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頭律師張萬軍教授刑事辯護團隊：組織賣淫罪刑事辯護指南（一）

(包頭鋼苑律師張萬軍教授刑事辯護團隊專注組織賣淫罪刑事辯護）

在我國刑法體系中，組織賣淫罪作為妨害社會管理秩序罪的重要罪名，因其行為模式復雜、參與人員眾多、證據體系繁雜等特點，給刑事辯護工作帶來諸多挑戰。包頭鋼苑律師事務所張萬軍教授刑事辯護團隊，深耕刑事辯護領域數十年，尤其在涉復雜刑事案件中積累了豐富的實戰經驗。團隊以張萬軍教授為核心，融合法學理論研究與司法實踐經驗，致力于為當事人提供精準、高效的刑事辯護服務。本指南結合人民法院案例庫入庫的典型案例，系統梳理組織賣淫罪的辯護困境、裁判規則及辯護策略，為司法實踐提供專業參考。

一、組織賣淫罪辯護困境

（一）罪名界定模糊導致定性困難

組織賣淫罪與協助組織賣淫罪、容留賣淫罪、介紹賣淫罪等罪名在行為表現上存在交叉重疊，實踐中難以精準區分。例如，“管理、控制”是組織賣淫罪的核心特征，但如何界定“管理、控制”的程度，司法實踐中缺乏統一標準。部分案件中，行為人僅實施了提供場所、介紹客源等輔助行為，卻被認定為組織賣淫罪的從犯甚至主犯，給辯護中的定性抗辯帶來極大挑戰。同時，隨著網絡技術的發展，利用網絡平臺組織賣淫的新型犯罪模式不斷涌現，其“組織”行為的認定更具模糊性，進一步加劇了定性難度。

（二）證據體系繁雜且固定難度大

組織賣淫案件通常涉及組織者、協助組織者、賣淫人員、嫖客等眾多參與主體，證據種類涵蓋言詞證據、書證、電子證據等。一方面，言詞證據具有不穩定性，賣淫人員、嫖客因擔心自身處罰往往存在隱瞞、夸大或翻供的情況；另一方面，部分案件中組織者為規避打擊，采用“幕后指揮”“分散管理”等方式運作，直接指向組織者的書面證據、電子證據較少，證據鏈容易出現斷裂。此外，網絡組織賣淫案件中，電子數據的提取、固定及關聯性認定難度較大，如微信聊天記錄、轉賬記錄等易被刪除或篡改，給證據審查帶來巨大障礙。

（三）新型犯罪模式帶來的辯護挑戰

近年來，組織賣淫罪呈現出多樣化、隱蔽化的發展趨勢，如以“養生會所”“洗浴中心”等合法場所為幌子實施犯罪，利用網絡“代聊”“直播”等方式招募人員、介紹客源，組織男性從事同性賣淫等。這些新型犯罪模式突破了傳統組織賣淫罪的行為認知，相關法律適用問題缺乏明確規定，司法實踐中裁判標準不一。辯護律師需要不斷研究新型犯罪的行為特征，結合立法精神與司法解釋，構建有效的辯護邏輯，這對辯護團隊的專業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

內蒙古鋼苑律師事務所張萬軍教授刑事辯護團隊，是一支以法學理論為支撐、以司法實踐為導向的專業刑事辯護團隊。內蒙古鋼苑律師事務所張萬軍教授刑事辯護團隊是事務所的核心品牌團隊之一。包頭律師張萬軍教授長期從事刑事辯護與刑法教學，作為內蒙古鋼苑律師事務所資深執業律師、內蒙古科技大學法學系教授、西南政法大學法學博士。對刑法分則罪名的立法本意、司法解釋適用及司法裁判邏輯有著深刻的理解。在組織賣淫罪等涉社會管理秩序犯罪的辯護中，團隊通過精準把握案件核心爭議點，有效破解證據難題。

