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外交政策的十大高光與十大敗筆｜IPP編譯

IPP評論是國家高端智庫華南理工大學公共政策研究院（IPP）官方微信平臺。

（圖片中部分視覺元素由AI生成）

導語：

當特朗普開啟第二任期，美國外交中一些”舊邏輯“再次回到舞臺中央：對多邊機制的冷處理，對盟友關系的功利化重估，對勢力范圍的重視，以及以關稅、制裁等工具的回歸。冷戰后曾一度被壓低音量的強權邏輯，正重新被調高了聲調。

“舊邏輯”的回歸，也引出了一個更現實的問題：當美國在不同歷史節點反復采用相似的外交思維時，它們究竟產生了怎樣的長期后果？哪些選擇曾塑造相對穩定的國際秩序，哪些又最終演變為沉重的戰略負擔？

近日，美國外交關系史學會（SHAFR）與美國外交關系委員會（CFR）對1775年以來美國外交史上的關鍵政策決策進行了回顧，選出了“十大高光”（10 Best）與“十大敗筆”（10 Worst）外交決策。這份榜單橫跨戰爭抉擇、制度構建與全球戰略布局，既記錄了美國塑造國際秩序的成功時刻，也直面其在軍事干預與強制性外交中反復付出的高昂代價。IPP評論特將本文進行編譯，供讀者參考。

圖源：美國外交關系委員會（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

美國外交政策十大高光

The 10 Best U.S. Foreign Policy Decisions Ever

從鞏固國家主權、拓展大陸版圖，到塑造二戰后的國際制度、開啟前所未有的和平與繁榮，美國的一些外交抉擇深刻改變了自身命運，也重塑了世界秩序。以下內容將回顧那些留下最為積極、持久歷史遺產的美國外交政策決策。

第十名｜1962年：應對古巴導彈危機

美國前總統約翰·肯尼迪標注的古巴地圖。圖源：路透社

1962年10月，一次美國空軍U-2高空偵察機對古巴的監視飛行，證實了美國官員此前最為擔憂的判斷：蘇聯正在該島部署可攜帶核彈頭的導彈。這一發現迅速引爆了一場持續十三天的危機，將世界推向核戰爭的邊緣。

危機初期，總統約翰·肯尼迪（John F. Kennedy）一度傾向于通過空襲徹底摧毀尚未投入使用的導彈基地。但在權衡風險后，他選擇了一條更為克制的路徑——首先下令對古巴實施“海上隔離”（即事實上的封鎖），以阻止更多蘇聯軍事裝備進入島內。

更為關鍵的是，在公開施壓的同時，肯尼迪并未放棄外交斡旋。他通過秘密渠道與蘇聯領導人尼基塔·赫魯曉夫（Nikita Khrushchev）展開溝通，最終促成雙方妥協，成功化解危機，避免了不可想象的災難性升級。

正是對這場危機所展現出的審慎與克制，讓兩國領導人深刻意識到核對抗的極端危險性。危機結束后，美蘇相繼達成多項緩和緊張關系的協議，為隨后開啟的軍備控制時代奠定了基礎。

基于這一歷史影響，美國外交史學界將肯尼迪對古巴導彈危機的處理，評為美國歷史上第十位最成功的外交政策決策。

第九名｜1823年：門羅宣言

關于門羅主義的政治漫畫。圖源：美國國會圖書館

1823年12月2日，總統詹姆斯·門羅（James Monroe）以書面形式向國會提交了其第七次年度國會演講——相當于今日的《國情咨文》。在一份整體而言并不起眼的國內事務綜述中，門羅提出了一項后來被視為美國外交政策經典表述的原則——“門羅宣言”。

門羅明確宣示：西半球不再對歐洲列強的進一步殖民開放，美國則有權維護西半球各獨立共和國的主權。這兩項主張在當時都堪稱大膽——美國事實上并不具備足以支撐其承諾的軍事或政治實力。然而，這種看似“虛張聲勢”的宣示，建立在對國際形勢的精明判斷之上，向世界釋放出一個清晰信號：這個新興國家的抱負，遠不止于自身疆界之內。

