起著很重要的地位和作用。60多年前開始的這個風氣，是從“社會學中國化”這個時代需要的命題中生長起來的。即使是今天的人，無論是國外的學者，還是國內的專家，只要想扎扎實實地研究一點中國的社會和文化問題，常常會感到社會人類學的方法在社會學研究中的重要性。

這個問題說起來，當然還有更深的道理，因為社會學研究的對象是人，人是有文化的，文化是由民族傳襲和發展的，所以有它的個性（即本土性），所以在研究時不應照搬一般化的概念。早期西方的人類學是以“非西方社會和文化”作為它的研究對象的，因而注意到文化的個性（即本土性），因而強調研究者應采取田野作業的方法，吳老師提出“社會學中國化”就是著重研究工作必須從中國社會的實際出發。中國人研究中國（本社會、本文化）必須注意中國特色，即中國社會和文化的個性。這就是他所強調中國社會學應引進人類學方法的用意。同時他把這兩門學科聯系了起來，認為社會學引進人類學的方法可以深化我們對中國社會文化的理解。

吳老師出國休假期滿，回到燕京大學，正值抗日戰爭前夕。他原想返國后在燕京大學試行牛津大學的導師制，并為實現他提出的社會學調查工作繼續培養人才。這個計劃事實上因戰爭發生已經落空。他和他同輩的許多愛國的學人一樣，不甘心在淪陷區茍延偷安，決心冒風險，歷艱苦，跋涉千里進入西南大后方，參與抗戰大業。吳老師于1938年暑到達昆明接受云南大學的委托建立社會學系。不久，我也接踵從倫敦返國，立即投入云大新建的社會學系，并取得吳老師的同意在云大社會學系附設一個研究工作站，使我可以繼續進行實地農村調查。這個研究工作站在敵機濫炸下遷居昆明附近的呈貢魁星閣，“魁閣”因而成了這個研究工作站當時的通用名稱。

云南呈貢魁星閣

在這里我回想起魁閣，因為它是在吳老師盡力支持下用來實行他多年主張為社會學“開風氣，育人才”的實驗室。在他的思想號召下吸引了一批青年人和我在一起共同在十分艱苦的條件下，進行內地農村的社會學研究工作。盡管1940年底吳老師離開昆明去了重慶，這個小小的魁閣還堅持到抗戰勝利，并取得一定的科學成果。

呈貢大古城魁閣學者雕塑，左起依次為瞿同祖、吳文藻、谷苞、林耀華、陶云逵、田汝康、許烺光、費孝通、張之毅、胡慶均、史國衡

吳老師到了重慶后，又著手支持李安宅和林耀華在成都的燕大分校成立了一個社會學系和開展研究工作的據點，并適應當時和當地的條件，在“邊政學”的名義下，展開對西南少數民族的社會學調查和研究，同樣取得了優秀的成績。昆明和成都兩地的社會學研究工作應當說是吳老師為改造當時的社會學在抗戰時期取得的初步成果。抗戰勝利后，1946年吳老師出國去日本參加當時中國駐日代表團的工作。新中國成立后他即辭去代表團職務，于1951年克服種種困難返回祖國懷抱。

在吳老師返國后，于1952年高校院系調整中，原在各大學中的社會學系被取消了，原來在社會學系里的教師和學生分別安置在各有關學系里。其中一部分包括我自己，轉入新成立的民族學院，開展有關少數民族歷史和社會調查研究。這項研究實際上和吳老師在成都時開展的少數民族研究是相銜接的，所以從學術上看吳老師所主張的聯系中國實際和吸收人類學的田野作業方法在新的條件下，還是得到了持續。而且適應當時民族工作的需要而得到了為人民服務的機會。

吳老師1951年從國外歸來后，1953年參加了民族學院的教學工作。不幸的是他和其他許多社會學者一樣在1957年受到反右擴大化的影響，被錯劃為右派，失去了繼續學術工作的機會。又經過了20多年，到1979年吳老師的右派問題才得到徹底改正。這時他已經年近80歲了，但對社會學的關心從未間斷過。當1978年社會學得到重新肯定和在準備重建的時候，他在自傳里曾說“由于多年來我國的社會學和民族學未被承認，我在重建和創新工作中還有許多事要做。我雖年老體弱，但仍有信心在有生之年為發展我國的社會學和民族學做出貢獻”。

社會學作為一門學科，中斷了有20多年。這是歷史事實。而且正中斷在它剛剛自覺地要改造成為一個能為中國人民服務的學科的時刻，社會學在重新獲得合法地位時，實質上是要在中國土地上從頭建立起一門符合當前新中國需要的社會學。因此不只是在大學里恢復一門學科，在大學里成立社會學系，而是要社會學本身進行改造和創新。正是吳老師在上引自傳的話里著重提出重建和創新的意義。其實他也說出了怎樣去重建和創新的路子，就是實行他一生主張的理論聯系實際和從具體現實的人們生活中去認識和表達社會事實。吳老師是在1985年去世的，他在自傳中這句話不幸已成了他對中國社會學重建和創新的遺囑。

我紀念吳老師的話說到這里可以告一段落。現在可以轉身過來紀念北大這個社會學研究所成立10周年了。這兩年值得紀念的事在時間上正好在今年相銜接在一起。我在這次講話的開始時就說，今天我們所要紀念的兩件事并不是巧合，而是有內在的密切聯系。因為這個研究所的宗旨正符合吳老師總結了一生經驗而表達于他遺囑中的主題，所以兩者是一脈相通的。而且我自己正是把兩者結合在一起的中介人。接下去我應當說一下這個研究所成立的經過。

