雜草是人類的敵人嗎？

雜草不是他者，雜草就是你我。

——邁克爾·波倫，《雜草、玫瑰與土撥鼠：花園如何教育了我》

去年以來，我跟隨食通社伙伴們走訪了全國十余個生態農場，從北京到長三角的沿海都市，再到廣西、云南等地區。每一個農場都是包羅萬象的天地，它們在規模、功能、種類方面又各有特色，讓人印象深刻。一段時間我總在想，如果讓我向別人介紹關于這些生態農場和生態農業的記憶和見聞，恐怕一時不知從何說起。直到我想到了雜草，它或許是人們可以抓住的一條內在線索，沿著它深入思考，既能將生態農場同常規農場區分開，又能繪制出不同生態農場的內部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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誕生在農業陰影下的雜草

“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雜草與莊稼的愛恨情仇，是人類與自然之間持久沖突的縮影。而如何處理雜草則是最考驗農民心態的問題，最能折射出生態農業和其它農業模式的實質區別。

?在南方夏天高溫高濕的環境下，一兩周不注意，雜草就會瘋長，甚至把作物淹沒。攝影：伍嬌

從古至今，幾乎沒有哪個農場不受雜草的困擾。相比于其它生產環節，甚至相比于病蟲害防治，除草又是機械與農化產品運用的短板。在這種情況下，如果人們想要正面地認識雜草，首先想到的往往也只是它們的食用、藥用價值。不過我覺得，對于生態農業而言，雜草更重要的意義在于視角轉換：借人類學家列維-施特勞斯的說法，它不僅好吃，也有助于思考。也就是說，雜草有助于我們思考：人與自然之間的關系應該是怎樣的？

雜草的存在本身已經為這個問題提供了初步的答案。正如垃圾是放錯地方的資源，雜草則是優點尚未發現的植物，它們恰恰誕生在農業的陰影中。在萬千野生物種中，成功被馴化和利用的成為了作物，不被青睞卻與前者競爭的，就淪為雜草，二者如何界定取決于人類的生計和文化需求。很少人能想到，稻田中常見的“惡性雜草”——稗草（長期的篩選壓力讓它們偽裝得與水稻頗為相似，即“瓦維洛夫擬態”），也曾是人們的主食之一。

?左右兩株，哪個是稻子？哪個是稗子？答案在評論區揭曉。攝影：沈葉

當我們遠離人類中心的視角，雜草就失去了那種不潔或危險的道德意涵，它的出現只是對被擾動的自然和土壤的一種回應，是一種“不破不立”的自然傾向。因此，在生態農業看來，雜草能修復土地之偏性，因而可能成為現代農業某些積弊的解藥。例如，在土壤板結處生長的雜草往往有松土的作用，而在土壤松散處生長的雜草則擅長固土；土壤缺乏某些必需元素則有雜草能富集，某些土地的重金屬污染也要由雜草來消耗。待土質恢復平衡，它們便功成身退；反之，當人們執著于除草或擾動土壤，它們便誓不罷休。

在共學交流中，實習生亮仔的一番洞見令我印象深刻：“雜草是鏡子，能顯露我心故”。在傳統農業中，人草之爭尚不激烈。除草被視為灑掃一般的日常勞作，人工鋤草本身也能起到土壤保墑的作用，雜草也以多種方式為我所用，從救荒、醫藥、柴火、飼料到編織。現代以來，農業集約化加劇了對水土和生態平衡的擾動，雜草才成為了人類文明必須征服的自然敵人。但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在常規農業中，一味追求效率、完全忽視雜草與土地互動關系的化學除草方式，反而鍛造出了“超級雜草”：就算面對草甘膦這樣的強力除草劑，雜草也終究會通過突變或基因交流產生抗性。相反，生態農業的“雜草管理”，則需要農人真正走進多樣性的生態，不僅是容忍或利用雜草，而且是通過合作與競爭并存、不斷生成的生命互動關系來促進自然。

?《種子帝國》一書揭露了孟山都的化學制品和轉基因技術如何滲入全球糧食供應鏈的各個節點。書中提到，一位孟山都資助的雜草學家因為發現除草劑抗性會帶來超級雜草的問題，而受到孟山都的恐嚇。圖源：食通社

2

生態農業如何“與草共舞”

在生態農業內部，雜草管理方式同樣是區別農人心態的關鍵。在不使用除草劑的前提下，雜草管理的思路大致有如下三個層次：

首先是直接除掉已經發生的雜草，包括物理手段（人工除草、機械除草、覆膜等）、生物手段（生物藥劑）。不過，任何單一的除草方式，都會多少向雜草施加進化壓力，從而形成單一化的雜草群落。