正因如此，SHAFR的歷史學者將“門羅宣言”評為美國歷史上第九位最成功的外交政策決策。

第八名｜1807年：《禁止輸入奴隸法案》

1856年，弗吉尼亞州里士滿，一名被奴役的婦女正在被拍賣。圖源：美國國會圖書館

1787年夏天，制憲會議在費城召開，奴隸制的前途成為與會代表激烈爭論的核心議題之一。來自北方各州的一些代表希望徹底廢除這一制度，但他們最終不得不在現實面前讓步：南方各州寧可退出會議、令建立更有效聯邦政府的努力功敗垂成，也不愿同意廢奴。面對這一僵局，反對奴隸制的一方雖未能實現初衷，卻爭取到了一項關鍵讓步。

憲法規定，在為期二十年的緩沖期結束后，國會有權禁止輸入被奴役之人。1807年3月，在總統托馬斯·杰斐遜（Thomas Jefferson）的請求下，國會正式行使了這一權力。1808年1月1日，《禁止輸入奴隸法案》正式生效。

這是美國歷史上第一部明確與跨大西洋奴隸體系決裂的法律，顯著削弱了美國對國際奴隸貿易的參與程度。盡管它并未終結國內奴隸制本身，但在道義與制度層面，這一立法標志著美國開始從全球奴隸貿易體系中抽身而出。

正因其歷史意義，SHAFR的歷史學者的歷史學者將《禁止輸入奴隸法案》評為美國歷史上第八位最成功的外交政策決策。

第七名｜1944年：布雷頓森林體系的建立

1944年7月1日，美國財政部長小亨利·摩根索（Henry Morgenthau） 在新罕布什爾州布雷頓森林的華盛頓山酒店主持布雷頓森林國際貨幣會議。圖源：Wikimedia Commons

二戰仍在進行之際，總統富蘭克林·羅斯福（Franklin D. Roosevelt）已開始著手構想戰后世界的制度基礎。他認為，這場戰爭之所以爆發，部分根源在于20世紀30年代各國推行了錯誤的貿易與貨幣政策，不僅加劇了大蕭條，也助長了民族主義與對抗情緒。羅斯福同樣清楚，戰爭結束后，美國的企業與農民勢必希望重新進入海外市場，擴大出口。

正是在糾正歷史錯誤、并為未來繁榮奠定制度根基的思路下，羅斯福于1944年7月在新罕布什爾州的布雷頓森林召集了來自44個國家的代表，召開了一次具有劃時代意義的會議。此后連續三周，與會代表在正式名稱為“聯合國貨幣與金融會議”的框架下反復磋商，最終確立了一套全新的國際貨幣體系規則。

這一體系的核心，是兩大新成立的多邊機構——國際貨幣基金組織與世界銀行。它們此后成為戰后全球經濟秩序的支柱，深刻塑造了國際金融與發展合作的基本框架。

基于其對戰后長期穩定與繁榮所產生的深遠影響，我們將布雷頓森林體系的建立，評為美國歷史上第七位最成功的外交政策決策。

第六名｜1949年：北大西洋公約組織（NATO）的建立

美國總統哈里·S·杜魯門（Harry S. Truman）在簽署《北大西洋條約》公告。圖源：哈里·S·杜魯門總統圖書館與博物館

在相當長的一段歷史中，美國始終回避與他國結成緊密的同盟關系。正如托馬斯·杰斐遜（Thomas Jefferson）在其首次就職演說中所言，美國應當警惕“糾纏不清的同盟”。這一路線的核心含義，是盡量與歐洲的政治事務保持距離。

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美國一度打破這一傳統，但總統伍德羅·威爾遜（Woodrow Wilson）仍堅持將美國定位為與法英并肩作戰的“協作國”，而非正式盟友。戰爭結束后，美國很快再次轉身離開歐洲。這一模式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時，似乎也將重演——德國投降后，美國原本準備再次“回家”。

然而，蘇聯在戰后歐洲擴張影響力的努力，徹底改變了美國的戰略判斷。美國不再選擇抽身而退，而是首次在和平時期明確承諾承擔歐洲防務責任。1949年，在總統杜魯門的推動下，美國牽頭建立了北大西洋公約組織（NATO）。

