盧鋒：應對新形勢下經濟內外不平衡矛盾——“十四五”增長雙重反差與“十五五”調整前景

應對新形勢下經濟內外不平衡矛盾——“十四五”增長雙重反差與“十五五”調整前景[1]

盧鋒 2025年12月21日[2]

我國的中長期發展規劃秉持問題導向的方法原則，這意味著規劃既立足于長遠發展目標愿景，也緊密結合不同時期國民經濟與社會發展中出現的新現象、新矛盾與新問題，做出針對性部署以化解矛盾和推動經濟持續健康發展。“十四五”時期我國經濟增長呈現“供給能力較強與需求增長偏弱”、“出口順差較強與本幣實際偏弱”特點，供強需弱與貿強匯弱雙重反差現象，顯示我國經濟韌性成長取得重要成就，同時也面臨內外不平衡新矛盾困擾亟需再平衡。上述矛盾已引發決策層重視并出臺相關措施加以調節，從當前政策趨勢看，“十五五”時期上述矛盾有望得到顯著調整。本文擬圍繞上述現象，側重從消費短板與我國開放型經濟內外平衡關系探討三個層次內容：首先分別簡略觀察上述內外雙重反差特點的經驗表現；其次討論雙重反差的內部關系及其相互關系，分析消費偏弱短板的特殊影響，并從包括公共資源趕超型配置方式特點等多角度探討其成因；最后展望“十五五”政策調節與演變前景。

一、供強需弱反差的表現

“十四五”時期雖然面臨外部復雜環境與遭遇疫情大流行沖擊，我國經濟仍保持了中高速增長趨勢，展現出強韌增長潛力與調整能力。尤其在生產端供給側提升方面出現令人鼓舞的進步：得益于市場競爭激勵機制與國家政策引導支持，在重要產業技術轉型升級方面取得多方面進展，一系列前沿與新興產業發展也取得新突破，基礎設施和傳統工業鞏固和發展了原有優勢，國際競爭力與貿易結構顯著提升。

最近有機會到兩個一線城市看經濟，感受到在新一輪AI創新浪潮下，地方和企業在新興技術產業領域研發創新你追我趕態勢和熱火朝天氛圍。與企業人士和官員交流，聽到的一個高頻率詞是“場景”：就是為包括各種機器人在內的各類新興技術尋求現實應用場景，從而為技術大規模商業化運用創造條件，使得技術創新成功落地為推動顯示經濟發展的現實引擎。競爭內容和形態，不僅表現在技術進步、成本優勢、流程成熟度和效率，而且聚焦在發現和創造先進技術和產品的大規模應用場景，這從一個側面顯示我國最發達經濟區域處于全球相關技術產業競爭的最前沿位置。

總起來看，在“十四五”以及稍早一段時期以來，我國技術產業的整體水平發生顯著提升和階梯式遞進。供給側提升的最新階段性成就，顯示新中國幾代人持續奮斗追求的“趕上和超過”國際先進水平目標正在逐步變成現實，部分關鍵領域與細分產業技術“卡脖子”環節我國攻關克難逐步取得進步，技術產業未來全面趕超路徑已大體清晰呈現出來，我國生產力供給側未來趕超趨勢展開難以阻擋。這方面進步和突破代表了與歷史時期比較未曾有過的新變化，是討論經濟增長與結構調整以及政策選擇需重視的現實條件。

然而生產供給能力提升在經濟增長平衡要求上派生一系列新挑戰：主要是需求增長相對偏弱導致供強需弱矛盾突出，表現為供求關系與需求內部等五個方面相互聯系的組合現象。一是在我國近年經濟增長的總供求關系中總需求總體上持續偏弱，表現為一般物價水平總體地位運行，經濟景氣度偏低，結構性失業壓力持續等等。這時現實經濟增長速度基本由需求決定，供給方面外國遏制導致的短板制約相對影響較小。從五年規劃歷史看，上世紀八九十年代，總供求不平衡關系是相反的：當時需求過熱、通貨膨脹、投資饑渴，消費基金膨脹等等。