其次是利用生態學原理減少雜草的發生，例如輪作、套種、假苗床、滴灌，乃至以草治草。這一類技術的精髓在于營造時機的不確定性和場景的多樣性，讓雜草難以摸清生存套路。

最后是讓雜草成為構建農田生態的積極力量，當生態平衡趨于完善，作物變得更健壯，雜草也就不再成為一個問題。這或許與一句古諺相應：“上醫醫國，中醫醫人，下醫醫病”。

?廣西百草園農場的小伙伴正在割草，適時控制草的長勢為地所用。留草可以讓土壤有良好的回潤功能，有助于植物根系從土壤深處吸取水分養分。攝影：陳昱均

但生態修復的理想往往不得不在農場營收的現實壓力面前讓步。有機種植的產量往往不及常規種植，更何況，許多生態農場啟動于被化學農業污染或榨干的“病地”上，需要更長時間使之復健。有些農場選擇了更直接見效的除草手段，哪怕為此付出更多的人力物力。大理歸零農場的玉笏姐認為，僅僅依靠這些手段的生態農場，并沒有真正擺脫常規農業的思路，自然本身的修復潛能并沒有得到信任和激活。

如果僅僅著眼于產量，我們也就錯失了生態農業的“無盡藏”：可持續性和韌性——這意味著農作物更能應對不利的自然條件。在大理的歸零農場，玫瑰樹的株距比一般農場要大不少，套種著其它果樹、灌木等，雜草也無所顧忌地生長。可不要小看這些雜草：撥開郁郁蔥蔥的莖稈和藤蔓，還有枯枝敗葉和帶著菌絲的腐殖質層精心呵護著表土，棕褐、松軟、濕潤、清新的交感撲面而來。

?歸零農場沒有除草的小塊農田。

玉笏姐回憶道，之前大理遭遇連續干旱時，別家的玫瑰園損失慘重，而歸零農場的植株卻挺過了難關。令其他農場主同樣難以置信的是，他們田間橫行的害蟲在這里幾乎找不到蹤影。正是雜草群落營造的生物多樣性完善了食物鏈，避免了特定害蟲的“一家獨大”。

生態農業還給我們的生活帶來了另一重驚喜：食物的風味。對于嘗過生態農產品的消費者，這無需多言。而親臨健康的土地去品嘗它的饋贈，更能帶給我們更鮮活和整全的滋養。玉笏姐隨手從一棵李樹上摘下幾顆果子給我們。那酸甜多汁的欣快感讓我們很難想象這棵樹剛剛在農場安家時的苦澀。這棵樹原是別人不要而撿過來的，頭兩年結的果子幾乎無法下口。玉笏姐想，再等一年看看，如果還是這么苦就挖掉算了。沒想到，到了下一年，也許是經過農場水土的“解毒”，果子的味道已大有改觀。昔日的耐心締造了今日的緣分。

?歸零農場的李子樹。

3

“不除草”的適用范圍

有人或許會質疑，“不除草”是否只適用于極小規模的生態種植場景？對于那些更需要集約化種植、與雜草競爭更激烈的作物，這是否只是一種空想？對此，生態農人不是教條主義者：除草的目的并非斬草除根，而在于減少雜草對農業生產的不利影響。基于不同種植條件，雜草管理的程度和方式有很大的彈性空間。但總體而言，他們會嘗試將除草限定在苗期等特定階段，以及長勢快、高大、根系發達的特定種類，對于影響不大的雜草則不去干涉。另外，種植規劃本身也是與雜草“休戰”的契機。

首先是降低對集約化的追求。如果不求將單產和一致性做到極致，少許雜草無傷大雅。歸零農場有三小塊地種有不同品種的水稻，對其中的稗子等常見雜草，玉笏姐說：不用拔。可以說，她已經把適量的稗草當作了農田系統中的一員，它們徑自生長，并不影響水稻豐收。

其次是給雜草留出其它的場所。規模化種植糧食作物的生態農場，例如西安的綠我農場、昆山的悅豐島，會選擇休耕一季，給土地“補充”有助于恢復地力的雜草。這對于雜草和莊稼、土地和人而言都是一種喘息與和解的機會：到了下一季，茬口壓力小了，施肥和除草的要求也少了。在北京的溪青農場，草莓地不留雜草，但周邊會種上十字花科等吸引蟲子的作物，從而發揮雜草的生態防治功能。

除了時間、空間之外，雜草和作物的界限也可以通過品種多樣性而模糊化。悅豐島承擔著老品種保育的任務，在上百個水稻品種中，大約20種成行地進行擴繁，40種左右在一米見方的小田塊進行保育。這些保育方還需額外用竹竿、繩子加固，并適時加裝防鳥網和遮陽網。在這里，不同脾性的水稻讓我大開眼界：早熟晚熟、高稈矮稈、水稻旱稻，不一而足。特別是有的高稈品種，稻葉像亂發一樣彎倒，穗子也隨性散開——在絕大多數其它稻田中，它們都被視為“野稻”或“雜草稻”而拔除。