這一決定標志著美國外交傳統的重大轉折。北約不僅成功遏制了蘇聯在歐洲的擴張，也逐漸發展為歷史上最成功的軍事聯盟之一，為歐洲帶來了被稱為“漫長和平”的穩定時期。

正因其深遠而持久的影響，我們將北約的建立，評為美國歷史上第六位最成功的外交政策決策。

第五名｜1941年：《租借法案》

英國輔助地方勤務隊成員與根據《租借法案》由美國提供的步槍箱合影。圖源：富蘭克林·D·羅斯福總統圖書館與博物館。

1940年12月，英國首相溫斯頓·丘吉爾（Winston Churchill）致信美國總統富蘭克林·羅斯福（Franklin D. Roosevelt），告知其一個令人不寒而栗的消息：英國瀕臨破產。自1940年春天對德作戰全面展開以來，戰爭已幾乎耗盡英國國庫。倫敦很快將無力繼續支付從美國購買的物資與武器，而這很可能意味著英國難以抵擋納粹德國的進攻。

丘吉爾的來信，將羅斯福置于兩難境地。就在一個月前，羅斯福剛剛贏得總統第三個任期，并向擔憂歐洲戰火的美國民眾鄭重承諾：“我們的孩子不會被送上任何外國戰場。”然而，羅斯福同樣清楚，如果德國贏得戰爭，其后果對美國而言將是災難性的。

在這一判斷下，羅斯福意識到自己必須采取行動。接下來的三個月里，他一面謹慎拿捏國內輿論的分寸，一面積極爭取國會與公眾的支持，推動一項向英國及其他對抗軸心國的國家“出借”物資的計劃。最終出臺的《租借法案》（Lend-Lease Program），被丘吉爾譽為“最不摻雜私利的行動”，向五十個國家提供了超過500億美元的援助，為盟國贏得第二次世界大戰提供了關鍵支撐。

正因其在不直接參戰的前提下深刻改變戰爭走向，SHAFR的歷史學者將《租借法案》評為美國歷史上第五位最成功的外交政策決策。

第四名｜1803年：路易斯安那購地案

路易斯安那州交接儀式。圖源：Wikimedia Commons

美國在獨立戰爭后贏得了主權，但這個年輕的國家依然暴露在列強博弈的夾縫之中。原十三州以西的廣闊土地，先后被西班牙和法國聲稱擁有；而當時美國“西部”的大部分貿易，又必須沿密西西比河順流而下。新奧爾良港先由西班牙、后由法國控制，這意味著任何一方只要切斷出海通道，便足以對美國經濟造成致命打擊。

1803年，總統托馬斯·杰斐遜（Thomas Jefferson）派遣使節前往巴黎，指示他們最多支付1000萬美元，購得新奧爾良港以及城市以東盡可能多的土地。然而，法國領導人拿破侖（Napoleon Bonaparte）卻向美方拋出了一個出人意料的提議：以1500萬美元的價格，出售整個路易斯安那地區。

這一提議讓杰斐遜陷入猶豫。他擔心憲法并未授權總統進行如此規模的領土收購。但在國家安全與長遠利益面前，杰斐遜最終壓下了這些疑慮，果斷接受了這筆交易。路易斯安那購地案不僅使美國的國土面積幾乎翻了一番，還確保了對密西西比河的控制權，并由此將美國推上了邁向大陸型大國的歷史軌道。

正因其對國家命運產生的決定性影響，SHAFR的歷史學者將路易斯安那購地案評為美國歷史上第四位最成功的外交政策決策。

第三名｜1778年：美法同盟條約

圖源：美國國會圖書館

1776年，北美十三個殖民地宣布獨立后，隨即將目光投向英國的宿敵——法國，尋求外部援助。起初，法國僅提供秘密支持。原因并不復雜：公開站在勝算渺茫的叛亂者一邊，意味著可能與大英開戰，而這場戰爭在當時看來收益甚微、風險卻極高。

然而，美國外交的靈活斡旋，加上一場具有決定性意義的戰場勝利，徹底改變了法國的判斷。1778年2月6日，法國正式承認十三個美洲殖民地的獨立地位，并承諾支持其對英作戰。這一承諾最終以兩份正式條約的形式加以確立，成為美國獨立戰爭的關鍵轉折點。

此后，法國不僅向殖民地提供了大量軍事物資和財政援助，還直接投入陸軍與海軍力量參戰。更為重要的是，法國的參戰迫使英國不得不分散兵力，同時防范其在歐洲、加勒比地區以及北美殖民地的多重利益受威脅。原本看似注定失敗的一場戰爭，由此轉化為一場勝利，并深刻改寫了歷史進程。