二、組織賣淫罪核心裁判規則

裁判規則是司法實踐的總結與提煉，是刑事辯護的重要依據。本部分結合人民法院案例庫入庫的14個典型案例，從無罪、改變定性、量刑情節三個維度，梳理組織賣淫罪的核心裁判規則，為辯護工作提供精準指引。

（一）無罪裁判規則

無罪裁判規則主要圍繞“賣淫”內涵、“不符合犯罪構成要件”展開，核心在于行為人未實施“管理、控制多人賣淫”的組織行為，或缺乏犯罪故意。

1.“賣淫”行為的認定規則

司法實踐中，“賣淫” 行為的表現形式已從傳統性交服務擴展至各類具有性本質的有償服務，認定時需把握 “性接觸的實質關聯性” 與 “公眾認知的可接受性” 雙重標準。

（1）進入式性行為均應認定為賣淫

根據入庫編號【2024-02-1-368-001】紀某奎、湯某改組織賣淫案的裁判要旨，除傳統性交外，“口交”“肛交” 等進入式性行為提供有償色情服務的，應當認定為賣淫行為。主要理由有二：一是此類行為屬于實質性性接觸，符合賣淫行為的本質特征，且為公眾普遍認知的色情服務形式；二是從危害后果來看，進入式性行為同樣可能傳播性病，危害他人身體健康，與傳統賣淫行為的社會危害性相當，理應納入刑法規制范圍。

（2）同性性交易屬于賣淫行為

入庫編號【2025-05-1-368-001】李某組織賣淫案的裁判要旨確立了這一規則。該案明確，隨著時代變遷，賣淫的外延應擴展到同性之間的有償性交易，只要是以營利為目的，向不特定同性提供性服務，即構成刑法意義上的賣淫。這一認定并非突破罪刑法定原則，而是對刑法用語作出符合立法精神和社會現實的解釋，避免因性別限制導致刑法規制漏洞。

（3）網絡環境下的有償性服務認定規則

入庫編號【2025-05-1-368-002】雷某霖、聶某培組織賣淫案明確了網絡環境下賣淫行為的認定標準。該案中，被告人通過微信、專用聊天軟件等網絡平臺招募賣淫女，制定服務價格、紀律規范，通過網絡推送信息、安排交易、收取分成，雖未設置固定賣淫場所，也未采取暴力控制手段，但法院認定其行為構成組織賣淫罪。這一裁判表明，網絡環境下的賣淫行為，只要具備 “招募、管理、控制” 的組織性特征，即便交易流程通過網絡完成，服務場所具有流動性，仍不影響 “賣淫” 行為的認定。核心在于是否存在對性服務活動的組織與管控，而非是否具備固定場所。

2.聚焦“管理控制”與法定要件

組織賣淫罪的成立以具備特定構成要件為前提，司法實踐中對罪與非罪的認定主要圍繞三大核心要素展開：

（1）“管理、控制”的認定標準

根據【2023-05-1-368-001】楊某星等組織賣淫案、【2023-02-1-368-001】邱某甲等組織賣淫案等多起案例的裁判要旨，“管理或者控制他人賣淫”是組織賣淫罪區別于其他關聯犯罪的本質特征。該特征的認定需從兩個層面把握：一是行為方式的組織性，即行為人實施了招募、雇傭、引誘、容留、策劃、指揮、調度等實質性管理行為；二是控制效果的有效性，即通過上述行為實現了對賣淫人員及賣淫活動的支配力，使賣淫活動呈現出有序性、規模化特征。反之，若僅實施提供場所、運送人員等外圍輔助行為，未形成對賣淫活動的支配，則不構成組織賣淫罪。如【2024-05-1-370-001】王某岳、趙某等協助組織賣淫案中，“代聊手”雖為賣淫活動提供信息支持，但對賣淫女無控制力、對賣淫活動無管理權，最終被認定為協助組織賣淫罪而非組織賣淫罪。

