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產階級萎縮是美國安危機

文︱邱立本

美國在圣誕節鐘聲響起之際，經濟景氣表面上風光無限：股市屢創新高，華爾街資本家們狂歡不已。但隱藏在這些光鮮數據背后的，是中產階級的悄然萎縮，失業率升至四年新高。這不僅是經濟問題，更是國家安全的隱患。

中產階級作為社會穩定器的角色，正因生活成本飆升、購買力下降而動搖。根據最新分析，美國中產階級家庭中，有三分之一無法負擔基本生活必需品，這一現象遍及全國各個角落，不僅導致社會分化加劇，還可能引發民粹主義浪潮，甚至迫使政府尋求外部沖突來轉移國內矛盾。

美國中產階級的定義通常指收入介于全國中位數的百分之六十七至百分之二百之間的家庭。據皮尤研究中心的數據，從一九七一年的百分之六十一下降到二零二三年的百分之五十一，這一趨勢在二零二五年繼續惡化。造成這一現象的主要成因包括長期結構性變化，如全球AI化、自動化，以及近期政策因素，尤其是特朗普政府的關稅政策。

特朗普上臺后實施廣泛關稅措施，本意是保護國內產業，但實際上加劇了通貨膨脹。據美國全國經濟研究所統計，二零二五年所有關稅導致短期價格水平上漲百分之二點七，相當于每個家庭平均損失逾四千美元。這些關稅涵蓋進口商品，從鋼鐵到消費品，導致供應鏈成本上升，最終轉嫁到消費者身上。

紐約聯邦儲備銀行的經濟學家估計，二零一九年第一輪關稅已使每個家庭年成本增加約八百三十一美元，這在二零二五年持續放大。食品價格是最直接受害者。盡管特朗普聲稱食品價格“正在迅速下降”，但官方數據顯示，二零二五年八月的食品消費者物價指數（CPI）較上年同期上漲百分之三點二。雞蛋、面包等日常必需品價格持續攀升，導致“菜籃子工程”崩壞——中產家庭原本能輕松負擔的超市購物，如今成為沉重負擔。

住房市場的危機進一步加劇了中產階級的困境。二零二五年，房屋價格達到歷史新高，三十年固定抵押貸款利率雖略有緩和，但平均水平仍高企。哈佛大學聯合住房研究中心報告指出，房屋銷售量降至三十年低點，高房價和高利率讓許多中產家庭望房興嘆。

華爾街資本通過房地產投資基金狂歡，房價飆升，而中產階級的生活空間被壓縮。全國低收入租戶面臨七百一十萬套可負擔住房短缺，這一問題也波及中產。自動化和全球化導致制造業就業流失，生產力提升，但收益多流向頂層，中產相對下降。一百六十個大都會中，至少百分之二十的中產收入者無法負擔本地生活成本。這導致向下流動現象加劇：原本的中產家庭淪為下層，甚至因付不起租金而成為無家可歸者。

研究顯示，女性向下流動率高于男性，白人女性中百分之三十失去中產地位。“下流社會”一詞源于日本，但在美國適用：服務業工人多數經歷比父母更差的向下移動。貧困和向下移動的軌跡讓許多人陷入持久困境。

新一代購房能力和生活品質遠落后于父輩祖輩。一九七零至一九八零年代，中位數家庭收入約二點三至二點五萬美元，平均房價僅四點七萬美元，住房負擔輕松。如今，工資增長滯后于通脹，負擔能力成為民間關鍵詞“Affordability”。民調顯示，美國人為維持生計做出重大犧牲。人們越來越懷念七八十年代的經濟，視為黃金年代。那時，中產生活包括購車、結婚、生子都是輕松愉快，而今這些成為人生的奢侈。

特朗普對此否認，稱負擔危機為“騙局”，并嘲笑民主黨。他宣稱經濟是“十分滿分十二分”，其實是夜郎自大，滿嘴跑火車。數據顯示，關稅和財政擴張推高通脹，傷害中產。共和黨政策如醫保削減和關稅，進一步惡化負擔。

中產萎縮加劇不平等，引發民粹勢力上升。二零二五年，經濟焦慮和種族分裂推動民粹。不平等導致左右翼民粹興起，威脅民主。民調顯示，反移民觀點與經濟恐懼交織，百分之六十同意就業短缺時優先本地人。這導致政治極化，右翼和左翼的極端主義上升。

為化解內部危機，特朗普政府尋求“攘外安內”，制造外部矛盾來化解內部矛盾。白宮不顧國會與民意的質疑，對委內瑞拉施加軍事壓力：特朗普封鎖油輪，轟炸聲稱可疑的毒船，目標是奪取委內瑞拉石油儲備，壓低美國油價，緩解國內能源負擔。

但委內瑞拉準備了二十年的防御，美國若發動地面入侵，可能陷入另一場越戰泥潭。委軍抵抗力強，美國在拉美的軍事存在已達歷史高峰。委內瑞拉不是沉默羔羊，它的全民抵抗可能讓美國深陷泥潭，重蹈越戰覆轍，成為意想不到的國安危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