正因其在生死關頭為美國獨立提供了決定性外部支撐，SHAFR的歷史學者將美法同盟條約評為美國歷史上第三位最成功的外交政策決策。

第二名｜1945年：聯合國的建立

圖源：聯合國

1945年10月24日，《聯合國憲章》正式生效，確立了聯合國的組織架構、基本原則與宗旨。這一全新的國際組織，是一項歷時多年的制度性努力的結晶，其主導者正是美國總統羅斯福——盡管在憲章生效前六個月，他已不幸去世。

創建聯合國的初衷，在于彌補一戰后成立的國際聯盟（League of Nations）的制度缺陷。美國及其伙伴希望通過建立一個新的國際機制，將維護全球和平與安全、發展友好國際關系的共同努力制度化，并為應對全球范圍內的經濟、社會、文化、人道主義與公共衛生問題提供穩定的平臺。

誠然，聯合國在現實運行中并未完全實現羅斯福當初設想的宏大目標，但它作為國際公共辯論的重要場域、在世界各地開展的多項維和行動，以及覆蓋廣泛的人道主義事務，仍然使其誕生本身成為美國外交史上的一項重大成就。

基于這一深遠影響，SHAFR的歷史學者將聯合國的建立評為美國歷史上第二位最成功的外交政策決策。

第一名｜1948年：馬歇爾計劃

圖源：美國國會圖書館

1948年4月3日，總統哈里·S·杜魯門（Harry S. Truman）簽署通過《1948年經濟合作法》，這一法案更為人熟知的名稱是“馬歇爾計劃”。該計劃以其主要倡導者、國務卿喬治·馬歇爾（George Catlett Marshall）命名，授權實施了美國歷史上規模最為宏大的對外援助項目之一。

1948年至1951年間，美國向西歐16個國家提供了總計132億美元的援助——按今日價值折算，約相當于1800億美元。這些資金被用于購買糧食和各類物資，并投入基礎設施與工業體系的重建之中。馬歇爾計劃迅速推動了戰后歐洲的經濟復蘇，有效遏制了蘇聯在西歐的影響力，促進了歐洲內部的合作進程，并最終鞏固了美國在跨大西洋聯盟中的領導地位。正是在經濟重建、地緣政治穩定與制度整合這三重層面同時發揮深遠作用，使馬歇爾計劃成為戰后國際秩序成形的關鍵一環。

基于其無可替代的歷史影響，SHAFR的歷史學者一致將馬歇爾計劃評為美國歷史上最成功的外交政策決策。

美國外交政策十大敗筆

The 10 Worst U.S. Foreign Policy Decisions Ever

從充滿暴力的西進擴張，到兩次世界大戰之間的孤立主義，再到代價高昂、后果深遠的軍事干預，美國的一些外交抉擇不僅未能實現其既定目標，反而留下了沉重而復雜的歷史遺產。以下內容將回顧那些被普遍認為對美國乃至世界造成最為負面影響的外交政策決策。

第十名｜1945年：對長崎的原子彈轟炸

圖源：美國國家檔案館

1945年8月6日，美國在日本廣島投下原子彈，這是人類歷史上首次在戰爭中使用核武器，造成約14萬人死亡，其中絕大多數為平民。三天后，美國又在長崎投下第二枚原子彈，約4萬人當場喪生，隨后數周內，又有約3.4萬人在極度痛苦中死去。

總統杜魯門辯稱，這兩次轟炸是迫使日本投降、并避免一場可能更為血腥的美軍本土登陸戰所必需的。然而，圍繞這一決定——尤其是對長崎的轟炸——至今仍爭論不休。襲擊給平民社會帶來了難以想象的毀滅，其長期影響甚至延續至今。

更具爭議的是，長崎的轟炸被提前兩天實施，主要是為避開不利天氣條件，這使日本政府幾乎沒有時間評估廣島遭遇的真實情況，或據此作出停戰決定。杜魯門的部分私人表態還暗示，他批準轟炸長崎的考量，并不只在于迫使日本投降，還包含向蘇聯發出戰略威懾信號的意圖。

