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家醫保局曝光CSO賄賂第一案，醫藥推廣灰色產業鏈遭擊穿

1月11日，國家醫保局發布《醫藥咨詢服務企業涉商業賄賂案》，將CSO（合同銷售組織）長期游走的“灰色地帶”推至聚光燈下。

調查顯示，上海海怡萊企業咨詢管理合伙企業在為上海泓健醫藥有限公司推廣達肝素鈉注射液（商品名：萬脈寧）過程中，通過微信轉賬方式向醫生支付3.5萬余元“好處費”，撬動了超過86萬元的市場服務收入。

CSO是“兩票制”之后應運而生的合規產物，被寄望于承擔學術推廣、市場信息服務等職能。然而，在現實運行中，不少CSO逐漸異化為票據通道與利益輸送工具。在國家醫保局官微相關文章下，一條高贊留言直言：“乙方公司基本上都會做這樣的事情，這是他們的主要營業收入，有很多巧立明目幫藥企輸送不正當利益。”

就在幾天前（1月8日），中央紀委國家監委網站發布《書記談丨深化整治群眾身邊不正之風和腐敗問題》，首次在2026年明確點名醫藥領域的“帶金銷售”、收受回扣等亂象，釋放出持續高壓整治的明確信號。

國家醫保局也同步表態，后續將由上海市藥事所啟動價格招采信用評價程序，對涉案配送企業進行調查，并穿透至生產企業河北常山生化藥業股份有限公司，推動信用約束落到產業鏈上游。

01、違規操作“重災區”

2016年底，“兩票制”在全國范圍內推行，旨在縮減醫藥流通環節，擠壓虛高藥價。然而，這一變革意外成為了CSO爆發的“溫床”。

在不少企業看來，兩票制切斷了原有多級代理、層層返利的路徑，卻并未同步重塑銷售激勵和利益分配機制。為了維持既有的推廣方式和現金流結構，大量披著“醫藥科技咨詢”“市場信息服務”“學術推廣外包”外衣的CSO應運而生。名義上，他們承擔的是學術推廣、市場調研、信息服務等職能；但在實際運行中，不少CSO并非真正意義上的服務機構，而是由原醫藥經銷商或關聯方，通過“稅收洼地”“個體工商戶”“合伙企業”等形式搭建的資金過渡平臺。

這種模式從誕生之初就帶有明顯的制度性缺陷——表面合規，卻容易游走在虛開發票、成本套現甚至洗錢的邊緣。

開篇披露的上海海怡萊案件，正是這一模式的典型縮影。

據官方通報，海怡萊銷售推廣總監兼股東袁某某，為刺激達肝素鈉注射液（萬脈寧）的臨床用量，明確向上海市第一婦嬰保健院生殖免疫科醫生顧某承諾：“多開藥，多給好處費。”

2023年1—12月期間，袁某某通過個人微信轉賬方式支付4筆費用，合計35046元；對應時間內，該名醫生共開具萬脈寧18275支。而同一年，海怡萊從泓健醫藥獲得的市場推廣和信息服務收入，高達868677元。

低成本撬動高回報，正是“灰色CSO模式”的核心誘因。

這并非個案。2024—2025年間，多地市場監管部門密集披露CSO違規案件，釋放出持續加壓的監管信號。

去年10月，河南一CSO為獲取更高推廣費用，現金賄賂三家醫院麻醉醫師，被罰沒合計261.36萬元；11月，上海市第二中級人民法院發布《商業賄賂犯罪案件審判白皮書（2020—2024）》，點名醫藥領域部分企業通過回扣、虛開發票等方式向醫療機構輸送利益。在一起單位行賄案中，相關責任人向14名醫生行賄，涉案金額高達695萬元；12月，甘肅省市場監管局通報，四川某制藥股份有限公司與甘肅某營銷管理有限公司在某注射液委托推廣過程中，存在向醫護人員行賄行為，被罰沒合計40萬元......

