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都已辦好離休手續，4個月后又被軍委召回擔任要職，獲上將軍銜

1985年，為適應現代化、正規化發展，解放軍進行了大規模的撤裁，大軍區一級由原來的11個縮至8個，減少了冗余機關。

在大軍區的改制中，成都軍區和昆明軍區有過一次很大的變動，上面很早就“吹風”要保留昆明、撤去成都，1985年5月的軍委擴大會議，商議的結果也是如此，讓昆明軍區預留資源進行接收準備。

然而短短的一個月后，軍委常委會調整方案，決定以成都軍區為主合并，撤去昆明軍區建制。此動作讓很多人始料未及，紛紛猜測背后發生了什么。

當時昆明軍區是唯一一個還在作戰的大軍區，位置至關重要，突然撤裁軍心或多或少會受影響。既然如此，中央為何還要冒著風險，做出這看似不尋常的舉動呢？

這次巨大變化的背后，有一個關鍵人物是原成都軍區司令員王誠漢，他以超強的戰略眼光做了一番分析，讓軍委領導重新思考兩地孰輕孰重，最終為長遠計，將重心定在了成都。

而王誠漢傳奇的不止這一點，軍區改制不久，他就主動離休，手續都已辦好。

然而僅過去兩個月，軍委又將他召回委以重任，1988年還獲得上將軍銜，軍銜方面，他這個皮旅出來的老紅軍，比老領導皮定均還高。

王誠漢是湖北黃安（今紅安）人，紅25軍出身，歷史上擔任過紅88師264團團長、抗日軍政大學4大隊隊長、河南軍區豫西支隊35團團長、中原軍區1縱1旅1團團長等職。

其實中原突圍不僅讓皮定均聞名，王誠漢也在此戰中嶄露頭角，當時部隊強行穿插，眾人都無比疲憊，而國民黨軍在大別山青風嶺這個關鍵隘口設下重兵防備，準備將皮旅堵死。

據王誠漢回憶此處的地勢：“南邊是高得都快戳到天上去了、特別險峻的天柱山，人和馬都沒法走；北邊是淠河支流，那水嘩嘩地往下流，又深又急，不好過去。就青風嶺上有那么一條小道，可這山勢還特別陡，有那種‘一夫當關萬夫莫開‘的險勁兒”。

彼時國民黨軍已將高地占住，用輕機槍、重機槍搭好火力網，封鎖了山道中間唯一的石板路。皮定均見此情況，當即給1團下令強行突破，并讓2團繞到右邊掩護。

王誠漢也知眼下前有堵截后有追兵，耽誤不得，便親自率部發起沖鋒，在他的鼓舞下，1團指戰員個個拼命，2團的牽制也讓敵出現慌亂，激戰一個多小時后，我軍順利拿下這道天險。

此戰中王誠漢表現出的勇氣與決心，讓皮定均非常欣賞，后來每遇艱難局面，就會調1團去實現突破。

1945年7月20日，皮旅跨過津浦鐵路，進入蘇皖解放區的盱眙縣，完成了自己的艱難突圍征程。王誠漢感慨：“一團一路上打了好多難打的仗，在極其艱難的情況下沒垮掉，在全旅里減員也最少，主要是團黨委在思想工作上費了大勁，啥時候部隊士氣都特別高漲”。

之后皮旅先是在粟裕麾下戰斗年余，1947年12月接到命令，開赴晉南編為晉冀魯豫13縱37旅。

有意思的是，這次調動“皮旅”的皮定均被留在華野，主力則輾轉至華北戰斗，王誠漢因而開始跟隨徐向前，歷任華北13縱37旅旅長、18兵團61軍181師師長等職。

抗美援朝時期，181師與180師同在60軍，不過王誠漢率部打出的成績要好得多，第五次戰役并未吃大虧，此后還接連立功，回國后就持續得到重用。

1969年，王誠漢出任成都軍區副司令員，13年后轉為正職。正是在他任上，要撤并成都軍區的消息，傳到了大西南。

1985年5月23日，中央軍委召開擴大會議，討論貫徹減少員額100萬的戰略決策，并部署落實的步驟和措施。

會議最初提交討論的方向，是將成都軍區合并至昆明軍區，所以原昆明軍區司令員張铚秀、政委謝振華很坦然，他們向軍委匯報了成都軍區合并到昆明軍區有關問題的初步方案。

而成都軍區司令員王誠漢、政委萬海峰心情就很復雜了。他們跟身邊的工作人員說：如果軍委最終作出定點昆明的決定，我們無條件地堅決執行。在軍委最后確定之前，出于公心，著眼大局，我們要把想法按程序向上反映。