二是在總需求內部，近年外需增長的實際數據表現仍比較亮眼，外需拉動率和貢獻率都處于高位。外需貢獻率超過20%，是新世紀以來最高的紀錄；由于近年經濟增長速度低于早先，外需拉動率低于2003-2007年前后，但是都較大幅度高于“十三五”和“十二五”時期。雖然外需貢獻相當給力，但是總需求仍顯著不足，說明國內需求明顯偏弱是主要矛盾。

三是投資和消費方面，投資和消費都出現波動和困難，但總起來看消費不足是主要矛盾。從國際比較看，我國消費率大尺度低于國際一般水平，比G20其他19個成員國比較低出近20個百分點；對比我國資本形成占全球比例近30%，比我國GDP占全球比例高出約六成，比我國總消費占全球比例更是高出一倍多。就政策調節能力而言，在我國體制環境下應對投資不足的政策工具較多和調節能力較強，針對消費偏弱的調節手段較少與經驗相對不足。

四是消費分為政府消費和居民消費，其中居民消費不足是主要矛盾。從國際比較數據來看，包含社會實物轉移的政府消費占GDP比例在16%-17%之間，與國際水平較為相近；但是居民消費率與國際平均水平相差15%以上，存在明顯短板。早先學界認為我國城市居民房租沒有進行市場租金的調整，對居民消費率比較結果影響可能達到5-6個百分點甚至更多；近年統計局對一線城市的房租進行調整，結果顯示這一因素影響GDP約為1.1個百分點；可見房租因素沒有按照市場租金調整因素，確實對我國居民實際消費率產生低估影響，但是影響程度或許要比此前學界推測水平要低不少。

五是居民消費分為商品消費和服務消費，服務消費不足是主要矛盾。我國商品消費占比與發達國家差距并不大，但服務消費與發達國家水平差距較大。現代社會的服務消費，很大一部分需要通過政府提供，我們在這一方面雖然取得了不小成就，然而由于種種原因仍存在明顯缺口有待改進。

總之，從供求結構平衡關系看，需求不足特別是居民消費不足比較明顯，是制約現實經濟增長的主要矛盾因素。在比較正常情況下，一國經濟的總供求關系在經濟周期波動中交替呈現需求相對不足和過熱態勢，在長期趨勢意義上供求雙方大體匹配（下左圖）；我國經濟近年供強需弱背景下，經濟增長受到各種沖擊仍發生不小波動，然而總體上實際增長軌跡大都處于供給能力定義的潛在增速下方（下右圖），形成一種特殊的需求制約性增長形態。

二、“貿強匯弱”反差的表現

從外部關系來講，我國的出口順差表現強勢。我們在一篇報告中梳理了“十四五”期間我國經貿關系領域呈現的九方面特點[2]，清晰顯示我國出口順差比較強勁增長。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出口順差相對出口總額比例，隨著國內經濟周期演變在國內需求相對偏弱時會有規律跳升，從數據看一共出現了六次增長峰值，近年相對比率達到歷史最高水平；基于截至2025年9月數據，可推測今年該指標值有望進一步提升。盡管面臨諸多外部不確定性因素，近年我國出口順差仍在較快增長是一個經驗事實。

具體看，2024年我國貿易順差占出口比例約為27%，達到歷史最高水平，從截至9月份數據看，2025年該比例值會超過30%。進一步觀察，去年我國貨物貿易順差占順差總量9900多億美元，預計今年會顯著超過1萬億美元，占全球貨物貿易順差總額比例超過40%。制成品出口順差今年估計會超過2萬億美元，占世界制成品順差總額比例將在去年接近65%高位上進一步攀升。WTO成員國對我國發起的貿易救濟調查次數去年遠超歷史峰值，今年前9月數比去年峰值顯著回落，但是絕對數仍處于歷史較高水平。2025年IMF-ESR報告對我總體外部平衡評估，從此前六年“基本平衡”轉變為“溫和順差失衡”。

在出口順差增長強勢同時，人民幣匯率卻相對偏弱，尤其是同時考慮與國外貿易伙伴一般物價比較因素的人民幣實際匯率出現較大程度貶值。過去20余年人民幣實際匯率呈現三階段走勢：第一階段多年大幅升值，第二階段是2015年后的幾年顯著波動，第三階段即近年較大幅貶值。數據顯示，人民幣對美元的雙邊實際匯率大約貶值20%上下，對一攬子貨幣平均的加權實際匯率貶值幅度在15%上下。