（2）“明知”與“組織故意”的證明標準

裁判實踐中，主觀故意的認定采用“主客觀相一致”原則。【2023-05-1-370-003】席某松等組織賣淫案明確指出，投資者若明知實際經營者從事組織賣淫活動，即使未直接參與經營，其投資行為也構成組織賣淫罪，此即“明知”的推定規則。而【2023-05-1-368-006】于某、彭某蓉組織賣淫案進一步明確，組織賣淫罪不要求以營利為目的，只要客觀上實施了組織行為且主觀上具有組織故意，即使未實際盈利也可定罪。司法機關通常通過行為人是否參與分成、是否制定管理制度、是否知曉賣淫活動細節等客觀事實，綜合推定其主觀故意。

（3）“三人以上”的剛性標準

【2023-05-1-368-005】周某英組織賣淫案、【2023-05-1-368-002】孫某玲組織賣淫案等案例均明確，“賣淫人員在三人以上”是組織賣淫罪的法定要件。此處的“三人以上”需滿足兩個條件：一是具有“被組織性”，即賣淫人員與組織者之間存在管理控制關系；二是具有“特定關聯性”，即該賣淫人員的賣淫活動系由涉案組織者所組織。若賣淫人員不足三人，或雖達三人但與行為人無管理控制關系，則不構成組織賣淫罪，可能構成容留、介紹賣淫罪。

(包頭鋼苑律師張萬軍教授刑事辯護團隊以法理賦能刑事辯護）

（二）改變定性裁判規則

改變定性是刑事辯護的重要成果，主要體現為將組織賣淫罪改變為協助組織賣淫罪、容留賣淫罪、介紹賣淫罪等較輕罪名。核心裁判規則圍繞“行為性質界定”展開，重點區分組織行為與輔助行為、組織行為與容留行為等。

1.組織賣淫罪與協助組織賣淫罪的區分規則

協助組織賣淫罪是組織賣淫罪的幫助行為單獨成罪，二者的本質區別在于行為人的分工，而非作用大小。核心區分標準為“是否實施管理、控制賣淫活動的組織行為”。

案例1：入庫編號「2023-05-1-368-001」楊某星等組織賣淫案裁判要旨：協助組織賣淫罪是將組織賣淫罪的幫助行為單獨成罪，而非將組織賣淫罪的所有從犯均單獨成罪。協助組織賣淫罪與組織賣淫罪的從犯的本質區別在于行為人在組織賣淫活動過程中的分工，而不是作用大小。凡是對賣淫者的賣淫活動直接進行管理、控制的行為人，體現為以招募、雇傭、強迫、引誘、容留等手段，管理、控制多人從事賣淫，核心是策劃、指揮、管理、控制、安排、調度等組織行為，應當構成組織賣淫罪。其中起主要作用的是主犯，起次要、輔助作用的是從犯，但從犯實施的行為也應是組織行為，只是這種組織行為相對于主要組織者而言作用相對次要。而協助組織賣淫罪中行為人所實施的行為只能是在外圍保障賣淫活動順利進行的輔助行為。如，以招工為名，通過廣告、互聯網等方式，協助誘騙、招募婦女賣淫，但本身不參與組織賣淫活動；提供交通工具，為組織賣淫者接送、轉移賣淫人員，只收取相應運輸費用；充當保鏢，看家護院、望風放哨；為組織賣淫者充當管賬人等。

