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家：日本安全政策“質變”觸發中國加強兩用物項出口管制

【1月6日，中國商務部發布關于加強兩用物項對日本出口管制的公告。青年日本問題學者、察哈爾學會研究員陳洋認為，這一舉措并非孤立事件，而是中日關系在安全與戰略層面持續演變的集中體現，釋放出清晰而強烈的政策信號。】

公告稱，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出口管制法》等法律法規有關規定，為維護國家安全和利益、履行防擴散等國際義務，決定加強兩用物項對日本出口管制。禁止所有兩用物項對日本軍事用戶、軍事用途，以及一切有助于提升日本軍事實力的其他最終用戶用途出口。

中國商務部新聞發言人表示：“日本領導人近期公然發表涉臺錯誤言論，暗示武力介入臺海可能性，粗暴干涉中國內政，嚴重違背一個中國原則，性質和影響極其惡劣。”

- 日本安全政策“質變”是中方管制根源

近年來，日本不斷放寬武器出口限制。2014年，安倍政府廢止以禁為要的“武器出口三原則”，出臺以放為要的“防衛裝備轉移三原則”。后者將此前作為“例外措施”的各類武器出口加以合規化，還允許出于安全合作或自衛隊海外行動、海外撤僑等需要轉讓防衛裝備。

2023、2024年，日本政府又放寬“防衛裝備轉移三原則”運用指南，進一步允許向安全合作伙伴國出口救援、運輸、警戒、監視、掃雷等5類非殺傷性裝備；向受到“侵略”或者相關威脅的國家轉讓非殺傷性裝備。至此，除成品武器出口外，日本大部分武器出口限制被變相撤銷。

高市早苗全面繼承了安倍的右翼政策路線，不斷推動取消對武器出口的5種類型限制，計劃2026年2月提交相關動議，4月修改“防衛裝備轉移三原則”運用指南。一旦廢除上述5種類型限制，日本武器出口范圍將事實上實現全面放開，殺傷性裝備也可能被納入其中。

陳洋指出，日本安全政策“質變”觸發中方系統性回應。從根本上看，加強對日兩用物項出口管制，源于日本安全政策近年來發生的深刻變化。一方面，日本不斷突破“專守防衛”原則，提高防衛預算、發展遠程打擊能力，并在軍事部署、軍工體系和技術研發上加快軍民融合進程。

尤為值得關注的是日本在涉臺問題上的立場轉變。高市早苗拒絕收回關于武力介入臺灣問題的挑釁言論，引發了中方的強烈不滿。陳洋強調，日本在涉臺問題上的立場明顯前移，將臺灣問題公開納入自身安全敘事，這在中方看來已直接觸及核心利益和戰略底線。

另一方面，日本在所謂“經濟安全保障”框架下，對高技術、關鍵材料和供應鏈實施政治化管理，并在出口管制、技術限制等問題上與美國高度協同。陳洋分析道，日本已不再只是被動承受外部壓力，而是逐步成為對華戰略遏制體系中的重要一環。在此背景下，中方對日本兩用技術與物項流向的風險評估必然趨嚴。因此，此次管制并非針對具體企業或個別產品，而是基于整體安全判斷作出的制度性安排，反映出中方對日本軍力走向及技術用途外溢風險的高度警惕。

- 短期影響：政治降溫與經貿外溢

陳洋認為，從短期看，這一措施將不可避免地對中日政治關系產生“降溫效應”。在安全與外交層面，中方釋放出明確態度：在涉軍、涉安全問題上，不再滿足于原則性表態，而是開始更多運用制度工具進行實質性約束。未來圍繞安全、軍備、技術和出口管制的摩擦，可能成為中日互動的常態議題。

中國是日本第一大進口來源國和第二大出口對象國，穩定的中日經貿關系對日本實現宏觀政策目標至關重要。高市早苗作為“安倍經濟學”刺激政策的擁護者，強調“經濟優先于財政”，主張推行“負責任的積極財政”方針。然而，若高市早苗內閣堅持強推經濟安保政策，將難以避免地對中日經貿關系造成沖擊。

陳洋指出，管制本身具有明確邊界，并非全面貿易限制，對雙邊貿易總量的直接沖擊相對有限。但其外溢效應不容忽視。日本企業，尤其是涉及高端制造、材料和先進技術領域的企業，將更強烈地感受到政治風險上升，進而加快供應鏈調整和風險分散布局。這種“預期變化”本身，就可能對中日經貿合作的深度和穩定性產生長期影響。

- 長期展望：警示意味與關系走向

陳洋總體評價，加強兩用物項對日本出口管制，是一次具有強烈警示意味的政策動作，而非中日關系“攤牌式”升級。中方的核心意圖，在于劃清安全紅線、控制技術風險、塑造對日政策預期，而非主動切斷中日經貿聯系。

不過，陳洋也明確表示，這一舉措將使中日關系的安全底色更加凸顯。如果日方繼續在涉臺、安全和對華技術限制問題上不斷推進，中日關系在相當一段時間內，或將固化為低互信、強防范、有限合作的結構性狀態。

就中方宣布加強兩用物項對日本出口管制，中國外交部發言人毛寧1月7日在例行記者會上表示，為了維護國家安全和利益，履行防擴散等國際義務，中方依法依規采取措施，完全正當合理合法。

毛寧指出，高市早苗首相涉臺錯誤言論侵害中國主權和領土完整，公然干涉中國內政，對中方發出武力威脅。中方敦促日方正視問題根源，反思糾錯，撤回高市早苗首相錯誤言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