我國作為經濟持續快速追趕的新興經濟體，本幣階段性實際持續貶值并非正常現象。從國際經濟學的巴拉薩-薩繆爾森效應觀點看，新興國家可貿易部門生產率追趕，有助于推動其本幣實際匯率趨勢性升值，新世紀初年人民幣實際升值可解釋為巴拉薩-薩繆爾森效應的階段性釋放[3]。以制造業作為可貿易部門代表，晚近時期我國生產率追趕仍在持續，然而近年本幣反而較大幅度實際貶值，這個看似“逆巴拉薩-薩繆爾森效應”現象，提示簡單的巴拉薩-薩繆爾森效應模型所沒有包含的“其它因素”發生了階段性重要變化。

三、“貿強匯弱”現象的影響因素

為什么出口順差增長速度加快，實際匯率卻出現貶值？原因涉及到許多因素的變化。首先外部形勢變化是重要因素，例如疫情沖擊使外部對中國商品需求特別旺盛，尤其是2020—2021年疫情大流行期間國外需求跳升，我國憑借供應能力保持較好狀態對外提供了大量優質商品，帶動當時貿易順差提升。大國關系變化沖擊造成國際關系緊張，部分投資者向外轉移資金引入本幣走弱壓力因素。另外美國及西方主要貿易伙伴的宏觀形勢出現逆轉，出現近四十年僅見的高通脹率和高利率，導致其本幣匯率被動走強，并使人民幣匯率一度承壓。

但是作為大國經濟，我們討論開放經濟形勢更應關注國內與國外平衡狀態的內在關系。這不僅是因為大國經濟的結構性特點，其內因作用一般更有基本性，因而更應關注內外不平衡之間的聯系；另外在政策層面，重視分析內因有助于主動尋求對自身發展必要和有利的應對政策，提升能動應對開放經濟與國際經濟矛盾的大國能力。

基于開放經濟內部外部平衡一致性規律，有必要把國內經濟“供強需弱”與上述外部關系的“貿強匯弱”現象聯系起來思考。需理解“供強需弱”是一個相對關系，需弱是相對于現實供給擴張能力而言所設定的必要平衡關系而言，本質上不是指消費和需求自身的絕對水平。另外在“供強需弱”構成的矛盾關系中，主要矛盾是需求不足：因為供給強意味著技術進步和產業供給能力升級，是新中國幾十年為之努力的長期目標，本身是好事。問題在于需求增長為什么趕不上供給擴張？需求端偏弱有什么結構性特點和原因？因而主要矛盾在需求端，在于上面提到的近年經濟需求面呈現的一組相互聯系的系統偏弱現象。

“出口順差較強與實際匯率較弱”的反差現象，兩方面關系則具有不對稱性：一般而言，出口強勁有助于穩定甚至助推本幣匯率升值，或至少不是同時發生的本幣實際較大幅貶值的主要原因；但是反過來看，其它條件給定時匯率實際貶值則幾乎會定義性刺激出口順差擴張。本幣實際匯率作為開放型經濟的基本相對價格，其變動受到國內外多方面復雜因素影響。從長期看，我國制造業為代表的可貿易部門生產率快速追趕，有助于推動人民幣長期趨勢性實際升值，這是所謂巴拉薩-薩繆爾森效應假說的基本預測觀點。但是短期內外部環境沖擊會拖累匯市，另外近年我國內需偏弱伴隨一般物價走低偏低，構成人民幣實際匯率偏弱的重要原因之一。這就把問題再次聚焦到內需不足與消費短板的制約。

