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戰時，一地下黨被捕入獄，絕望之際忽發現，獄中掏糞老頭不一般

1940年的江南四月，風里還帶著春寒。武進仁星鄉的清晨，薄霧像一層紗，輕輕籠罩著河北巷的青石板路。丹北中心縣委書記周蘇平穿著一身半舊的青布衫，手里拎著個布包，腳步不緊不慢。他的目光平靜，卻在經過每一個巷口時，都會稍稍停留片刻。

這次的任務是為部隊籌款。

敵后抗戰進入相持階段，物資越來越緊張。組織上需要這筆錢購置藥品、糧食，甚至是一兩支槍。周蘇平在仁星鄉有幾個可靠的聯絡點，都是些普通農戶和小商人，他們愿意省下口糧、拿出積蓄支持抗日。這不是他第一次做這項工作，但每一次，他都像第一次那樣謹慎。

上午九點多，他敲響了巷尾一戶人家的木門。門開了條縫，里面是張熟悉的臉——老楊，一個做小生意的中年人，兒子參加了新四軍。兩人沒有說話，只是對視一眼，周蘇平便閃身進去。

屋里很暗，只有一扇小窗透進些光。老楊從床底摸出個小布包，里面是疊得整整齊齊的紙幣和一些銀元。“就這些了，周同志。”老楊的聲音壓得很低，“最近查得緊，您千萬小心。”

周蘇平接過布包，掂了掂，小心地塞進懷里。“放心，我會走小路。”他拍了拍老楊的肩膀，“等勝利了，我請你喝酒。”

這句話剛說完，外面忽然傳來一陣雜亂的腳步聲。周蘇平臉色一變。老楊也聽見了，急忙推開后窗：“快，從后面走！”

已經來不及了。木門被猛地撞開，三個端著槍的偽軍沖了進來，后面還跟著兩個日本兵。刺刀在昏暗的光線里閃著冷光。

“不許動！”領頭的偽軍小隊長是個尖臉漢子，眼睛像老鼠一樣掃視著屋子。他一眼就盯住了周蘇平懷里的布包：“懷里揣的什么？拿出來！”

周蘇平站著沒動。他知道，這個時候任何多余的動作都會讓情況更糟。但他更知道，懷里的錢不能落到敵人手里——那是戰士們用命換來的希望。

“長官，這是我家親戚……”老楊試圖解釋。“閉嘴！”偽軍小隊長一槍托砸在老楊肩上，老人踉蹌著倒在地上。

兩個日本兵已經圍了上來。其中一個矮胖的，留著小胡子，用生硬的中文說：“你的，新四軍的干活？”周蘇平搖搖頭：“我是做生意的。”“生意？”小胡子日本兵冷笑一聲，突然伸手扯開周蘇平的衣襟。布包掉在地上，銀元滾了一地，發出清脆的響聲。

屋子里一片死寂。“帶走！”小胡子日本兵大吼著對偽軍揮了揮手。

周蘇平被反綁雙手推出了門。巷子里已經圍了些人，都是附近的居民，他們站在自家門口，遠遠地看著，沒人敢靠近，也沒人敢說話。周蘇平的目光掃過那些熟悉的面孔，看到了恐懼，看到了擔憂，也看到了隱忍的憤怒。

他挺直了腰板。

二

從仁星鄉到常州的路上，折磨開始了。先是鞋襪被扒掉。四月的石板路還很涼，碎石子硌著腳底，每一步都鉆心地疼。

但這還只是苦難的開始。

一個偽軍搬來兩箱子彈，用鐵絲穿起來，掛在了周蘇平的脖子上。子彈很沉，鐵絲的邊緣鋒利，很快就勒進了皮肉。

“走！”偽軍小隊長在后面推了一把。周蘇平踉蹌了一步，勉強站穩。每走一步，脖子上的鐵絲就勒得更深一些，子彈箱晃動著，撞擊著他的胸口和后背。不到半里路，他的脖子上已經滲出了血，在青布衫的領口染出一片暗紅。

路過一條小河時，他腳下一滑，整個人向前撲倒。子彈箱重重地砸在地上，也把他拖倒在地。泥水濺了一臉，他掙扎著想站起來，但脖子被鐵絲勒得喘不過氣，雙腳也使不上力。

“裝死？”偽軍小隊長走過來，朝他腰上狠狠踢了一腳。

周蘇平悶哼一聲，咬緊了牙關。他能感覺到肋骨處傳來一陣劇痛，可能是斷了。但他沒出聲，只是用盡力氣抬起頭，盯著那個偽軍。那眼神太平靜了，平靜得讓偽軍小隊長心里發毛。他又踢了一腳，罵罵咧咧地讓人把周蘇平拖起來，扔上了停在路邊的卡車。

卡車車廂里，真正的酷刑才剛開始。鉛絲繩——就是那種用來捆貨物的粗鐵絲——被偽軍拿在手里，一下下抽在周蘇平身上。每一下都帶起一片皮肉，血很快就浸透了衣裳。周蘇平蜷縮在車廂角落，盡量護住頭和臉。他數著抽打的次數，數到十七下時，意識開始模糊。

