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爾街日報》觀點｜馬丁·路德·金的博弈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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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學解釋了為什么非暴力抵抗是一種有效策略，也解釋了當下的移民示威為何正在失敗。

我在達拉斯郊區的劉易斯維爾長大，那會兒，社區里常見的皮卡后窗的車載槍架比瑜伽墊還多。小學時，整棟樓里黑人孩子只有兩個，我就是其中之一。那是 1980 年代初：褪了色的 Wrangler 牛仔褲，女孩腿上套著護腿套，男孩頂著蘑菇頭式的“碗蓋頭”，那發型像是母親在廚房餐桌旁扣個碗就能沿邊剪出來。我們的教室里隱隱飄著鉛筆屑的木味，還有食堂餅干那種松軟面包的香氣。

每到二月，“黑人歷史月”一來，空氣里就會出現一種微妙的轉調。人們的聲音放輕了些，笑容也會多停留一瞬。有一天早晨，在班會課上，老師問“豐收月”是什么。我立刻舉手回答。我記得的不只是那個問題，更是我答對之后的反應：一片點頭，一陣贊許的低語，還有那些眼神，仿佛在說，真沒想到我竟然也識字。也就是從那時起，我開始討厭二月。

幾年后，我被校車送到城另一頭一所更糟糕也更“多元”的初中。那里的二月來得熾熱。我開始學馬爾科姆·艾克斯、黑人民權力量、制度性壓迫，以及一種把憤怒當作真實、把克制當作軟弱的歷史敘述。也是在那里，我少年時期對馬丁·路德·金的敵意定型了。

在我那時未成熟的腦子里，金太軟弱了。我當時爭辯說，他做的無非是挨打、坐牢，我那笨蛋舅舅也一樣。二月的一個下午，我對社會學老師說，金不算真正的英雄，他很軟弱，“黑人歷史月”應該講別人，比如瑪麗·麥克勞德·貝休恩。那個月余下的日子，我都在留校察看里度過。

隨著時間推移，再加上一點經濟學理論作參照，我才意識到，自己年輕時對馬丁·路德·金的看法完全顛倒了。他并不軟弱。他是一位卓越的社會策略家。要看清其中緣由，把民權運動放進博弈論的框架里理解會很有幫助，把它看成一場努力，試圖把美國從一個糟糕的均衡推向一個更好的均衡。

先從一個簡單的“種族博弈”講起。一邊是爭取平等權利的黑人美國人，另一邊是白人政治建制派，包括地方當局、法院、警察部門，以及最終對這些機構形成約束的更廣大選民。運動追求的不是情緒宣泄，也不是贏得道德上的勝利，而是推動政策改變。

困難在于，雙方都無法確知對方真正的意圖。兩邊都存在“隱藏類型”。在黑人抗議者中，既有追求和平融入的人，也有偏好暴力或混亂的人。在白人美國人中，既有鐵桿的種族隔離主義者，無論如何都會鎮壓，也有對鎮壓感到不安，卻又拿不準抗議者目標的人。沒有人會在身上掛一塊標簽。所有人只能從行為中推斷對方的類型。

像這樣的博弈可能出現多種均衡。其中一種均衡，也是美國幾十年來所處的那種均衡，是抗議分散破碎，而且往往伴隨暴力。不同的領袖、組織與地方運動推動變革，但行動零散，形態不一。暴力把所有抗議者混作一團，讓多數人更容易作出最壞的判斷。在那樣的環境里，鎮壓在政治上代價很低，甚至本意良善的白人也能把鎮壓解釋為“恢復秩序”。隔離主義者急于鎮壓，溫和派默認順從，不平等延續。任何一個領袖，或任何一個抗議者，都無法僅憑自己改變行為就改善整體結果。這是一個劣均衡，而且很穩定。

金的天才在于，他看見了另一種均衡的存在，并且明白要抵達它，不僅需要抗議，還需要協調一致的集體行動，以及對非暴力做出可信且持續的承諾。

非暴力之所以強大，并不是因為它消極，而是因為它能傳遞信息。持續且紀律嚴明的非暴力代價高昂，也很難偽裝。它把追求平等的人與追求混亂的人區分開來。這樣一來，它就幫助旁觀者區分“好類型”和“壞類型”，在我自己的生命里，它也把那個曾經的男孩與后來成為的男人區分開來。

一旦非暴力變得可信，鎮壓就不再廉價。它對隔離主義者依舊有吸引力，但對溫和派來說，政治成本變得高昂。改革反而成為最佳回應。均衡隨之轉移。

從這個角度看，爭取民權的策略并沒有假設人人皆善。它只是承認，并非人人皆惡。

這一框架會給出清晰的經驗預測，并且與研究者后來發現的結果高度一致。

政治學家奧馬爾·瓦索（Omar Wasow）研究了 1960 年代民權抗議如何影響媒體報道與投票行為。他使用 1960 年到 1972 年的縣級數據發現，接觸到非暴力抗議的地區，民主黨得票份額上升了 1.6 到 2.5 個百分點，這在 20 世紀中葉的美國政治中是一個意義重大的變化。當時兩黨聯盟結構仍在流動，但在同一地區內部，民主黨候選人一貫比共和黨候選人更支持民權立法，因此縣級層面向民主黨的偏移，可以合理視為民權支持上升的指標。那些地區的報紙報道框架也發生了變化，更多采用“民權”敘事，而不是把重點放在“公共秩序”的擔憂上。

