惡德帝國：特朗普政府如何通過“惡行展示”重塑美國政治，馴化美國民眾

罪惡馴化民眾

在一個對“道德信號”進行反向扭曲的吊詭轉折中，特朗普政府正在訓練美國人適應一種赤裸裸的支配政治。作者：" bdsfid="323">Olúf??mi O. Táíwò

編輯：阿K

國會議員、曾是“讓美國再次偉大”（MAGA）運動信徒如今卻反戈一擊的瑪喬麗·泰勒·格林（Marjorie Taylor Greene），在近期接受《紐約時報》采訪時無意間透露了一個驚人的事實：“我們這一邊的人已經受到唐納德·特朗普的馴化，絕不道歉，也絕不承認錯誤?！?/p>

特朗普政府的確以一種無恥與頑固的結合為標志，這種風格或許更像是黑手黨的公關策略，而非政治家的手腕。但若從字面意思理解，格林的聲明所揭示的遠不止于此。指出特朗普及其爪牙無視基本體面和問責準則是一回事；聲稱他們正在擴散這些習氣，并威脅將其確立為美國政治的“新常態”，則是另一回事。而且我懷疑這種說法是正確的：特朗普政府確實正在“訓練”美國精英乃至整個政治文化。

特朗普并沒有直接告訴人們去培養無恥感。除了《交易的藝術》（The Art of the Deal）之外，他從來不是一個善于傳達明確原則的“人生導師”。這并不是說他不會直言不諱：正如一部關于特朗普的傳記電影所記錄的那樣，“無論發生什么，都要宣稱勝利，絕不承認失敗”，這正是特朗普本人作為已故律師兼掮客羅伊·科恩（Roy Cohn）的“黑暗學徒”時學到的法則之一。盡管缺乏公開承認，但特朗普積極“訓練”格林所在陣營的方式并不微妙。

總統在圣誕節當天在“真實社交”（Truth Social）上發布關于“激進左翼渣滓”的帖子，并將針對尼日利亞的導彈襲擊稱為“圣誕禮物”。如果說傳統媒體沒有過多關注這些時刻，那部分原因可能是因為特朗普侮辱對手和漠視他人生命的劇本早已司空見慣。有什么新鮮事嗎？特朗普對遭遇不幸謀殺的賴納（Reiner）家族表現出的公開殘酷，甚至不如一些共和黨人對此表示反對來得令人驚訝——考慮到這些共和黨人此前對明尼蘇達州眾議院民主黨人梅麗莎·霍特曼（Melissa Hortman）、州參議員約翰·霍夫曼（John Hoffman）及其配偶遭受的同樣悲慘的襲擊，曾表現出公開的敵意。

這些言論和行動本身就是一種“訓練”。近年來，關于所謂的“道德信號”（virtue signaling）之害有很多討論，即指責某人發表看似有道德的公開聲明或行動，是為了提升自己的社會地位，而非出于行為本身的善意。但我們更有必要花時間討論一個相關的、日益普遍的現象：“惡德信號”（vice signaling）。

一張在社交媒體上瘋傳的抓拍照片生動地描繪了這一畫面——特朗普、佛羅里達州州長羅恩·德桑蒂斯（Ron DeSantis）和國土安全部部長克里斯蒂·諾姆（Kristi Noem）在匆忙建成的“短吻鱷惡魔島”（Alligator Alcatraz）拘留中心前大笑，該中心旨在推進政府的大規模驅逐行動。這種殘酷的隨意審美正是關鍵所在。這是一種給予旁觀者“許可”的方式。它在說：我們知道什么樣的人會覺得這很可怕，但看著我們大笑吧，以此來“痛擊自由派”（own the libs）。這就是典型的“惡德信號”。

乍看之下，“道德信號”和“惡德信號”似乎是對立的，前者與行善者相關，后者則與卡通式的反派相關。確實，“惡德信號”與殘酷、幸災樂禍和普遍的惡意有關。發送“道德信號”的人試圖看起來很好，而發送“惡德信號”的人試圖看起來很壞——但并非對所有人都如此。惡德信號發送者通常是為了向某個內群體（in-group）的成員展示自己，而特意違反外群體（out-group）的道德或其他標準。因此，“惡德信號”通常是“道德信號”的一種變體，而非其替代品。

但這其中有一個重要的陷阱。當我們釋放“道德信號”時，我們是在訴諸自己部落的價值觀，無論這種訴求多么膚淺或虛偽：正是因為我們的內群體將支持慈善或使用特定代詞視為仁慈和尊重的表現，一個人才能通過遵守規則來獲得聲望，即便其內心動機可能并不純粹。但是，當一個人釋放“惡德信號”時，外群體的價值觀占據了舞臺中心——目的是為了被推卸而非被遵守。內群體的道德承諾基本上變得無關緊要：唯一重要的是打擊敵人（在特朗普的案例中是自由派）。一個人越是依賴“惡德信號”作為行動和溝通的風格，內群體的道德指南針作為對行為的實際約束力就越弱。

有充分的理由認為，我們正在目睹這一幕在今天的美國政治中宏大上演。特朗普最初對選民的推銷辭之一是，“美國優先”意味著避免外國干預和糾葛。這種說法一直很容易被識破，但在圣誕節襲擊尼日利亞、在委內瑞拉綁架外國領導人以及重新呼吁殖民格陵蘭島之后，特朗普是外交政策“鴿派”的想法終于可以徹底休矣。

幾年前，隨著共和黨州長在喬·拜登總統任內公開反抗聯邦政府，“州權”概念似乎正在復興。去年，這些反叛州長之一格雷格·阿博特（Greg Abbott）卻自愿派出本州的國民警衛隊，協助限制其他州的權利，以服務于特朗普建立臨時聯邦警察部隊的更廣泛企圖。更不用說隱藏在愛潑斯坦（Epstein）檔案背后的兒童販運和性侵犯的持續丑聞，這恰恰代表了特朗普承諾要“抽干”的那種精英沼澤。

