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南
《刑法》第二百三十六條之一規定，對已滿14周歲不滿16周歲的未成年女性負有監護、收養、看護、教育、醫療等特殊職責的人員，與該未成年女性發生性關系的，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情節惡劣的，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
一般情形下，性侵犯罪侵犯的客體是女性的性自主權。但是在負
有照護職責人員性侵犯罪中，無論被照護未成年女性是否自愿發生性
關系，都不影響行為人犯罪性質認定。因此，本罪的保護客體有一定的特殊性。
《刑法》對負有照護職責人員性侵犯罪單獨規定，是基于此類犯罪中雙方當事人的特殊地位和身份，以及這種地位和身份對雙方當事人的影響。此類案件中，雙方當事人地位并不對等，未成年人女性處于明顯弱勢，生理和心理上都對負有照護職責的人嚴重依賴。具有照護職責的行為人容易對被害人進行欺騙、利誘，未成年女性的真實思想難以辨明，更難以判斷是否違背性自主意志。未成年女性即使并非自愿，也可能是源于特殊關系而忍氣吞聲，其性自主權必然受到限制。《刑法》上的性自主權應當只賦予“具有成熟判斷能力的人”，對于沒有這種能力的人（包括無責任能力的人以及責任能力受到限制的人），從緩和的刑法家長主義立場出發，為了保護其本人的利益，在一定范圍內可以用公權力對其自主權進行某種有限的干涉。
所以有觀點認為，關于性自主決定權，也要根據具有成熟的判斷能力者的意思而作出決定，這種自己決定的自由在面對完全平等的對方時，是完全的自由決定權利，但在面對具有監護關系的強勢者時，該自主決定權被否定。因此，本罪保護的是未成年女性的身心健康，而不是未成年女性的性自主決定權。（周光權：《刑法各論》，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21年版，第39頁。）
考慮此類案件中行為人和未成年女性的特殊地位，未成年女性特殊的身心特點，筆者認為，應當將未成年女性的身心健康，而不是性自主權確定為本罪的犯罪客體。明確上述客體不僅有利于對未成年女性的特殊保護，也有利于防止對未成年女性自愿行為的錯誤評價，有利于防止對行為人的定罪量刑產生不當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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