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巍記139：圣誕節當日，沈巍尋訪110年前此日在云南發起的大事件

12月25日，沈巍身邊還剩余下的幾個隨從，按照這幾日的慣例，等待著他寄住的賓館樓下，希望再次跟隨出行。

但沈巍一直沒有行動，那些隨從失去了耐心，各自散去，按照設想，沈巍應該再一次宅在屋中，不會出來了，但在四點多鐘，城市即將進入暮色時分，沈巍卻突然出行，來到了昆明市中心的護國廣場上，念叨起了12月25日這個特殊的日子，曾經是歷史上從云南發起的護國運動的首義之日。

護國廣場原來叫東風廣場，帶有非常明顯的時代特征，進入新世紀后，改名成“護國廣場”的時候，還引起了一番爭議，圍繞究竟是否改名，發起了征求市民的民意測驗，搜集來的各種意見不一，最終確定更名為護國廣場。

在專家的眼光看來，長期以來，昆明標志性的文化景觀十分模糊，在九十年代的時候，還認為昆明至今沒有一個標志性的、足以代表昆明乃至全省的文化景觀，有專家提出昆明歷史文化名城最重要內涵的“三個一”、“一個二”。其中“三個一”即一個古王國（古滇國）、一個重要歷史事件（護國運動）、一個重要歷史時期（抗日戰爭時期）。“一個二”即兩個著名歷史人物（鄭和、聶耳）。這一看法，在各種爭論中占了上風，并落實到城市的改建行動中。 （參見云南師范大學歷史文化學院教授吳寶璋的《找準標志文化，構建文化昆明》一文）。

由此可見，云南歷史上，護國運動是值得大書特書的重要事件。

歷史資料記載：護國運動，是指以1915年底以云南首義為發端的反對袁世凱復辟稱帝、捍衛中華民國的革命運動。梁啟超與蔡鍔是這次運動的主要組織者和領導者。1915年12月25日，唐繼堯、蔡鍔、李烈鈞等向全國發出通電，宣布云南獨立，以唐繼堯為都督留守組織護國軍后備力量，蔡鍔為護國軍總司令負責出征，反對帝制，武力討袁。

可見，110年前的12月25日，在云南發起的護國運動，地位非常重要，僅次于辛亥革命，孫中山曾在1916年12月13日致電當時的大總統黎元洪，建議將云南起義日——1915年12月25日定為中華民國國慶日。后雖未實現，但足見云南歷史上的12月25日對中國歷史進程產生了重大影響，也對云南的地域文化鍛造了豐厚的精神內涵——護國文化也成了云南文化概念中的一個屢被提及的維度。

正是出于這樣的動機，沈巍來到了護國廣場，對他此行的目的，作了如下闡述：

——12月25日，大家都知道是圣誕節，還有一個，在這幾年的歷史上，有個叫蘇聯解體，也是在今天。

我們今天因為是來到云南，也恰逢另外一個特殊的日子，就是這個紀念日。因為 1915 年 12 月 25 號，為了反對袁世凱稱帝，就有云南的當時的三個主要的領導，一個叫蔡鍔，一個叫唐繼堯，一個叫李烈鈞，三個人向全國發了一個電報，意思說我們要反對袁世凱稱帝，那么我們后人就稱他為護國運動，他組織了三次護國軍，發生了這個護國戰爭，最后呢，袁世凱失敗，不得不取消帝制，從此以后我們中國人再也沒有一個人敢再稱皇帝了，我們永遠是人民公仆，也是從這個時候深入人心的。所以今天來到這個地方啊，因為昆明（是護國首義的發生地），（更有著）特殊的含義——

在廣場中心有一塊紀念碑，上面雕刻的內容是：

云南會城護國門碑記

民國四年，帝逆移國，會澤唐公繼率滇人，興師護之。國復興，中外人士相震動，眾曰：集市日摩肩接踵，途為之塞。省會警察廳啟當道，辟會城東南隅門以通之。崇而堅，宏而整。門外筑橋（即護國橋），橋工如門，費六萬余金，不勞民力，名曰護國，將以表一省任事之艱，祝民國萬年之福也。自唐筑拓東大門，迄立千年，古跡踵而增華，碑以永之，斯其宜也。工事之詳，別載碑陰。爰為銘曰：

滇南一隅， 搘柱中原。

興師仗義，勞武滇人。

乃鞏國基，乃辟垣門。

來者勿忘，億萬斯年。

石屏袁嘉谷撰，昆明陳榮昌書，瀘西陳度篆額。

民國八年十二月，云南省會警察廳立石。

這個碑記，由滇南名士，清末經濟特科狀元袁嘉谷撰寫碑文，清末進士、經正書院山長、書法家陳榮昌顏體楷書碑文，光緒進士、瀘西名士陳度篆書碑額。由云南一狀元、二進士合作完成的“護國門碑記”亦可稱為“三絕碑”，其價值是不言而喻的，此碑后來損壞，目前廣場的碑刻，是根據拓件重建。

沈巍為此講解道：“這個碑嘛，雖然是新碑，這上面的名字呢，這幾天跟我們是一直有關的，一個袁嘉谷，一個陳榮昌，這幾天是天天見面，沒有一個地方沒有他們的名字啊，一個袁嘉谷，一個陳榮昌。”

由此可見，把握住這幾個關鍵性的歷史人物，昆明的歷史古跡，便有了它自己的魂，能夠在看似非常繁亂的歷史事件中，找到云南的歷史走向主鏈。

在護國廣場，沈巍也表達了他的遺憾，在這樣的特殊紀念日，并沒有更多人關注，110年前在同一地點、同一時間爆發了引發整個中國一起行動的大事件。

不過，在這里巧遇了一位昆明當地的主播，與沈巍也有著一樣的敏感，正在護國廣場追懷歷史上云南的載入史冊的一幕。

沈巍希望這位主播，能更有創意地激活云南的歷史與文化，而從他的這個希望中，正可以看出，他自己對云南文化的介入與輸出，是有著他的工于心計的謀劃的。

實際上，我們注意一下，昆明當地人 ，也一直在為什么才能最貼切地反映當地文化本質而翻箱倒柜，討論不休，直到今天，也不能說就找到了很好的文化定位。

但是，我們注意一下，沈巍連日來對昆明城的看似天馬行空、雜亂無章的點擊與尋訪，卻捏住了云南文化的核心命脈，找準了綱舉目張的那個重要的“綱”維度，所以，他才能用這些命脈，通貫他散點式行走的文化景觀，用這些核心的脈絡，一線串珠地串聯起了分散的云南文化的代表性歷史遺跡。

而有意思的是，在昆明的中心街區，沈巍看到當地有人翻撿垃圾箱，他技癢難忍，親手上去整理了那些被撿垃圾者弄得濤走云飛的垃圾殘痕，為云南的文明建設可謂是身體力行，操碎了心。

一方面在文化的云天空里，捕捉與感悟云南文化的最至極的精神要點，另一方面，在昆明街頭最務實的實景里，實體操作城市的垃圾清理工作。看似兩個風馬牛不相及的時空維度，他卻縫合得天衣無縫，而這正是他之前的生活里，一直割舍不去的兩個維度，只不過，今天他鋪展到云南昆明的實景與實時中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