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賣騎手的心聲：為何成為社會的“社會之恥”？

風雨無阻的身影，為何成為“社會之恥”？

傍晚六點，我，王明，一名42歲的外賣騎手，已經連續跑了十個小時。手機在車頭支架上不斷震動，新的訂單提示音像心跳一樣規律。電量還剩38%，雨水打在面罩上，匯成細流，模糊了前方的紅綠燈。這個時間，寫字樓里的人正討論著晚餐，而我，正駛入一天中最忙碌的戰場。

在中國，像我這樣的人有1300萬。我們穿著藍的、黃的制服，像血液一樣在城市血管里流動，但很少有人覺得我們是這城市有機的一部分。我每天穿過最繁華的街區，卻從未真正屬于那里。

我聽過太多聲音，有的藏在眼神里，有的直接寫在評價里——“不就是個送外賣的”。這標簽像雨衣上的污漬，怎么擦都擦不掉。我知道，覺得我們“丟人”的念頭，不是誰憑空想出來的，它扎根在這個社會的土壤深處。我想弄明白，為什么靠雙手吃飯，成了件需要羞愧的事。

資源的斷層線：當我被擋在教育的門外

我沒上過大學。這不是因為我不愛讀書，而是因為我的家鄉，那個小鎮上，最好的高中一年也考不上幾個本科。我爸媽是工人，他們的世界里，“上大學”是個美好但遙遠的詞。我們那條街上的孩子，大多數和我一樣，讀完職高或高中，就出來謀生了。

我認識李強，他以前在工地干活，摔傷了腰，干不了重活，這才來送外賣。他說：“我知道這活兒沒前途，但能怎么辦？沒學歷，沒技術，我除了力氣還有什么？”他的話里沒有抱怨，只有認命。我們這樣的人很多，不是不想往上爬，是連梯子在哪里都看不見。

我也見過大學生來送外賣。小張就是，一個普通本科畢業，找了半年工作沒著落，暫時騎上了電動車。他說同學聚會都不敢去，“在他們眼里，我好像已經出局了。”學歷本應是敲門磚，但當他拿著磚卻發現無門可敲時，這磚反而成了壓在心里的石頭。

我越來越清楚，這個社會把工作分成了三六九等。最上面是那些坐辦公室、動動手指就能決定很多事情的人；中間是醫生、老師、工程師這些有“本事”的人；最下面，就是我們這些靠體力、跑腿掙錢的人。這種分級不只是錢多錢少，它刻在每個人心里，成了“常識”。我送餐時，有些顧客連正眼都不看我，仿佛我只是一臺會說話的配送機器。

經濟的幻象：我被困在算法的迷宮里

別人總說我們“多勞多得”，好像跑得越多，掙得就一定越多。但只有我們自己知道，控制我們收入的，不是我們的腿，是手機里那個冰冷的算法。

它有一套精密的評分系統：準時率、好評率、接單量……這些數字決定了你今天能賺多少，也決定了明天系統會不會給你派好單子。為了保持準時率，我闖過紅燈。我知道危險，但沒辦法——系統給的時間越來越緊，商家出餐慢一點，路上等個紅燈，時間就沒了。超時一次，扣錢，評分降，后面更難。

我們和平臺簽的，不是勞動合同。他們是“平臺”，我們是“合作伙伴”或“個體工商戶”。聽起來挺平等，意思就是：病了，你自己扛著；傷了，你自己負責；沒有社保，沒有公積金，什么都沒有。上個月，我一個兄弟摔斷了腿，躺在家里，收入斷了，醫藥費還得自己掏。

最讓我夜里睡不著的是，我看不到未來。送外賣，干一年和干十年，有區別嗎？除了路線熟一點，沒有任何本質不同。沒有晉升通道，沒有技能積累。等我四十歲，跑不動了，我去干什么？我現在用體力換錢，就像在挖一個越挖越淺的礦，終有一天會挖空。

在一個用錢來衡量人的社會里，一個既不穩定又沒前途的工作，自然就成了“失敗者”的標簽。有時候我也會懷疑自己：是不是我真的不夠努力，才落到了這一步？

時間的囚徒：當我與這座城市擦肩而過

我每天在這個城市里跑上百公里，但我對它一無所知。我熟悉每一個小區的后門，知道哪條小巷能省兩分鐘，但我不知道這個城市的故事。

“我每天經過那所大學幾十次，”我的騎手朋友小陳說，“但我從不知道里面是什么樣。我的眼睛里只有門牌號和倒計時。”城市對我們來說，不是家園，不是風景，是一張由取餐點和送餐點連成的效率地圖。我們被排除在“附近”的生活之外，成了永恒的過客。

時間也被切碎了。平均一單不到30分鐘，從取到送，神經一直繃著。你沒法休息，沒法思考，只能不停地反應、執行。長年累月下來，我感覺自己像臺機器，只會條件反射，那些需要靜下心來想的事，好像離我越來越遠。