1999年改革開放政策開始時，鄧小平同志在“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的講話里，講到了社會學，并說：“現在也需要趕快補課。”這可以說是對社會學這門學科在學術界地位的肯定。接著是怎樣落實這項政策的具體工作。當時在過去大學里講過社會學的老師大多數已經去世，留下的不多，我是其中之一，所以理應響應這個號召。但我當時的心情是很復雜的。社會學這門學科能得到恢復，我當然由衷地感到鼓舞，但是對于重新建立這門學科的困難，我應當說是有充分的估計的。社會學在中國，在我看來在解放前并沒有打下結實的基礎，正如我上面所說的，它是正處于有人想改造的時候中斷的，所以提到恢復這門學科時，我曾經認為它是先天不足。又經了這中斷20多年，可以調動的實力不強。對重建這門學科，我的信心是不足的。最后我用“知難而進”的心情參與重建社會學這項工作。

我記得胡喬木同志在該年社會學研究會成立時的講話中曾說：“要趕快帶徒弟，要教學生，即在大學里邊恢復社會學系，現在許多同志（指學過社會學的人）都老了。我們希望從我們開這次會到有些大學設立起社會學系這中間不要開追悼會。”

在大學里辦社會學系，一要教師，二要教材，而當時正是教師教材兩缺。既然在一些大學里恢復社會學系作為一個緊急任務提了出來，我們也就不得不采取應急的措施。于是從各大學里征集愿意學社會學的各有關學科的青年教師進行短期集中學習。從若干期學習班里挑選一部分較優秀的成員，采取集體編寫教材的方法，加工自學。經過反復討論修改編出了《社會學概論》這一本基本教材，然后由編寫人分別在一些大學里試講。通過這我們所謂“先有后好”的方針，到1980年起在南開、北大、上大、中山等大學里開始社會學這門課程的設置。在這個基礎上陸續在一些大學里建成社會學系。到現在全國已有15所大學建立了社會學系或專業。

北大社會學系復建初期的老師

韓明漠、潘乃穆、袁方、華清、全慰天

1985年我在教委召開的一次社會學教學改革座談會上的發言中表示重建社會學的任務到這時可以說已初步告一段落。“戲臺是搭好了，現在要看各位演員在臺上的實踐中去充實和提高這門學科了。”我說這句話時的心情不輕松，怎樣去幫助教師們能在實踐中充實提高還是一個必須考慮的問題。這問題其實我在采用上述的速成法培養社會學教師時早就看到了的。我從吳老師的遺言里得到啟發，看來我們還得從他所指出過的路子上去解決這個充實和提高社會學內容的問題。所以我在《社會學概論》的試講本前言的結束語里說：“我認為編寫人必須定期選擇專題投身到社會調查工作中去，聯系相應的理論研究，用切實的從中國社會中觀察到的事實和實踐經驗來充實《概論》的內容，并提高社會學的理論和應用水平。”

話是說出了口，但如果我自己不能以身作則，這些話很可能成為一套空言。因之我一方面在說“戲臺已經搭成”，另一方面我想有必要再創立一個機構使社會學這個學科的教師能夠不斷接觸實際，進行田野作業。所以我建議北大成立社會學系之后，再設立一個社會學研究所，并自愿擔任該所的所長，以便繼續帶頭進行實地調查農村和少數民族社區的田野作業。我力求能繼承吳老師的“開風氣，育人才”和“身教重于言傳”的精神，用我自己的研究工作去帶動北大社會學學科的教師和研究生的實地研究風氣。這樣開始我的“行行重行行”。為了擺脫該所的行政事務，1987年我辭去所長職務，但依舊以名譽所長名義保留學術指導的任務，直到目前。

1996年費孝通視察江村家庭工廠

人類學的調查方法是我們認識中國社會實際的重要途徑，結合人類學來創建和改造中國的社會學，是我們實現“社會學中國化”的基礎工作。我在1990年給北大校領導的信中曾建議：“從我幾年來親自實踐的經驗看，把社會學和人類學結合起來，以社區為對象，用實地調查研究方法，對學科建設和培養年輕一代扎實的學風很有必要，而且可以突出北大的特點和優勢……可把所名改為社會學人類學研究所。”這樣可以繼承傳統，加強國際學術交流，也更加名副其實。1992年研究所正式更名。

社會學人類學研究所成立10年來，主要從事了三個方面的工作：邊區開發、城鄉研究、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格局的探討。這些研究都是跨學科的，體現了社會學與人類學綜合的想法。同時，這些工作的開展與我多年來十分關注的社會學、人類學的現實應用是密切相關的。中國社會的發展，需要一代接一代人的不斷努力。我們社會學人類學工作者不能像西方學者那樣，采用對人民生活漠不關心的貴族態度。處在社會變遷中的學術工作者，應當努力為社會現實的發展與人民生活素質的改善，付出不懈的勞動。這一點也許也是中國社會學與人類學的一大特色。

從該所建成的1985年至今年已有10年。回顧這10年，這個研究所是取得了一定成就的，我們應當飲水思源，感激吳文藻老師為我們大家開創出這一條改革社會學，使其能適應不斷在發展中的新中國的道路。因此在紀念這個研究所的第一個10年的時候，我愿意同時紀念吳文藻老師逝世的10周年。應當說這兩件值得紀念的事聯結在一起是恰當的，同時也正應當用以加強同人們任重道遠的認識和自覺的責任心。

本文轉自“北京大學人文社會科學研究院”微信公眾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