四、我國消費為何持續偏弱？

系統思考我國經濟運行存在的消費偏弱現象，其成因同樣復雜，我在最近一篇評論文章中對以下幾方面成因做了梳理[4]。一是短期和周期因素如疫情延滯影響與樓市深度調整；二是不同部門管制政策影響選擇空間和有效供給；三是與收入差距、公共財政與戶籍制度改革滯后有關；四是我國公共部門資源趕超式配置方式的深層影響。前面幾方面原因在學界分析討論較多，提出了很多有價值有說服力的分析觀點。不過上述考察在解釋問題同時也提出一系列令人困惑的新問題：為什么我國現實生活中存在這么多不利于消費潛力充分釋放的體制政策因素？有的成因如戶籍制度局限弊端各界對其早有認知，決策層改革方針也早已確定，然而相關體制為何遲遲難以退出？我國制度構建本質上高度重視公民平等權利與共同富裕，然而不同群體階層社會保障較大尺度差別為何長期存在并難以解決？對此筆者認為還需要進一步從我國公共部門資源趕超式配置方式特點及其現實矛盾角度加以分析理解。

新中國成立后不久決策層就制定了在現代科技與生產力方面“趕上和超過國際先進水平”的雄偉目標，我國長期經濟體制與政策架構安排根本上從屬于這個核心目標。與這個大的歷史前提條件相一致，我國公共部門通過不同方式從不同渠道集中大規模經濟資源，并將其較大部分通過不同領域和層級的投資聚焦利用于發展科技生產力與提升供給能力；同時國家也高度重視滿足人民群眾生活，尤其是改革開放時期用于居民消費與民生福利的公共資源規模趨勢性增長，然而在數量對比意義上終究不及用于提振生產力與供給側的資源。在市場經濟體制環境下，我國社會整體供給能力和效率不斷提高，公共資源配置持續大規模支持生產端供給側，伴隨居民消費需求的相對不足。

從我國改革時代的宏觀經濟史觀察，上世紀末出現經濟增速回落與通貨緊縮，居民消費不足第一次成為各方廣泛關注的宏觀經濟層面問題。為此宏調部門持續采用“增投資、去產能、擴出口”組合手段，以保持經濟增長所必要的供求關系大體平衡。三種調控方法中，追加投資兼有支持生產力追趕與擴大內需功能，對平衡消費偏弱制約發揮了特殊作用。不過投資作為需求變量具有過渡性和暫時性：投資完成后轉變為供給能力增量，在最終消費持續偏弱背景下，投資轉換性在動態過程中會加大供求矛盾，并且投資效率越高反而伴隨供求矛盾壓力更大。從結構平衡要求看，追加投資為消費偏弱背景下供求矛盾的展開提供實現形式，然而無法真正實質性化解消費偏弱問題。近年內外經濟環境演變，伴隨上述三種調節手段利用空間顯著收窄，針對消費短板直接發力而不是間接調節消費不足影響，成為政策層面需考慮的抉擇。

五、結構調整與改革新機遇

但是近年供強需弱消費短板矛盾現象，也提示通過調整結構構建“供給和需求良性互動”機制與推動經濟發展上臺階正面臨新的現實契機。實質性變化在于科技-生產力趕超的進展突破，使得我們第一次面臨將一部分公共資源從用于擴大供給逐步有序轉向支持民生消費，不僅不會妨礙生產力發展與供給能力后續趕超，反而會在兼顧共同富裕、建設強大國內市場、增強國內大循環等多目標前提下，推動生產力趕超更加穩健有序地展開，更好實現“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強，引領發展新質生產力”目標。從這個角度看，我國現實經濟政策選擇邊界發生顯著變動：過去在某些關鍵領域“想要改、難平衡、不能改”的議程，客觀上變成“可以改、需要改、需盡快改”。

近年來，決策層更加重視調整消費。2022年底中央印發《擴大內需戰略規劃綱要（2022－2035年）》，系統提出全面促進消費、加快消費提質升級的政策方針。2024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出大力提振消費、提高投資效益，全方位擴大國內需求。2025年《政府工作報告》指出要加快補上內需特別是消費短板，使內需成為拉動經濟增長的主動力和穩定錨。3月16日兩辦發布《提振消費專項行動方案》。國家還出臺多項重量級鼓勵消費政策舉措：包括給0-3歲嬰幼兒每年提供3600元補貼的“育兒支持與消費激勵相結合”，去年和今年分別提供1500和3000億元財政資源支持消費品以舊換新促消費行動。