我的生活就是日復一日的循環：上線、接單、取餐、送餐。沒有新鮮的故事，沒有深刻的記憶。當別人在談論電影、旅行、成長時，我發現自己插不上話。我的世界變得很窄，窄到只剩下電動車座上的那一方天地。這種貧乏，讓我在人群里感到自卑。

象征的暴力：當“低人一等”鉆進我的心里

有些傷害，不是打罵，而是無聲無息的。社會學家叫它“象征暴力”，我說不清那么學術的詞，但我能感受到它。

平臺APP里叫我們“騎士”、“蜂鳥”，聽起來威風，可這改變不了我們風吹日曬、被系統催命的實質。顧客一個差評，理由可能只是“湯灑了一點”，卻沒人問問我是不是因為避讓行人急剎了車。媒體上偶爾報道“外賣小哥考上研究生”的新聞，把它包裝成勵志故事，可這故事越勵志，就越顯得我們這行只是個跳板，本身不值得停留。

更明顯的區別，在空間上。很多高檔小區和寫字樓，我們的電動車不準進，只能在大門口等著，像個被防備的外人。有的餐廳，取餐窗口開在側邊或后門，和明亮整潔的堂食區分開。下雨天，我渾身濕透地站在商場門口，里面的人干爽溫暖，那一層玻璃，隔開的好像是兩個世界。

這些話、這些區別聽多了、看多了，會慢慢鉆進自己心里。我有時也會對自己說：“唉，我沒什么大本事，只能干這個。”“等攢點錢，做個正經小生意，這個說不出口。”這種對自己的看不起，不是天生的，是一點一點被外界焊上去的。

女騎手更難。她們不僅要承受“這活沒技術”的偏見，還要面對“女人不該干這個”的指指點點。她們承受著雙重的壓力。

算法的牢籠：當技術成了新的鞭子

都說技術是為人服務的，但我感覺，手機里這個算法，是我的新老板，一個看不見、摸不著，但無處不在的老板。

它的目標很簡單：用最少的時間送最多的單，讓平臺賺最多的錢。為了這個目標，它把活生生的人、復雜的路況，都變成它模型里的數字。可城市不是模型，它會堵車，商家會手忙腳亂，電梯會排隊。但這些“意外”的后果，算法不承擔，承擔的是我們——是我們的超時，是我們的差評，是我們的安全風險。

最讓我覺得不公的是，平臺用算法對我們管得死死的——派什么單、走哪條路、多長時間——但卻說我們不是它的員工。它享受了對勞動過程的絕對控制，卻不用承擔老板該有的責任：不培訓我們，不給我們保障。這叫什么呢？我覺得這叫“只控制，不負責”。

技術本來該讓勞動更輕松，但在這里，它讓我們離自己的工作成果更遠了。我不再是為某個具體的客人送一份溫暖的餐食，我是在執行算法的一個指令，去滿足一個代號為“訂單號XXXX”的需求。這種去人性化的感覺，一點一點磨掉我對這份工作本就微薄的認同感。

沉默的抵抗：在縫隙里尋找一點光

但我們不是木頭人，我們也會想辦法，在夾縫中找回一點自己的價值。

老趙干了五年外賣，他說：“別小看這活兒，里面門道多著呢。怎么規劃路線最省時間，怎么和不同性格的顧客溝通，遇到突發情況怎么處理，這都是技術。”他把這份簡單的體力活，說出了專業性的味道。這是他的抵抗，通過把工作“復雜化”“技術化”，來對抗那種“誰都能干”的污名。

更多人把抵抗放在了網上。在抖音、快手上，很多兄弟分享日常：今天遇到了什么奇葩訂單，哪個小區的路最難找，下雨天怎么防水……還有人展示才藝，唱歌、講段子。在這些視頻里，我們不再是匿名的“騎手”，我們有了名字，有了故事，有了喜怒哀樂。這讓我們感覺自己是個“人”，而不僅僅是個配送工具。

我們也偷偷建起了微信群。哪個區域單子多，哪個商家出餐慢，哪個顧客不好伺候，大家在里面互通有無。誰的車壞了，在群里喊一聲，附近的人能幫就幫一把。平臺的設計是想把我們原子化，孤立我們，但我們用最原始的方式——人與人之間的聯系，織起了一張小小的安全網。

疫情封城的時候，整個城市靜了下來，只有我們還在街上跑。那時候，我們成了城市的“毛細血管”，送藥、送菜、送物資。我收到過很多真誠的感謝，那段時間，我從一些顧客眼里看到了尊重。那讓我覺得，我的工作是有價值的，甚至是重要的。我在想，為什么非要等到災難時刻，這種價值才能被看見呢？

結構的困境：我個人的困局，是時代的一道題

我知道，我的困境，不是我一個人的事，也不是簡單誰“看不起”誰的問題。它背后，是一道道時代出的難題。

中國發展得快，以前需要大量像我們父母那樣的工人。現在產業升級了，機器和電腦替代了很多流水線，但我們這些沒跟上趟的人怎么辦？社會沒能給我們準備好新的技能和出路。外賣這個行業，像一個大池子，接住了我們這些從舊產業里流出來的人，但它自己，也只是一片淺灘，給不了我們遠航的能力。