當醫保控費持續收緊，DRG/DIP支付方式改革全面鋪開，疊加醫藥反腐高壓態勢，CSO行業已被推入一場不可回避的“生死考場”。多位業內人士判斷，未來三年將是CSO行業的集中出清期，純粹依賴票據、關系和返利驅動的組織，將難以為繼。要想挺過這一階段，CSO必須從傳統銷售組織向合規化、專業化、數字化、多元化轉型。

02、抬升藥企違規成本

長期以來，部分藥企試圖通過外包CSO來建立合規“防火墻”，認為代理商的違規行為可以與主體隔離。然而，國家醫保局近期的動作徹底粉碎了這一幻想。

早在2020年，國家醫保局就已建立醫藥價格和招采信用評價制度，針對法院判決或有關部門查實的醫藥購銷行賄、帶金銷售等行為，對相關企業開展失信評級，并配套實施限制掛網、限制配送等約束措施，直指不正當競爭根源。

2025年6月，國家醫保局發布修訂版《關于進一步完善醫藥價格和招采信用評價制度的通知》，釋放出一個關鍵信號——信用評價處置原則上將“穿透至上市許可持有人（MAH）”。

例如，在開篇所述的海怡萊行賄案中，監管部門并未在處罰完CSO后結案，而是要求配送企業指證實際控制主體，最終穿透至生產企業河北常山生化藥業公司。

萬脈寧是常山藥業的重要產品之一。常山藥業是國內主要從事肝素粗品、肝素原料藥和肝素制劑藥品研發、生產和銷售的龍頭企業之一。這一路徑清晰傳遞出一個信號：CSO不再是“緩沖帶”，而是信用風險的導火索。

多位行業人士對醫趨勢分析稱，無論違規發生在產業鏈的哪一環，最終的代價都將由“產品的主人”承擔。一位業內人士直言：“代理商本身資產輕、流動性強，出了事很容易‘跑路’。真正跑不了的，是生產企業。”

值得注意的是，新規將原有的失信等級四檔簡化為三檔，并大幅下調了觸發“重罰”的金額門檻，精準打擊中小型行賄行為。

目前，江西、四川、廣東、河南、黑龍江等地已陸續啟動信用評價聯動機制。有行業人士告訴醫趨勢：在多數情況下，企業可通過產品主動降價嘗試修復信用；但若情節嚴重，產品甚至可能面臨撤保或長期退出醫保體系

醫保局也曾表示，本次制度的修訂是為了更好地破除商業賄賂、帶金銷售等不正當交易行為，敦促醫藥企業誠信參與市場經營，優化資源配置，對凈化行業生態有著十分重要的作用。

03、醫藥賄賂監管中心轉移

2025年1月，市場監管總局發布《醫藥企業防范商業賄賂風險合規指引》（以下簡稱《指引》），一個重要變化隨之顯現——醫藥商業賄賂的監管重心，正在從傳統的衛健系統，全面升級至市場監管體系。

這意味著，監管不再局限于醫院或醫務人員，而是將醫療機構、藥企、CXO、流通企業、外包服務商等幾乎所有相關方納入同一套規則之下，為行賄受賄行為劃出一條清晰、統一、可執行的“警戒線”。

《指引》以高度操作化的方式，系統列舉了9類涉嫌商業賄賂的高風險行為，覆蓋了行業中最易“擦邊”的場景，包括但不限于：學術拜訪與學術會議、醫療設備無償投放、捐贈/贊助/資助行為、外包合作等。

不同于以往原則性表述，《指引》不僅明確哪些行為屬于高風險甚至禁止行為，還對“應當如何合規開展”作出具體描述。例如，在與外包企業合作時，《指引》明確建議醫藥企業建立負面清單制度，通過合同條款或合規承諾，明確外包服務商在推廣、費用支出、人員接觸等環節的禁止性行為。

事實上，2025年，審計監督成為醫療反腐中的“硬核工具”。多地推進全流程穿透式審計，將傳統人工核查與大數據分析深度融合，對醫療機構和企業開展“智能會診”。

以山東煙臺為例，當地審計部門在《衛生健康領域財政補助資金審計探析》中披露，通過打通財務系統、HIS系統、物資管理系統、資產管理系統、PACS系統等數據，利用SQL等工具進行關聯分析，將財政資金購置的設備清單與實際臨床使用記錄逐一比對，核驗資金使用效率與合規性。

今日（1月12日），國家醫保局再公布一起醫生受賄案件：黑龍江省鐵力市人民法院審理認定，內科醫生黨某海在2012—2023年間，利用處方權便利，收受多家醫藥公司業務員、銷售經理給予的藥品回扣，共計78.91萬元。法院以非國家工作人員受賄罪判處其有期徒刑一年八個月、緩刑二年，并處罰金、沒收違法所得。

與此同時，2025年12月24日，中央紀委辦公廳、國家監委辦公廳印發《調查新型腐敗和隱性腐敗問題證據指引》指出，針對近年來出現的新型腐敗和隱性腐敗問題，立足法定證據標準，完善取證思路、明確取證重點，著力破解新型腐敗和隱性腐敗發現、取證、定性難題，讓新型不“新”、隱性難“隱”，不斷提升調查取證工作規范化、法治化、正規化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