案例2：入庫編號【2023-02-1-368-001】邱某甲等組織賣淫、協助組織賣淫案裁判要旨：組織賣淫罪與協助組織賣淫罪最主要的區別是根據組織賣淫與協助組織賣淫行為的分工來認定兩罪。按照組織賣淫共同犯罪活動的分工來說，組織賣淫者是組織犯或實行犯，協助組織賣淫者是幫助犯，兩者區分的關鍵在于正確地認定組織賣淫罪的實行行為。組織賣淫的實行行為是指對賣淫活動起著組織、策劃、指揮作用或直接進行安排、調度的行為。而協助組織賣淫是指在外圍協助組織者實施其他行為，如充當保鏢、打手、管賬人及為組織賣淫的人招募、運送人員等。但對于名義上是打手、保鏢、管賬人，實際上卻在組織賣淫活動中起策劃、指揮、實施作用的人，其行為已超出了幫助犯的范圍，在客觀上屬于組織賣淫的實行行為，對此應當以組織賣淫罪論處。根據共同犯罪理論，組織賣淫罪的主、從犯認定比較明確，即在組織賣淫活動中起組織、策劃、指揮或對賣淫者的賣淫活動直接進行安排、調度的，屬于組織賣淫罪的組織者、策劃者、指揮者、實施者，應當以組織賣淫罪論處，其中起主要作用的是主犯，起次要作用的是從犯，從犯應當以組織賣淫罪論處，而不能認定為協助組織賣淫罪。因為從犯實施的也是組織賣淫的實行行為，即對賣淫者的賣淫行為直接進行管理、指派，只是這種行為相對于主要組織者或主要行為者而言處于輔助地位。

案例3：入庫編號【2023-02-1-368-003】周某等組織賣淫、胡某斌等協助組織賣淫案裁判要旨：區分組織賣淫罪和協助組織賣淫罪的關鍵在于行為人是否控制、管理賣淫活動。首先，應以行為屬性區分組織賣淫罪和協助組織賣淫罪。《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關于辦理組織、強迫、引誘、容留、介紹賣淫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以下簡稱《解釋》）對組織賣淫罪和協助組織賣淫罪的罪狀進行了界定：一是以招募、雇傭、糾集等手段，管理或者控制他人賣淫，賣淫人員在三人以上的，以組織賣淫罪定罪處罰；二是明知他人實施組織賣淫犯罪活動而為其招募、運送人員或者充當保鏢、打手、管賬人等的，以協助組織賣淫罪定罪處罰，不以組織賣淫的從犯論處。可見，應以被告人的行為是否具有管理、控制屬性，來區分組織賣淫罪和協助組織賣淫罪。如果被告人實施了策劃、指揮、管理、控制、安排、調度等組織行為，則具有管理、控制屬性，應以組織賣淫罪定性。如果行為不具有管理、控制屬性，而是為組織賣淫提供招募人員、運送人員、結賬、充當打手等幫助行為，則以協助組織賣淫罪定性。其次，應在組織賣淫罪和協助組織賣淫罪內部區分主從犯。按照共同犯罪理論，組織賣淫者和協助組織賣淫者構成共同犯罪。刑法對協助組織賣淫者單獨定罪后，協助者不再作為組織賣淫罪的從犯處理，而是作為獨立的犯罪定罪量刑。由于組織賣淫罪和協助組織賣淫罪是兩個獨立的罪名，故應當在各罪內部根據行為人的作用大小分別區分主、從犯。

案例4：入庫編號【2024-05-1-370-001】王某岳、趙某、余某棽、董某祥協助組織賣淫案裁判要旨：組織賣淫罪和協助組織賣淫罪區分的關鍵在于是否實施了管理、控制賣淫活動的組織行為。組織行為包括對賣淫活動具有管理、指揮、策劃、安排、調度等的實行行為。“代聊手”的行為性質與組織行為不同，對賣淫女未形成控制力，對賣淫活動不具備管理權限，僅協助組織者實現犯罪意圖或利益目的。組織者利用“代聊手”提供的有價值的交易信息，安排其管理、控制的賣淫者從事賣淫活動。協助組織賣淫的行為人與賣淫行為不發生直接聯系，對賣淫活動與否無支配權。“代聊手”根據組織者的指示在外圍實施其他輔助行為，如為組織者發布信息、推薦、接待等。其作用在于推薦和搜集“招嫖”信息，為賣淫活動的進行和延續提供便利，屬于組織賣淫活動中的幫助行為。“代聊手”的行為符合刑法第358條規定的“其他協助組織他人賣淫行為”的情形，應以協助組織賣淫罪予以評價。介紹賣淫是替賣淫者尋找、招徠、介紹嫖客的淫媒行為。介紹者在賣淫者與嫖客間牽線搭橋，溝通撮合，從賣淫者處獲得報酬。介紹者與賣淫者關系密切，利益牽連，通常形成固定聯系。“代聊手”主觀上不知曉賣淫者的情況，客觀上不服務于賣淫者，不在賣淫者與嫖客之間構建聯系，亦不直接從賣淫者處獲取費用，僅單一為賣淫活動的組織者提供訊息服務，屬于組織者的“下線”，不符合介紹賣淫罪的構成要件。

