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為我自己而寫，是為了釋放隱秘的情感

本文節選自《寫作是一把刀》

安妮·埃爾諾 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

對我來說，寫作有兩種形式

我們繼續討論一些圍繞寫作的話題。首先，我想先跟您討論一下您已經完成的作品。根據您迄今為止完成的作品的樣貌，為了研究之便，您是否同意我把您的作品分成三個“區域”？這三個“區域”界限分明：小說（其中很大一部分是自傳性的）、“自傳性敘述”（我在此加引號，表明這些分類都不是很確切）和日記。目前為止，您已經用日記出版了四本書。您在寫作的過程中從一個區域切換到另一個區域時，是否會感到一種變換，還是說這些不同的類別是同時進行的？

我感覺我寫的東西像圍著同一個坑不斷地往下挖。不過我承認我有不同的寫作方式。首先是虛構，這種形式不言自明。

《空衣柜》《他們所說的或空無一物》和《被凍住的女人》是我最初出版的三本書，這三本書封面上都標著“小說”二字。然后是另一種形式，這種形式是隨著《位置》出現的，可以被稱為“自傳性敘述”。因為我極力避免虛構事件，除非是記憶錯誤，我寫的事情連細節都是真的。文本中的“我”跟書封面上的名字終于合為一體了。簡而言之，我的敘述是準確的，其中一切的細節都經得起核實，不論是警方出面的調查還是傳記作者的調查都可以。而且，傳記作者經常跟警方調查到一塊兒去！然而，我對“自傳性敘述”這個術語并不滿意，因為它沒有充分說明問題。這個詞顯然指出了最基礎的一面，即與小說相比，自傳性敘述的寫作姿態和閱讀姿態截然不同，但是這個詞并沒有傳達出文本的目的，也沒有說清楚文本是如何寫出來的。更嚴重的問題在于這個詞矮化了這種寫作形式，人們可能覺得自傳性敘述不過是“作者在談論自己”。然而，《位置》《一個女人》《羞恥》和《事件》的一部分內容其實并不是自傳，反而是社會自傳(auto-socio-biographique)。

《簡單的激情》和《占據》是用非個人的方式分析個人的激情。總的來說，我在第二個階段寫出的文本都帶有“探索”性質。在這些文本中，與其說是討論“自我”或是“找到”“自我”，不如說是迷失自我。讓自我迷失在更廣闊的現實中，迷失在一種文化、一種境遇和一種痛苦中……與我最開始寫的那些小說相比，我感覺我有了一種闊大的自由，自然地，這也是一種強烈的自由。在我拒絕虛構的同時，邊界消失了。在形式方面，一切的可能性都對我敞開了。

在我的寫作中，我傾向于把日記與其他類別分開。首先，因為日記是我最初的寫作形式，沒有具體的文學企圖，完全是為了寫下隱秘的想法，日記只服務于生活。我從16歲起開始寫日記，那是一個心痛欲絕的晚上，當時我還沒有想到我會把我的一生投入寫作中。我記得我最開始寫日記的時候還想著要努力“好好寫”，很快我就轉向了即興。我不會劃掉已經寫下的內容，也不在乎形式，也沒給自己立下多久就要寫一次的規矩。總之，我是為我自己而寫，是為了釋放隱秘的情感，完全沒想過把日記本給任何人看。當我開始寫要發表的作品以后，我在私人日記中延續了從前寫日記的態度。我即興地寫，不在乎審美角度的評價，不給別人看（我的日記本一直都藏得很好！）。我覺得我一直是這樣的態度，也就是說，我不會過多地“預設”讀者。

我總是把我正在寫的書和我的私人日記分得很開。在我正在寫的書里，一切都要營造、要決定，要服務于文本的目的，這一切是在寫作的過程中逐漸完成的。在私人日記中，是時間決定了結構，生活中當下發生的事是素材。因此私人日記有更多的限制，不那么自由。我并不覺得自己是在“搭建”一種現實，我只是留下存在的痕跡，把一些東西放在那兒。私人日記沒有具體的用途，也沒有截稿日期，單純就是在那兒而已。不過我還是得把真正的私人日記和有具體計劃的日記區分開，有具體計劃的日記指的是《室外日記》和《外面的生活》這兩本書。在這兩本書里，我主動選擇了不做內省，不講個人性質的小故事，行文中很少出現“我”。在這兩本書中，未完成的結構、碎片和時間線作為框架影響了日記的形式，而這些都服務于我的選擇和意圖。我想做的是某種類似攝影的東西，記錄日常現實，城市的、集體的日常現實。

現在稍稍總結一下：寫作于我而言有兩種形式。一種是同時進行的多個文本（也包括《室外日記》和《外面的生活》），另一種是我在一旁寫的日記，我像從前的人那樣寫日記，而且寫多種形式的日記。（在私人日記之外，我從1982年開始寫“寫作日志”，記錄我在寫作過程中遇到的疑惑和問題，我寫得很草，用很多省略和縮寫。）在我心里，這兩種寫作模式是相反的，一種是“公共的”，另一種是“私人的”；一種是文學，另一種是生活；一種是完整的作品，另一種是未完成的狀態。是主動和被動的區別。阿奈伊絲·寧(Ana?s Nin)曾在她的日記中寫道：“我想享受，不想加工。”這樣來看，我在私人日記中大概是在享受，而我在其他文本中是在加工。比起享受，我更需要去加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