但他沒暈過去。

他不能暈，暈過去就真的完了。

他想起妻子，想起剛滿三歲的兒子。想起入黨那天，在油燈下舉起右手宣誓：“隨時準備為黨和人民犧牲一切。”這句話在當時說出來，帶著青年人的熱血和理想；而現在，它成了一種實實在在的、需要用血肉去承受的重量。

卡車顛簸著駛進常州城時，周蘇平已經成了一個血人。他被拖下車，扔進日本憲兵隊的監獄。那是一個陰暗潮濕的地下室，只有一扇小鐵窗透進些微光。地上鋪著發霉的稻草，空氣里彌漫著血腥和排泄物的臭味。

審訊室在樓上。周蘇平被拖上樓梯時，每上一級臺階，身上的傷口就被拉扯一次。他咬破了嘴唇，才沒讓自己叫出聲來。

審訊他的是個日本軍官，戴著眼鏡，看起來很斯文。但那雙眼睛后面，是冰冷的、非人的目光。

“姓名。”

“周蘇平。”

“職務。”

“商人。”

“商人？”日本軍官笑了，從桌上拿起一支點燃的香煙，慢慢走到周蘇平面前，“商人需要為游擊隊籌款嗎？”

周蘇平沒回答。

香煙按在了他的手臂上。皮肉被灼燒的滋滋聲在寂靜的審訊室里格外清晰，一股焦糊味彌漫開來。周蘇平的身體猛地繃緊，額頭上瞬間冒出了冷汗。但他還是沒出聲。

一支煙滅了，又點一支。手臂、肩膀、胸口……日本軍官像是在玩一個游戲，慢條斯理地尋找著還能下手的部位。炎熱的夏天，審訊室里悶得像蒸籠，周蘇平的嘴唇已經干裂出血，但他沒開口要水喝——他知道，要了也不會給，反而會換來更多的羞辱。

“說吧，你的上級是誰？聯絡點在哪里？”日本軍官的聲音依然平靜，“說了，就能喝水，就能活命。”

周蘇平抬起眼睛，看著對方。他的喉嚨干得發痛，每一個字都說得很費力，但說得很清楚：“我是中國人。”

三

周蘇平被扔回牢房時，已經是深夜。他趴在發霉的稻草上，一動不動。身上的傷口火辣辣地疼，有些地方已經化膿，發出難聞的氣味。但他心里清楚，這些皮肉之苦要不了命。真正要命的是接下來的時間——敵人不會輕易放過他，要么他屈服，要么他死。

他不能死。至少不能死在這里。

牢房里還有另外兩個囚犯，都是普通百姓，一個是因為“私藏糧食”，一個是因為“夜不歸宿”。他們縮在角落里，看著周蘇平，眼神里滿是恐懼和同情。

第二天一早，牢門開了，一個挑著糞桶的老頭低著頭走進來。他是監獄的雜役，每天負責清理各牢房的馬桶。老頭大概六十多歲，背駝得厲害，臉上滿是皺紋，一雙眼睛渾濁無光。

周蘇平注意到了他。接下來幾天，每當老頭來挑糞時，周蘇平都會試著跟他搭話。開始時老頭很警惕，什么也不說，只是低頭干活。但周蘇平不急，他挑老頭干活時旁邊沒看守的時候，輕聲說上兩句。

“老人家，家里還有人嗎？”老頭起初不理他。第三次問時，老頭終于抬起頭，看了周蘇平一眼：“兒子沒了，被日本兵打死的。”

周蘇平心里一動。他慢慢挪到牢門邊，壓低聲音：“我認識打鬼子的人。”老頭的動作停了一下。“我也是打鬼子的。”周蘇平說得很輕，但很清晰，“現在需要您幫個忙。”

老頭沒說話，繼續舀糞，但他的手在抖。

第二天，老頭再來時，周蘇平已經準備好了——他從內衣上撕下一小條布，用撿來的炭塊在上面寫了幾個字。炭塊是他在墻角發現的，可能是以前關在這里的人留下的。

老頭挑著糞桶經過時，周蘇平把布條悄悄塞進了他手里。

布條上寫著：“要堅強，不悲傷，我準備犧牲。”這是給妻子的。周蘇平知道這很冒險。如果老頭把布條交給日本人，他就完了。但他更知道，妻子在等他消息，她一定急瘋了。他必須讓她知道，他還活著，而且沒有屈服。

兩天后，老頭又來了。這次，他經過周蘇平的牢房時，輕輕點了點頭。布條送出去了。

周蘇平松了口氣，但緊接著，更大的焦慮涌了上來。他知道敵人不會永遠把他關在這里審問，要么轉移，要么處決。他必須想辦法出去。

又過了幾天，他寫了第二張布條：“帶好孩子，繼續革命。”這是最后的囑托。如果他出不去，這就是他對家人、對革命最后的交代。

老頭接過布條時，手抖得更厲害了。他看著周蘇平，張了張嘴，似乎想說什么，但最后還是閉上了，只是深深地看了周蘇平一眼，那眼神里有悲憫，也有敬意。

四

周蘇平不知道的是，在他獄中掙扎的同時，外面的營救工作已經開始了。中共太滆工委得知他被捕的消息后，立即行動起來。

直接劫獄風險太大，敵人看守嚴密，硬闖只會造成更多傷亡，唯一的辦法是利用敵偽內部的矛盾。

當時常州城里的日偽勢力并非鐵板一塊。日本人看不起偽軍，偽軍之間又分不同派系，互相傾軋。工委通過地下關系，聯系上了一位與我方有聯系的大商賈。這位商人在本地有些影響力，與偽軍某些軍官有交情。