規則提煉：組織賣淫罪的核心是“管理、控制多人賣淫”，行為人實施策劃、指揮、安排、調度等直接作用于賣淫活動的組織行為，即使起次要作用，也構成組織賣淫罪的從犯；協助組織賣淫罪的核心是“外圍輔助”，行為人實施招募、運送、望風、管賬等不直接管理、控制賣淫活動的輔助行為，不構成組織賣淫罪，而以協助組織賣淫罪定罪。名義上為輔助人員，但實際實施組織行為的，應認定為組織賣淫罪。

2.組織賣淫罪與容留賣淫罪的區分規則

組織賣淫罪常以容留為手段，但容留賣淫罪僅提供場所，二者的核心區別在于“是否對賣淫活動實施管理、控制”。

案例1：入庫編號【2023-05-1-368-005】周某英組織賣淫案裁判要旨：組織賣淫，尤其是以容留賣淫為手段的組織賣淫與單純的容留賣淫的主要區別在于：首先，行為人對賣淫人員的賣淫活動是否實施了管理、控制行為，即組織賣淫行為人最主要的行為特征是對賣淫活動進行了管理、控制，而容留賣淫行為人對賣淫人員的賣淫活動既不管理，更不控制，而僅僅提供固定或者臨時租借的場所以及流動場所，對賣淫人員在何時賣淫、向誰賣淫、如何收費等均不過問，只收取一定的場所費用甚至不收取任何費用，至于賣淫人員的日常活動，均由賣淫人員自行安排。其次，兩者在人數上也有一定的區別，即組織賣淫中的賣淫人員必須達到三人以上，而容留賣淫中的賣淫人員可以在三人以上，也可以在三人以下。如果行為人雖然實施了組織行為，但被組織賣淫人員的人數不到三人的，這種情況下只能依法降格作容留或介紹賣淫處理。

案例2：入庫編號【2023-05-1-368-002】孫某玲組織賣淫案裁判要旨：組織賣淫罪中的容留手段與容留賣淫罪中的容留行為在表現上具有重合性，均為賣淫人員的賣淫活動提供了場所或者其他便利條件，保證并促使賣淫活動的順利進行。二者的區別在于，容留賣淫罪中的容留僅僅是賣淫活動的一種輔助性的行為，提供協助者一般不直接干預賣淫活動的具體實施。簡而言之，是否構成組織賣淫罪中的容留手段主要應分析認定提供場所或便利條件者是否對賣淫活動進行干預并形成了對賣淫人員在實際上的控制效果。若行為人為他人賣淫提供場所等便利條件，雖有按照賣淫所得提成、雇人看管店面、安裝監控監督等行為，但對賣淫活動無管理性和控制性，應以容留賣淫罪論處。

案例3：入庫編號2024-05-1-368-001呂某萍、范某玉組織賣淫案裁判要旨：組織賣淫與容留賣淫，最主要的區別在于行為人對賣淫人員的賣淫活動是否實施了管理、控制行為。容留賣淫僅提供場所，對賣淫人員既不管理也不控制，對賣淫人員賣淫時間、對象、收費等事宜均不過問。在為賣淫人員提供場所的同時存在為賣淫人員安排賣淫項目、管理賣淫費用等管理、控制行為的，應當認定為組織賣淫罪。