這里不僅僅是司空見慣的投機主義和虛偽。個別行動者是否虛偽，無法解釋黨內其他人士溫和的譴責和抵抗。政府無視誠實和體面準則的厚顏無恥，傳遞了一個清晰的信息，即什么才是重要的——粉碎政府的個人對手；同樣清晰的信息是，什么是不重要的——其他任何東西，包括特朗普或其政黨聲稱堅持的任何價值觀、原則或理想。

正如這些例子所表明的，“惡德信號”不僅是文化信息或審美姿態。那位想在混合場合說“弱智”（retard）和“娘娘腔”（pussy）的匿名銀行家，想要生活在一個迎合喜歡說這些詞的人的世界里——這就是為什么他感到這種放縱是一種“解放”。政府中那些特別活躍于網絡的成員可能只是為了“轉帖”（ReTruths）和評論數而記錄他們的各種惡行，但這些信息伴隨著死亡人數：在加勒比海和太平洋地區的各種謀殺中至少有115人死亡；在最終導致尼古拉斯·馬杜羅（Nicolás Maduro）總統被綁架的委內瑞拉襲擊中至少有40人死亡；在尼日利亞爆炸事件中，傷亡人數依然不明。

表演性的殘酷可能始于特朗普政府，但它并沒有、也不會止步于此。

這些襲擊作為戰術演習完全無法理解：軍事打擊所聲稱針對的販毒路線與美國的毒品使用幾乎毫無關系；委內瑞拉的石油儲量位于數十億美元基礎設施投資的另一端，而美國石油巨頭迄今對此表現出極小的興趣；盡管尼日利亞政府官員配合了行動本身，但他們直接反駁了白宮關于在其邊境進行襲擊的敘述。

然而，如果將其解讀為主要為了“惡德信號”和原始力量投射而采取的政治行動，所有這些都變得冷酷地合理：向MAGA基地及其各種意識形態共謀者傳達一種特定的審美姿態，訓練我們所有人允許它，并用“炸彈下一個就會落到你們頭上”的幽靈來威脅所有可能不服從的人。這條信息說：我想做什么就做什么，想什么時候做就什么時候做，出于任何我想做的理由，而你們必須接受。

與涉及優先考慮和維持牢固外交關系的復雜戰略目標不同，“惡德信號”——以及這種訓練——的快感通過把那句“不該說出口的話”大聲說出來而得到加強。這正是現任白宮副幕僚長斯蒂芬·米勒（Stephen Miller）本周早些時候在CNN上所做的。他告訴杰克·塔珀（Jake Tapper）：“你可以盡情談論國際禮節和其他一切，但我們生活在一個現實世界中，這個世界是由力量、武力和權力統治的?！?/p>

我們面臨著一個精英有罪不罰的問題——這是一個全球性問題，而美國是最惡劣的頭號罪魁禍首。正如羅伯特·賴克（Robert Reich）提醒我們的那樣，二十年前，美國以現在被廣泛承認為欺詐的借口入侵了一個國家。這一事實幾乎沒有換來眾多推動此事的行動者（包括民選官員和其他人）的一句“哎呀，搞錯了”——尤其是喬治·W·布什（George W. Bush），他至今仍在夕陽下畫著水彩畫。最近，世界首富協助領導了聯邦工作人員的大規模解雇。

與此同時，國家特工經常以公然非法的方式綁架移民并拘留公民。美國國土安全部在回應近期一名美國公民在明尼阿波利斯被移民及海關執法局（ICE）特工謀殺的聲明中——該事件被視頻拍下并有目擊者證實，地點距離喬治·弗洛伊德被明尼阿波利斯警察謀殺的地點不到一英里——撒了一連串赤裸裸的謊言。上述任何人都很少受到負面后果的影響。在美國，政治權力長期以來意味著永遠不必道歉。

這一切可能始于格林所在的黨派，但它并沒有、也不會止步于此。米歇爾·奧巴馬（Michelle Obama）給她這一方政治勢力的建議——當“他們往低處走”時要“往高處走”（go high）——隨著歲月的流逝聽起來越來越陳舊（她最近試圖澄清這一觀點，呼吁實現聽起來更具戰斗性的目標：“在憤怒中尋找目標”）。作為回應，像加利福尼亞州州長加文·紐森（Gavin Newsom）這樣的新貴將希望寄托在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通過加倍使用網絡挑釁（trolling）和侮辱的傳播策略來擊敗特朗普和共和黨。史蒂夫·班農（Steve Bannon）曾稱贊這是一種對特朗普“改變現代政治”方式的“充滿活力”的回應。

紐森被這種策略吸引可能并非巧合，他曾通過親自協助銷毀無家可歸者的財物展示了自己對“表演性殘酷”的偏好。此外，如果英國工黨擁抱對移民公開敵意的令人心寒的案例有任何啟示的話，我們不應期待中左翼政黨會有不同的結果，特別是當中左翼模仿右翼，將其自身基礎中支持平等、支持移民的部分指定為可以無視其道德標準的“外群體”時。

相比之下，佐蘭·曼達尼（Zohran Mamdani）規劃的路線要有希望得多：一條不回避沖突，但也不回避美德的路線。惡行最好留給惡人。

作者

Olúf??mi O. Táíwò 是喬治城大學哲學副教授，也是《波士頓評論》（Boston Review）的專欄作家。他的著作包括《精英俘獲》（Elite Capture）和《重新思考賠償》（Reconsidering Repar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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