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一介儒生到東吳謀主，張纮經略武昌的那些傳奇往事

在鄂州（三國時稱武昌）的三國歷史長卷中，張纮的名字雖不及孫權、周瑜那般家喻戶曉，卻以經天緯地的謀略與溫潤謙和的品性，在這座古城的發展史上留下了深刻印記。作為與張昭并稱“二張”的東吳重臣，張纮不僅以“廣陵對”奠定了孫吳立國根基，更在鄂州的城市規劃、戰略定位中扮演了關鍵角色，諸多名人軼事與歷史遺跡，至今仍在訴說著他與這座城市的不解之緣。

張纮，字子綱，廣陵郡（今江蘇揚州）人，年少時游學京城，精通《易經》《尚書》等經典，文韜武略皆屬上乘。東漢末年天下大亂，他避禍江東，被胸懷大志的孫策慧眼識珠。據《三國志·吳書·張嚴程闞薛傳》記載，孫策對張纮禮遇有加，待遇僅次于張昭，“孫策待之亞于張昭，誠有以也”。兩人在廣陵的一番對話，成為影響東吳命運的“廣陵對”——孫策立志“東據吳會，報仇雪恥”，張纮則進一步擘畫“據長江，奮威德，誅除群穢，匡輔漢室”的宏大藍圖，明確提出以長江天險為屏障，先取荊揚二州，再圖霸業的戰略構想 。這一謀劃與后來諸葛亮“隆中對”中的“跨有荊益”異曲同工，為孫權日后定都鄂州埋下了伏筆。

公元208年赤壁之戰后，孫權勢力向長江中游拓展，鄂州因其“襟江帶湖，控扼荊漢”的地理優勢，成為東吳重要的軍事重鎮。張纮多次親臨鄂州考察，認為此地“山川形勝，可據而守”，極力勸說孫權將其作為戰略要地經營。當時有部下質疑鄂州城防簡陋，難以承載重鎮之責，張纮便親自參與城池規劃，提出“因山為城，臨江筑壘”的構想，既節省民力，又能憑借地形優勢構建防御體系。如今鄂州城西的西山，仍留存著三國時期的城墻殘基，夯土中夾雜的磚石，隱約可見當年按張纮規劃修筑的痕跡，與《武昌府志》中“吳時筑城，依山臨江”的記載相互印證。

在鄂州期間，張纮留下了諸多膾炙人口的軼事。他雖為文臣，卻深諳治軍之道，曾在鄂州軍營中親自為將士講解《左氏春秋》中的兵法謀略，讓軍旅生活增添了幾分儒雅氣息。更有趣的是，這位飽學之士對生活細節也頗有雅趣。相傳他在鄂州居住時，得到一方紋理奇特的楠木，便親手設計制作了一款枕頭，并為之作《瑰材枕賦》，文采斐然。這篇賦作后來流傳至北方，被當時著名文學家陳琳所見，陳琳贊嘆不已，四處傳閱，還特意寫信給張纮表示敬佩。張纮見陳琳的《武庫賦》后也大加贊賞，兩人雖隔江相望，卻因文結緣，成為一段佳話。陳琳后來曾對人說：“與張子綱相比，我不過是小巫見大巫罷了”，“小巫見大巫”這一成語也由此流傳至今 。

張纮在鄂州的另一重要貢獻，是推動了當地的文化與經濟發展。他建議孫權在鄂州設立學宮，招攬四方儒士，使鄂州成為江東文化交流的重要據點。同時，他還效仿家鄉廣陵的水利經驗，提議疏浚鄂州城內的溝渠，既方便了居民生活，又改善了農田灌溉，促進了農業生產。這些舉措被《武昌府志》記載為“張公經略，民賴其利”，至今鄂州民間仍流傳著“張子綱開渠，福澤千年”的說法。

作為孫權的重要謀臣，張纮在鄂州多次犯顏直諫，展現了忠臣風骨。公元213年，孫權計劃親自率軍攻打合肥，張纮在鄂州軍營中極力勸阻，直言“主將者，三軍之命脈，不當輕身犯險”，勸說孫權應以大局為重，不必親赴前線廝殺。孫權起初不以為然，但在張纮反復勸諫下，最終放棄了親征的念頭，避免了可能發生的意外。這種“遇事敢言，文理意正”的品性，正是陳壽在《三國志》中稱贊他“為世令器”的重要原因 。

值得一提的是，張纮雖在鄂州輔佐孫權多年，卻始終心懷天下，不戀權勢。曹操曾聽聞其才華，多次派人征召他入朝為官，甚至任命他為九江太守，但張纮感念孫策、孫權的知遇之恩，堅決推辭，始終堅守在江東。他在鄂州期間，常與張昭一同商議政事，兩人性格互補，張昭剛直，張纮寬和，被時人稱為“東吳二賢”。南宋史家蕭常曾評價：“張纮與張昭被稱為‘二張’，張纮個性寬柔嚴整，張昭個性剛強純正，其德永存” 。

公元229年，孫權在鄂州稱帝，建立東吳政權。張纮雖此時已提議遷都秣陵（今南京），并得到孫權采納，但他在鄂州期間的謀劃與經營，為東吳政權的鞏固奠定了堅實基礎。孫權遷都后，特意派張纮回吳縣迎接家眷，不幸的是，張纮在途中病逝，享年六十歲。臨終前，他仍心系國事，留下遺書勸諫孫權“親賢臣，遠小人，三思而后行”，孫權見信后痛哭不已，足見其對張纮的倚重與不舍 。

如今，鄂州的三國遺跡中，仍處處可見張纮的影子。西山吳王避暑宮的浮雕上，刻畫著他向孫權獻策的場景；武昌門旁的碑刻中，記載著他規劃城池的功績；而當地流傳的民間故事里，他儒雅睿智的形象更是深入人心。晚唐詩人孫元晏曾作詩贊曰：“東部張公與眾殊，共施經略贊全吳”，精準概括了張纮為東吳乃至鄂州發展所立下的汗馬功勞 。

千百年歲月流轉，鄂州的山川依舊，而張纮的謀略與風骨，早已融入這座城市的血脈。他以文人之身定戰略，以儒雅之氣化干戈，用自己的智慧與忠誠，在三國亂世中為鄂州書寫了濃墨重彩的一筆，也為后世留下了一份值得永遠銘記的歷史遺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