規則提煉：容留賣淫罪僅為賣淫活動提供場所，對賣淫人員的賣淫時間、對象、收費等核心事項不干預、不管理；組織賣淫罪以容留為手段，同時實施安排賣淫項目、確定收費標準、管理賣淫費用、制定紀律等管理、控制行為。即使存在提成、看管店面等行為，若未形成對賣淫活動的實質控制，仍應認定為容留賣淫罪。此外，組織賣淫罪要求賣淫人員三人以上，容留賣淫罪無此人數限制。

3.組織賣淫罪與其他罪名的區分規則

（1）與拐賣婦女罪的區分（入庫編號【2023-02-1-368-002】劉某、張甲組織賣淫，苗某林、陶某成拐賣婦女案）裁判要旨：以組織婦女賣淫為目的，誘騙婦女的，應以組織賣淫罪定罪處罰。以出賣為目的，拐騙婦女后又賣給他人迫使其賣淫的，應以拐賣婦女罪加重處罰。二者的區別主要在主觀方面，即行為人是否具有出賣婦女的目的。如果行為人以出賣為目的，采取拐騙或其他手段控制被害婦女，又實施誘騙、強迫被害婦女賣淫的行為，則需以拐賣婦女罪的加重法定刑量刑；如果行為人不具有出賣的目的，在其采取拐騙或其他手段控制被害婦女后，又誘騙、強迫被拐賣的婦女賣淫的，也只構成組織賣淫罪（或強迫賣淫罪），而不構成拐賣婦女罪。規則提煉：主觀目的是區分關鍵。以組織賣淫為目的，誘騙、控制婦女賣淫的，構成組織賣淫罪；以出賣為目的，拐騙婦女后迫使其賣淫或賣給他人迫使其賣淫的，構成拐賣婦女罪，且屬于加重情節。

（2）與引誘、容留、介紹賣淫罪的區分（入庫編號【2023-05-1-368-006】于某、彭某蓉組織賣淫案）裁判要旨：組織賣淫罪與引誘、容留、介紹賣淫罪在手段上有重合之處，均可以表現為引誘、容留、介紹賣淫行為。一般認為，組織賣淫罪與引誘、容留、介紹賣淫罪系法條競合關系，其適用原則為重法優于輕法。當行為人以引誘、容留、介紹的手段組織賣淫時，既可構成組織賣淫罪，又可構成引誘、容留、介紹賣淫罪的，擇一重罪處罰。規則提煉：二者系法條競合，區分關鍵在于是否實施“管理、控制”行為。僅實施引誘、容留、介紹行為，未管理、控制多人賣淫的，構成引誘、容留、介紹賣淫罪；以引誘、容留、介紹為手段，管理、控制多人賣淫的，構成組織賣淫罪，擇一重罪處罰。

(包頭鋼苑律師張萬軍教授刑事辯護團隊辦公場所附近外景）

（三）量刑情節裁判規則

量刑辯護是組織賣淫案件辯護的重要環節，核心在于準確把握并有效論證各類從寬處罰情節。

1.自首、立功的認定與適用：行為人自動投案并如實供述，應依法認定為自首；提供重要線索偵破其他案件等，可構成立功。律師應重點審查案卷，挖掘相關證據，確保法定從輕情節得到認定。

2.從犯的區分與作用認定：在組織賣淫共同犯罪中，應嚴格區分主從犯。對于僅起次要、輔助作用者，應依法認定為從犯，予以從輕、減輕或免除處罰。前述案例中已明確，即使在組織賣淫罪內部，也存在主從犯之分。

3.認罪認罰從寬制度的適用：在事實清楚、證據確實充分的情況下，引導當事人自愿認罪認罰，可依法獲得從寬處理。律師需就量刑建議與檢察機關進行有效溝通與協商。

4.初犯、偶犯、退贓退賠等酌定情節：對于無前科、偶然參與、積極退繳違法所得、賠償損失并取得諒解的當事人，律師應積極向法庭提出，爭取酌定從輕處罰。

5.賣淫人數、違法所得、危害后果等量刑因素：這些是影響量刑幅度的重要因素。律師應通過證據質證，準確核定相關數額與后果，防止不當升格量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