2025年10月28日發布中央四中全會通過的《關于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五個五年規劃的建議》（下面簡稱《建議》），在明確要“大幅提高科技自立自強水平”，“建設現代化產業體系”等生產力供給側使命任務同時，強調要“堅持擴大內需戰略基點，持續增強內需拉動經濟增長主動力作用”，并提出要堅持惠民生和促消費、投資于物和投資于人緊密結合。大力提振消費。合理提高公共服務支出占財政支出比重。增加政府資金用于民生保障支出等具體政策方針。

年底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充分肯定“我國經濟頂壓前行、向新向優發展”同時，也指出經濟發展仍存在不少“老問題、新挑戰”，包括“國內供強需弱矛盾突出”問題。會議確定明年經濟工作重點任務第一條，就是要堅持內需主導，建設強大國內市場。深入實施提振消費專項行動，制定實施城鄉居民增收計劃。上述政策形勢判斷與政策部署，體現了決策層對增長結構矛盾高度重視與積極應對轉型中新矛盾的正確立場。

從本文討論角度思考，要落實大力提振消費政策方針化解供強需弱矛盾，并通過經濟再平衡激活經濟增長內在動能，還需要在上述正確政策基礎上，考慮對傳統公共資源配置方式進行必要優化調整。調整的關鍵內容，是把原先通過投資用于提升供給能力的部分資源，逐步和有序地轉而利用到惠民生和促消費領域；在確保我國技術產業創新追趕與生產端供給側能力持續提升所需充裕投入同時，為提高公共服務水平與推進戶口及公共財政改革提供必要的資源條件。

基于對現實經濟形勢的分析以及近年政策調整的觀察，結合學習中央“十五五”規劃《建議》，有理由認為“十五五”時期支持民生消費的政策優先度將顯著提升，從而有效彌補消費偏弱短板與促進內外平衡。鑒于消費偏弱的深層根源，還需要優化調整傳統公共資源趕超式配置方式，并推動收入分配、公共財政與人地房等領域新一輪改革。這個過程有望推動我國經濟從供強需弱轉向供需共強，在此基礎上外部順差增長偏快矛盾也有望得到緩解，人民幣重回實際升值合理軌道，加持國內資產吸引力與我國經濟國際影響力。新一輪經濟轉型與結構再平衡，將為實現我國現代化目標創造必要條件。

注釋

[1] 本文基于筆者2025年10月25日在某機構題為“‘十五五’規劃夯實基礎、擘畫藍圖”內部研討會上的發言內容，并結合學習十五五規劃《建議》與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公告有關內容充實整理而成。

[2] 盧鋒，石先進，李雙雙：“內需不足背景下外貿順差超常增長——我國經濟再平衡有助于反制關稅戰”，《CCER討論稿系列》C2025001，2025年4月28日。

[3] 筆者多年前與合作者發表多篇論文分析這個問題：盧鋒（2006）“人民幣實際匯率之謎（1979-2005）——中國經濟追趕實踐提出的挑戰性問題”《經濟學季刊》第5卷第3期，2006年4月。盧鋒、韓曉亞（2006）“長期經濟成長與實際匯率演變——巴拉薩一薩繆爾森效應假說及其經驗證據”《經濟研究》2006年第7期。盧鋒（2006）“外匯儲備過萬億美元的深層根源與認識啟示——我國經濟成長新階段的機遇和挑戰 ”《世界經濟》2006年第11期。盧鋒、劉鎏（2007）“我國兩部門勞動生產率增長及國際比較（1978-2005）——巴拉薩-薩繆爾森效應與人民幣實際匯率關系的重新考察“《經濟學季刊》第6卷第2期，2007年1月。

[4] 盧鋒“居民消費為何持續偏弱？我國消費偏弱現象成因系統探討“《網易財經智庫》2025年9月22日。

盧鋒，北大國發院經濟學教授、校友學院發展基金講席教授。盧鋒教授主要研究開放宏觀經濟、農業經濟、經濟發展等領域問題，對人民幣匯率、國際收支失衡、資本回報率、產能過剩、就業轉型、糧食安全等問題進行過比較系統研究，在國內外學術雜志發表幾十篇論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