正因如此，SHAFR的歷史學者將對長崎的原子彈轟炸評為美國外交史上第十位最糟糕的決策。

第九名｜1964年：北部灣決議

海上航行的“馬多克斯”號驅逐艦。圖源：Wikimedia Commons

1964年8月2日，在北越近海的北部灣國際水域，美國驅逐艦“馬多克斯號”（USS Maddox）遭到北越巡邏艇攻擊。兩天后，馬多克斯號再次報告稱遭遇火力襲擊。林登·約翰遜（Lyndon B. Johnson）隨即下令對北越發動空襲，這是美國首次對北越實施公開軍事打擊。

約翰遜同時請求國會支持其對抗北越“侵略”的決定。不到72小時，國會便通過了《北部灣決議案》，授權總統擴大軍事行動。然而，國會議員當時并不知情的是，約翰遜政府向他們提供的關鍵情況存在嚴重失實之處：馬多克斯號為何出現在北部灣、以及所謂“第二次襲擊”，很可能根本并未發生。在倉促決策和錯誤信息的雙重作用下，國會為美國不斷加深介入后來被稱為越南戰爭的沖突打開了大門。

基于其對戰爭升級所起到的關鍵推動作用，SHAFR的歷史學者將《北部灣決議》評為美國歷史上第九位最失敗的外交政策決策。

第八名｜1939年：限制接納德國猶太難民

1939年6月3日，圣路易斯號郵輪上的猶太難民。圖源：美國國家檔案館和記錄管理局

20世紀30年代，納粹德國對所謂“非雅利安人”的迫害不斷升級，迫使猶太人先是逃離德國，隨后又從被德國吞并或占領的地區四散尋求庇護。許多難民將美國視為最后的安全港。然而，即便納粹對歐洲的控制不斷擴張，美國仍然嚴格限制移民入境。

美國政府拒絕正視這一日益嚴峻的人道主義危機，背后既有反猶主義與排外情緒，也有繁復的官僚程序，以及對難民可能成為財政負擔或充當德國間諜的無端恐懼。即便總統羅斯福及其他美國高層官員公開譴責德國對猶太人的迫害，美國媒體也頻繁報道難民困境，美國依然堅持其嚴苛的移民政策。這一拒絕接納更多難民的立場，直接導致數以萬計本可能獲救的人最終死于大屠殺。

正因其道義代價之沉重，SHAFR的歷史學者將戰前美國堅持限制猶太難民入境的政策，評為美國外交史上第八位最失敗的決策。

第七名｜2017年：退出《巴黎協定》

2015年11月30日，世界各國領導人在巴黎參加聯合國氣候變化大會。圖源：聯合國

2015年12月，《巴黎協定》的簽署標志著全球氣候外交的一次重大突破。經歷多次失敗嘗試后，194個國家終于就減少二氧化碳、甲烷等溫室氣體排放達成共識，以應對正在改變全球氣候的嚴峻挑戰。作為全球年度排放量第二大、歷史累計排放量最大的國家之一，美國亦在簽署國之列。

然而，2017年6月1日，就任僅五個月的總統特朗普兌現競選承諾，宣布美國將退出《巴黎協定》。他辯稱，該協定會束縛美國能源產業、導致數百萬美國人失業，卻對遏制氣候變化“收效甚微”，并多次將氣候變化稱為一場“騙局”。

特朗普的這一決定并未獲得任何國家效仿。在全球平均氣溫持續上升、極端天氣事件愈發頻繁的背景下，美國因此陷入外交孤立。

基于其對全球氣候治理與美國國際信譽造成的負面影響，SHAFR的歷史學者將退出《巴黎協定》評為美國外交史上第七位最失敗的決策。

第六名｜1838年：強制遷移切羅基民族（Cherokee Nation）

19世紀初，隨著白人定居者不斷向東部原住民土地擴張，美國社會內部要求無視既有條約、重新分配土地的政治壓力日益上升。盡管聯邦政府此前已通過條約確認原住民領地，但這一承諾很快被拋諸腦后。1830年，國會通過《印第安人遷移法》，授權總統將放棄密西西比河以東土地的原住民部族，安置到河以西地區。