?悅豐島的老品種水稻。據統計，在悅豐島，共有167個農作物種質資源保護區域內種植，其中包括昆農8號、白殼老來青、鴨血糯、蘇御糯等62個水稻品種。

4

“外來入侵雜草”的未知命運

然而，還是有一些雜草被更嚴格地擋在了生態農業的邊界之外。

在我遇到的雜草中，唯一讓我難以拋棄成見的是加拿大一枝黃花。它在1935年作為觀賞植物引入上海等地，憑借極強的繁殖能力和耐貧瘠的特性，逐漸向野外擴散蔓延。位于上海奉賢的樂閑谷農場，部分閑置地塊在短短數年內已經成為這種外來入侵植物的天下。一人多高、莖桿木質化的植株密匝匝地瘋長，其化感作用將周邊草本植物悉數扼殺在搖籃里，儼然植物界的法西斯主義者。袁清華老師每年都會帶人在開花之前把它們砍伐一遍，但此類措施只能暫時控制它的爆發。

?袁清華老師正在用鐮刀割加拿大一枝黃花。

那幾天我們的主要工作是除草。割草機只能處理一些低矮的草，成片的加拿大一枝黃花都需要靠人工，使用鐮刀或者電鋸。袁老師耐心地糾正我的動作細節，待我逐漸熟練，一刀下去，一排植株倏然倒地。一種油然而生的戰意罔顧汗流浹背、精疲力竭，驅使我踏著斷枝不停地向荒地深處推進。這是比常規農業更決絕的敵我關系：實際的生產需求升華為道德使命感。

我的感受不是孤例。在交流中，一些希望少除草或不除草的伙伴，也難免對那些惡性雜草抱有敵意。這或許基于如下原則：以互惠、包容為原則的生命可以共存，以侵略性、排他性為原則的生命需要被遏止。因此，鏟除惡性雜草是改良農業生態的“必要之惡”。

“外來入侵雜草”不只是一個人與自然之間的問題，它本身也包含著人類的活動因素。首先，從早期殖民歷史到全球化時代的人類遷徙與勢力擴張，讓某些物種搭上了順風車。其次，外來雜草發生最嚴重的地區，往往也是規模化墾殖、化學農業、工業與城市建設顯著擾動的土地，本土生態系統的削弱，客觀上為外來者掃除了本就有限的競爭者和天敵。

即使明白這個道理，我們也只能接受加拿大一枝黃花來到這片土地的事實，并且誰也無法預測它的未來命運。也許可以利用本土的雜草與之競爭，也許會有新的天敵來對付它，也許人類又開發了它的新用途。但這需要時間，也不可避免讓本土的人和其它物種受傷害。唯一能確定的是，在這片人類持續擾動的土地上，它很難就此消失。

或許，更早到來的三葉鬼針草能給我們多一點底氣。從生態學來看，它并不是個良好的演替物種，但它也客觀上修復著被擾動、被污染的土地，通過自身的多種用途而卷入人們的日常生活。在云南麗江的石頭城，它和本土的近親一樣，憑借廣泛的用途（藥用、飼料）而嵌入了本地人的知識體系，納西語名字已難以讓人想起其入侵性的來源。在顏萍姐的百草園，鬼針草還成為了餐桌上的野菜。原來，傳統農業社區和生態農人并沒有機械地劃定本土與外來物種的邊界，也沒有把所謂“惡性雜草”上升到敵我關系。這些雜草帶來了麻煩，但也有轉化的余地：至少，它可以吃。

?在位于廣西的百草園農場，鬼針草作為野菜被端上餐桌。

繞了一圈，“思”又回到了“吃”。正如人類學家安娜瑪麗·摩爾所揭示的，吃和喂養關系塑造了不同物種生命的基本連結。人類以相反的方式同時喂養了莊稼和雜草，也以相反的方式吃掉它們。畢竟，任何有限的生命都不自足，草也好，人也好，終究要學會與環境中的其它生命共存，相互取予。當農場的羊欣然接受了加拿大一枝黃花的美餐，我對這種雜草也少了些偏見。

-這是食通社第764篇原創-

食通社

作者

Anael

人類學碩士，主要研究農村與農業，興趣在政經、多物種關系和情感/道德之間漂移，希望成為農村社區發展與生態建設的踐行者，在雜草叢生的人類世中尋找不同的連結可能。

編輯：玉陽

版式：明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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