我是農村戶口，雖然住在城里。很多像我一樣的騎手都是。戶口本上的那個“農”字，像一道隱形的墻，讓我們在很多方面和城里人不一樣。我們建設城市，卻很難享受和城里人一樣的公共服務和權利，這加劇了我們的邊緣感。

再說教育。所有人都擠那座叫“高考”的獨木橋，過去了是“成功”，過不去好像就成了“失敗”。社會贊美那些過去的，卻很少告訴我們，橋旁邊其實還有別的路，而那些路也同樣值得走，值得被尊重。當我們這些“沒過去”的人涌入就業市場時，發現受尊敬的選擇那么少。外賣，成了一個無奈但普遍的“收容站”。

整個社會的風氣也在變。大家越來越看重一個工作“光不光彩”、“賺不賺錢”，而不是它“有沒有用”、“有沒有尊嚴”。當價值被簡化為價格和面子時，像我們這樣收入不高、滿身汗味的勞動，自然就被排到了鄙視鏈的末端。

超越污名：我所渴望的，是一個有尊嚴的位置

改變，不能只靠說“勞動光榮”。我們需要實實在在的變化。

首先，法律得承認我們。平臺不能又想控制我們，又不想對我們負責。得明確我們和平臺到底是什么關系，我們的勞動時間、安全保障、社會保險，這些基本權利必須有著落。我聽說歐洲有些地方，把我們這種工作單獨列為一類勞動者，既不是正式員工，也不是完全自由的個體戶，給予一定的保護。這個辦法，我覺得我們可以想想。

錢要分得公平。平臺的利潤，不能只來自對我們時間的極限壓榨。算法是怎么算錢的？憑什么扣費？這些應該透明。我們應該有一個能活下去的最低報酬標準，甚至，我們應該能有一個集體，去和平臺商量這些事。

社會看待工作的眼光得變一變。不是只有坐辦公室、搞研究才叫成功。學校應該多教孩子一些實際的技能，告訴他們職業有很多種，每一種做精了都有價值。媒體也別總拍我們要么慘兮兮，要么突然逆襲，就拍拍我們普普通通、認真生活的樣子就好。

這座城，應該對我們友好一點。規劃幾個能安心停車、充電、喝口水的地方。那些大樓的管理規定，別總把我們攔在外面。我們也是這座城市運轉的一部分，不是需要防范的“外人”。

技術，應該幫人，而不是壓榨人。設計算法的時候，能不能也聽聽我們騎手的聲音？能不能在追求效率的同時，也考慮一下我們的安全和健康？技術應該讓工作更有尊嚴，而不是相反。

說到底，什么是有尊嚴的勞動？我覺得，不是看你是用腦子還是用力氣，而是看這份工作讓不讓你覺得自己是個完整的人，讓不讓你有成長的可能，讓不讓你覺得被公平對待。在這個越來越智能的時代，人的溫度、人的聯結、人的堅韌，這些才是我們獨一無二的價值。

當我的身影，能被真正看見

晚上七點，我送完了今天的第42單。雨停了，城市的燈光亮起來，像一片倒過來的星空。我把車停在路邊，摘下頭盔，長長地吐了一口氣。臉上有頭盔勒出的印子，衣服里外都潮乎乎的。手機屏幕又亮了，“叮咚”，新訂單，在城市的另一頭。

在中國這幅巨大的、快速變動的畫卷里，我和我的電動車，是一個小小的、移動的墨點。我們連接起虛擬的訂單和真實的需求，卻被當作畫布上無關緊要的背景。

說送外賣“丟人”，照出的其實是整個社會價值體系的扭曲。它暴露了我們多么狹隘地理解勞動，多么勢利地分配尊嚴，多么集體性地回避發展的代價。當我們貶低一個職業時，我們傷害的不只是干這行的人，我們也在拆解社會團結的基石，褻瀆勞動本身的意義。

改變，必須從“看見”開始。不是眼角余光瞥見，而是真正地看見——看見風雨里我們奔跑的身影，看見我們為省兩分鐘在車流中穿梭的驚險，看見我們手機里那些被壓縮到極限的時間，也看見我們在這份工作中練就的認路本事、溝通技巧和堅韌耐性。看見我們的渴望，也看見我們身處的系統性困局。只有直面問題，而不是用一句輕飄飄的“都值得尊重”來掩蓋矛盾，事情才可能真正變好。

我的尊嚴，我們這1300萬人的尊嚴，最終拷問的是：我們想生活在一個什么樣的社會？是一個把人按收入和地位分成三六九等的金字塔，還是一個承認不同貢獻、保障基本尊嚴的命運共同體？在這個科技飛奔、社會轉型的時代，這個問題，從未如此緊迫。

夜更深了，街上依然有無數電動車在穿梭。車頭的燈光劃破黑暗，一道道，一閃閃，像流星，也像希望。或許，就在這些光點劃過的軌跡里，藏著重新連接這個社會的線索，藏著讓每一種勞動都保有尊嚴的可能——不只為了我們這些外賣騎手，也為了每一個在時代浪潮中，努力不被淹沒的普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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