1832年，美國最高法院裁定，原住民部族屬于“獨立的民族實體”，不受州法律管轄。然而，總統安德魯·杰克遜（Andrew Jackson）無視這一裁決。1838年5月23日，切羅基民族的首批成員被強行趕出其在今美國東南部的家園，被迫徒步遷往位于今俄克拉荷馬州東北部的新領地。在這場后來被稱為“血淚之路”的遷徙中，約1.6萬名切羅基人踏上征途，其中約4000人死于饑餓、疾病與嚴寒。其殘酷程度成為美國歷史上難以回避的一頁。

正因這一政策造成的巨大人道災難，SHAFR的歷史學者將強制遷移切羅基民族評為美國外交史上第六位最失敗的決策。

第五名｜1919年：參議院否決《凡爾賽條約》

1919年6月28日，在凡爾賽宮鏡廳簽署《凡爾賽條約》。圖源：美國國會圖書館

美國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的參戰，打破了其長期回避歐洲政治事務的傳統。總統伍德羅·威爾遜（Woodrow Wilson）將這一轉變視為重塑世界政治秩序、降低未來戰爭風險的契機。1918年12月，他前往巴黎參與戰后談判，并推動達成《凡爾賽條約》，其中核心構想是建立一個維護和平的國際組織——國際聯盟。

然而，威爾遜在國內并未取得同樣的成功。1919年11月以及1920年3月，美國參議院兩度否決《凡爾賽條約》，連同加入國際聯盟的方案一并否決。國際聯盟雖于1920年開始運作，但缺少美國這一關鍵大國，其效能大打折扣。拒絕加入聯盟，也使美國在隨后二十年里更容易對不斷積累的國際危機視而不見——而這一選擇，最終被證明代價高昂。

基于其對戰后國際秩序的長期消極影響，SHAFR的歷史學者將參議院否決《凡爾賽條約》評為美國外交史上第五位最失敗的決策。

第四名｜1953年：支持推翻伊朗總理穆罕默德·摩薩臺

穆罕默德·摩薩臺。圖源：哈里·S·杜魯門圖書館

1951年4月，穆罕默德·摩薩臺（Mohammad Mosaddeq）出任伊朗總理。作為一名堅定的民族主義者，他通過挑戰英國對伊朗經濟與政治的主導地位而崛起。就在就任前一個月，摩薩臺推動伊朗議會通過法案，將由英國政府控制的英伊石油公司國有化。

倫敦并未選擇與德黑蘭妥協，而是試圖通過扼殺伊朗石油出口——這一政府財政的命脈——來推翻相關立法。總統哈里·S·杜魯門（Harry S. Truman）起初拒絕英國拉攏美國一同向伊朗施壓的請求。但當艾森豪威爾入主白宮后，英國關于摩薩臺“破壞伊朗穩定”的說法找到了更為友好的聽眾。

在擔憂伊朗可能發生共產主義政權更迭的背景下，艾森豪威爾批準實施“阿賈克斯行動”，秘密策動推翻摩薩臺。1953年8月，政變成功。這一結果不僅鼓勵了此后美國針對“不友好政府”的干預行動，也被伊朗民族主義者長期用來激發國內的反美情緒。

基于其深遠而負面的歷史后果，SHAFR的歷史學者將美國支持推翻摩薩臺政權評為美國外交史上第四位最失敗的決策。

第三名｜1830年：《印第安人遷移法》

19世紀初，美國白人定居者對原住民所占據的土地覬覦日深。起初，聯邦政府試圖通過將原住民部族視為主權民族、并以條約形式劃定其領地邊界來限制沖突。然而，在執行層面，政府幾乎未能迫使定居者遵守這些條約；相反，華盛頓屢屢向原住民強加條件更為苛刻的新條約。

隨著雙方緊張關系不斷升級，美國社會中要求將原住民驅逐出其祖居之地的呼聲日益高漲。1830年，應總統安德魯·杰克遜（Andrew Jackson）的要求，國會通過了《印第安人遷移法》。在隨后二十年里，聯邦政府背棄了其莊嚴的條約承諾，強迫多達十萬名居住在密西西比河以東的原住民，遷往河以西更為狹小、貧瘠的土地。其造成的人道災難與歷史創傷，至今難以彌合。