“需要一大筆錢。”對方跟工委的聯絡人說，“打點上下，疏通關系，讓他們‘疏忽’一下。”“錢不是問題。”聯絡人說，“只要人能出來。”

不久，一筆可觀的銀元被悄悄送到了幾個關鍵人物手里。

偽軍看守所的一個小隊長拿到了錢，另一個負責審訊記錄的文書也拿到了錢。就連日本憲兵隊的一個翻譯，也收到了“心意”。錢果然起了作用。周蘇平在牢房里的待遇開始微妙地變化。先是每天的審訊減少了，接著看守對他不再那么粗暴。

有一次，一個偽軍士兵甚至偷偷塞給他半個饅頭。

但最重要的進展是：通過那位商人的關系，他們搞到了一張“良民證”。

“良民證”是日占區百姓必備的身份證明，沒有它寸步難行。這張證上的名字不是周蘇平，而是一個化名，照片也是臨時弄上去的，有些模糊，但足夠應付一般檢查。

問題是，怎么把證送進去？

又是那個挑糞的老頭。

組織上派人找到了他的住處——城外一個破舊的窩棚。去的人沒多說，只留下一包錢和一張折好的“良民證”。“下次去監獄時，把這個帶給周同志。”那人說，“他知道該怎么做。”

老頭接過東西時，手一直在抖。

他看著來人，終于問出了憋在心里很久的問題：“他……真是打鬼子的？”“是。”來人點頭，“我們都在打鬼子。”

老頭把東西緊緊攥在手里：“我兒子也是打鬼子死的。我會送到的。”

五

七月中旬，常州城熱得像蒸籠。監獄里的日子更難熬了，悶熱、潮濕、蚊蟲肆虐，很多犯人生了病。周蘇平身上的傷口有些已經感染，他發著低燒，但神志依然清醒。

一天早晨，看守突然打開牢門：“起來，出去干活！”這是新情況。以前重刑犯是不允許外出干活的，只能關在牢里。

周蘇平心里一動，隱約覺得這是個機會。

他和另外十幾個囚犯被押到火車站，任務是搬運貨物。車站很亂，到處是貨物堆、行李、來往的人。日本兵在站臺上巡邏，偽軍監工拿著鞭子吆喝著，但看得出來，他們也很不耐煩這大熱天的差事。

周蘇平干得很賣力。他扛著麻袋，一趟趟往返于貨車和倉庫之間。汗水浸透了破衣裳，流進傷口里，刺得生疼。但他沒停，一邊干活一邊觀察周圍的環境。

車站有兩道門，一道是站臺入口，有日本兵把守；一道是貨物出口，只有兩個偽軍懶洋洋地坐在那里。貨物出口外面就是街道，人來人往。

中午時分，監工招呼休息。囚犯們被集中到一處陰涼地，每人發了個窩頭。日本兵也躲到崗亭里去了，太熱，他們懶得看著。

周蘇平慢慢吃著窩頭，眼睛始終沒離開貨物出口。那兩個偽軍正在聊天，其中一個掏出煙來抽，另一個起身去倒水。

就是現在。

他站起身，裝作要去廁所的樣子，慢慢朝貨物出口挪去。沒人注意他——囚犯們都在埋頭吃東西，監工在打盹，日本兵在崗亭里扇扇子。

周蘇平掛著良民證，鎮定地走出了貨物出口，兩名偽軍根本沒有想到會有人敢出來，因此都沒注意到周蘇平出去的情況。

周蘇平出去后，轉了個墻角，隨后便狂奔起來，他不知道跑了多久，直到肺像要炸開，才在一個廢棄的院子里停下來。他靠著墻，大口喘著氣，心臟跳得像要沖出胸口。

他抬起頭，看著院子外的一小片天空。天很藍，有云在飄。陽光透過樹葉的縫隙灑下來，在地上投出斑駁的光影。

逃出來了。

他小心地把“良民證”收好，整理了一下破爛的衣裳，然后走出院子，融進了街巷的人流中。他的腳步還有些虛浮，但每一步都走得很穩。

前面還有很長的路要走。他要找到組織，要見到妻兒，要繼續革命。但此刻，在這七月的陽光下，他第一次如此真切地感受到：活著，真好。

遠處傳來火車的汽笛聲，悠長而有力，像一聲宣告，也像一句承諾。周蘇平沒有回頭，只是加快了腳步，朝著南方——那是地方部隊活動的方向，也是希望所在的方向——堅定地走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