之后王誠漢就找了個機會專門去拜訪老首長洪學智：老首長，您是做后勤工作的，您也知道西部條件有多艱苦。我非常擁護中央合并軍區的決定，但軍區機關的具體位置能不能再改一改？

洪學智其實也有這方面的考慮，示意他說出理由。王誠漢只用一句話就打動了洪學智：昆明調不了西藏。

隨后王誠漢詳細說明成都軍區的重要性，如果撤裁，至少將來的幾十年里西藏方向、南線戰備以及對印邊防都會陷入被動。從成都起飛部隊，能在5小時內抵達藏南、滇西、青海南部，是最穩定的調兵樞紐，輻射川、滇、藏三角。

而昆明則需要翻山越嶺，還得空運中轉，如遇緊急且重大的戰事，反應速度會跟不上。雖然目前昆明軍區還在作戰，但這種戰爭是階段性的、是局部的。等南疆戰事結束，昆明在物質基礎和戰略地位等方面就不及成都了。

這些想法，洪學智很認可，就讓他做成材料遞上去，讓中央首長們考慮。

之后的經過，在《王誠漢回憶錄》里就有記述：

“我把成都軍區參加會議的幾位工作人員召集在一起，談了我的想法，叫他們抓緊起草《關于昆明、成都軍區合并后定點問題的幾點想法》的建議信。信寫好后，征得萬海峰政委同意，以我們兩個人的名義，分別送軍委楊尚昆副主席和楊得志、余秋里、張愛萍、洪學智副秘書長...在軍委擴大會議分組討論會上，我又和萬海峰政委按照這封建議信的內容，作了聯名發言。會議內部簡報刊登了我們的發言，發給與會人員并報送中央領導同志和軍委首長。”

軍委領導們此后幾番討論，最終被王誠漢說服。6月3日上午，總參謀長楊得志宣讀軍委對這次整編討論后的15點意見。其中第一條就是成都、昆明軍區合并，機關定在成都。事情成為定局。

雖然王誠漢是成都軍區司令員，但他并非為個人計，而是從全局、從未來著眼，提出更有利于國家的建議。在中央確定政策后，王誠漢主動提出離休，6月5日傅全有就接任成都軍區司令員。

王誠漢迅速辦理離休手續，隨后前往北京生活，此時的他已經68歲，準備安享晚年了。

1985年10月3日，王誠漢正在解放軍總醫院療養，時任總政干部部部長的李繼耐來到他的病房，簡單慰問過后，說出此行的目的：軍科缺個‘頂梁’。首長要你去，不是征詢，是通知。

王誠漢聽后愣住了，自己才退下來4個月，而且現在中央正號召干部年輕化，這合適嗎？可李繼耐告知這是軍委討論過后決定的：“軍科需要一位經歷過大風大浪的老同志坐鎮，研究院不是操槍，但也得打硬仗。”這時王誠漢還沒有給出答復。

思考幾天后，李繼耐于10月10日再次拜訪，王誠漢給出的答案就很干脆：去！但先給我一周時間，回趟成都跟老戰友告個別。當晚他在日記中寫道：“再披戰袍，非功名所累，乃職責所在。”

11月，鄧公簽署任命令，王誠漢成為軍事科學院政委、黨委書記。縱觀王誠漢的履歷，其實一直都是在前線打仗的軍事干部，為何要將他放到研究性質的機構中呢？且還是政委。

其實中央也有考慮，當時的軍科院多是“讀書型將領”，很多研究成果脫離了戰爭，將王誠漢調過去，就是希望他將把幾十年的作戰經驗，變成文字，變成新的軍事思想。

后來王誠漢也沒有辜負組織的期望，制定了新的工作方向，并帶頭編寫新教材，有研究員回憶：“老司令不寫報告，直接就把你拉茶室里談，三句講不到點子上就讓你重來。”

軍科院的檔案里至今仍保留著他署名的兩份內部意見：一是對“滇藏方向應急支援時間”的建模，一是對“印緬邊境通路變化”的實地反推。全是手寫圖紙，上面密密麻麻是他的批注，這是沒有經歷實戰的人無法做到的事。

軍委請王誠漢回來，是因為那個年代懂打仗的人太少、沒什么有人可以把戰場還原進圖紙，事實證明，請他回來是正確的。如今的內部資料里仍有一句：“王誠漢為軍科院戰區戰術研究開創基礎。”可見王誠漢的貢獻。

1988年，中國再度實行軍銜制，王誠漢被授予上將軍銜。當天照完相，他笑著對助手說：“肩膀又被壓了一顆星，得多干點。”此后他一直在為國防軍事努力，直到1990年退出領導崗位。

2009年11月20日王誠漢病逝，享年92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