基于這一深遠而慘痛的后果，SHAFR的歷史學者將《印第安人遷移法》評為美國外交史上第三位最失敗的決策。

第二名｜1965年：向越南部署作戰部隊

1965年3月8日，美國海軍陸戰隊抵達南越峴港。圖源：美國海軍陸戰隊

1965年3月8日，隸屬第九海軍陸戰遠征旅的3500名美軍海軍陸戰隊員抵達南越峴港，任務是保護一處美軍空軍基地免受自稱“民族解放陣線”的游擊力量攻擊——這一組織在美國語境中更常被貶稱為“越共”。就在六天前，美國已啟動“滾雷行動”（Operation Rolling Thunder），對北越展開持續三年的大規模轟炸。

當時，一些美國官員曾明確反對向峴港派兵，警告稱總統林登·約翰遜（Lyndon B. Johnson）很快將被迫不斷加碼兵力，卷入一場難以取勝的戰爭。事實上，約翰遜本人也對戰爭前景深感憂慮，曾將其形容為“我一生中見過的最糟糕的爛攤子”。但即便如此，在接下來的五個月里，他仍向南越追加了12萬名士兵，并在隨后三年內將駐軍規模擴大至50多萬人。然而，這場戰爭始終看不到勝利的可能。不斷升級的軍事投入，最終換來的是長期消耗、國內撕裂與國際聲譽受損。

基于其對美國國力與國際地位造成的深重打擊，SHAFR的歷史學者將向越南部署作戰部隊評為美國外交史上第二位最失敗的決策。

第一名｜2003年：入侵伊拉克

解散的伊拉克軍隊士兵在巴格達美國領導的伊拉克政府總部附近抗議他們被解散。圖源：路透社

2001年9月11日恐怖襲擊發生后，美國國內對伊拉克向恐怖組織提供大規模殺傷性武器（WMD）的擔憂急劇上升。盡管聯合國在1991年海灣戰爭后已要求伊拉克拆除其核、生物與化學武器項目，總統喬治·W·布什（George W. Bush）仍堅持認為伊拉克領導人薩達姆·侯賽因（Saddam Hussein）繼續秘密推進相關計劃。

2002年底，聯合國安理會警告伊拉克，若不配合武器核查，將面臨“嚴重后果”，但并未授權對其發動戰爭。美國隨即繞開聯合國，組織所謂“自愿聯盟”，以推翻薩達姆政權。2003年3月20日，“伊拉克自由行動”正式開始，美軍迅速擊潰伊拉克正規部隊。然而，戰爭結束后，并未發現任何正在運行的伊拉克大規模殺傷性武器項目。

美國隨即陷入一場持續八年的血腥占領戰爭，付出了沉重的人命與財政代價，其國際聲譽亦遭到嚴重損害，并在中東乃至全球范圍內助長了反美力量的崛起。基于其后果之深遠與破壞性之強，SHAFR的歷史學者一致將入侵伊拉克評為美國外交史上最失敗的決策。

*本文內容編譯自美國外交關系史學會（Society for Historians of American Foreign Relations，SHAFR）與美國外交關系委員會（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CFR）聯合發布的“A Survey of Historians: The 10 Best and 10 Worst U.S. Foreign Policy Decisions”（《史學家調查：美國外交政策的十大成功與十大失敗決策》）。文章匯集SHAFR成員學者的評選意見，系統回顧了1775年至今美國外交史上的關鍵決策。原文發表于CFR官方網站。

內文根據篇幅需要有所刪減，不代表IPP意見。

編譯｜周浩鍇IPP新媒體編輯

IPP公共關系與傳播中心

審校｜劉 深

排版｜周浩鍇

終審｜劉金程

IPP評論熱門文章

《南華早報》｜對話鄭永年：關于特朗普、委內瑞拉，以及中國為何不希望“另起爐灶”？

鄭永年：當今世界革命與戰爭交織，中國如何做到“我自巋然不動”？

IPP播客｜對話戴明潔：Manus被收購背后，中國AI正在“向外生長”嗎？

王江雨：美國新國安戰略，如何影響中國周邊？｜IPP專訪

關于IPP

華南理工大學公共政策研究院（IPP）是一個獨立、非營利性的知識創新與公共政策研究平臺。IPP圍繞中國的體制改革、社會政策、中國話語權與國際關系等開展一系列的研究工作，并在此基礎上形成知識創新和政策咨詢協調發展的良好格局。IPP的愿景是打造開放式的知識創新和政策研究平臺，成為領先世界的中國智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