暴力抗議則產生相反效果。一旦示威轉向暴力，媒體報道就會轉向“法律與秩序”，得票份額也會向共和黨候選人傾斜。在某些情況下，暴力動蕩甚至造成了向共和黨傾斜 5 個百分點的擺動。同一個運動，同樣的目標，結局卻完全不同。

經濟學家威廉·柯林斯（William Collins）和羅伯特·馬戈（Robert Margo）更直接地研究了暴力動蕩的經濟后果。他們把 1960 年代末發生嚴重騷亂的城市與社區，同那些在其他方面相似但沒有發生騷亂的地方進行對比。他們的估計顯示，受騷亂影響的社區房產價值下跌 10% 到 20%，而且這種下跌持續了幾十年。黑人男性就業大幅下降，并至少在 10年里維持低迷。經歷嚴重動蕩的城市流失人口、資本與政治籌碼。暴力并沒有加速改革，反而損害了改革。

這些證據并不意味著，憤怒本身缺乏正當性，或人們的怨憤毫無根據。它指向一個更令人不適的結論：抗議以何種方式展開，決定了它究竟會讓不公被看得更清楚并得到緩解，還是會把不公遮蔽起來并讓它延續下去。

這也解釋了金為何強烈反對騷亂，哪怕他理解騷亂背后的憤怒。他在1967年說過，“騷亂是那些不被傾聽者的語言。”但他隨即補充說，騷亂“在社會層面具有破壞性，并且自我挫敗”。正如歷史學家大衛·加羅（David Garrow）所記錄的那樣，金認為暴力會讓運動賴以生存的道德清晰度崩塌，使鎮壓可以偽裝成秩序。騷亂在戰略上是失敗的。它摧毀了運動試圖傳遞的信息，并把社會推回到那個劣均衡。

這不是事后美化歷史。同樣的邏輯也適用于今天的移民抗議。如果抗議紀律嚴明、保持非暴力，它們就能實現金策略原本要實現的效果：區分類型，迫使溫和派更新信念，并讓鎮壓在政治上代價高昂。可現實卻是，它們很快就明顯走向暴力，投擲物品、與執法人員沖突，聯邦官員也不出意料地把動蕩框定為“公共秩序”問題，甚至提出可能動用《反叛亂法》。這正是信息結構崩塌的情境，運動被歸并進一個“壞類型”，而“法律與秩序”成為主導敘事。

把馬丁·路德·金看作一位博弈論學者，聽起來很牽強嗎？想想阿拉巴馬州達拉斯縣的城市塞爾瑪。

金選擇去游行，并不是因為塞爾瑪有什么獨特之處，而是因為它足夠可預測。他清楚自己面對的類型構成。既有足夠多愿意動用暴力的隔離主義者，也有足夠多站在遠處觀望的溫和派，因此，一次和平嘗試跨越埃德蒙 佩特斯橋的行動，會迫使當局作出選擇。如果當局表現出克制，抗議就會持續下去。如果當局使用暴力，責任歸屬將昭然若揭。無論結果如何，外界收到的信號都會非常清晰。

同樣的邏輯也引導了伯明翰。金選擇那里，并不是因為它是南方最糟糕的城市，而是因為布爾 康納的反應足夠可預期。康納的反應過激，包括放出警犬、動用高壓水槍、實施大規模逮捕，并不令人意外。這正是要達到的效果。非暴力確保，一旦鎮壓來臨，它呈現的是揭示真相，而不是把真相遮蔽。

看到問題的不止金一人。像印度的圣雄甘地以及后來南非的納爾遜·曼德拉這樣的領袖，也都部署過紀律嚴明的非暴力。他們選擇非暴力，并不是因為暴力不可想象，而是因為鎮壓具有可預測性。每一次的目標都相同，也就是迫使當局顯露其本相，促使溫和派更新信念，并讓改革成為成本最低的回應，即便制度性改變要更久才會到來。在邊緣地帶仍有足夠多公民可以被撬動的地方，這一策略最終奏效。在做不到這一點的地方，最著名的例子就是某廣場事件，它失敗了。

我年輕時把克制誤當成軟弱，把憤怒誤當成誠實。我沒能看見的，也是我們至今仍未能好好教給學生的，是馬丁·路德·金并不是在回避沖突。他是在設計沖突，而且是在能讓進步成為可能的條件之下設計沖突。

在馬丁·路德·金紀念日（Martin Luther King Jr. Day），我們當然應該繼續紀念一位道德領袖。但我們也應當承認，他是一位杰出的社會策略家，在經濟學家尚未創造“信號均衡”（signaling equilibrium）這個術語之前，他就已經理解了其中的邏輯。他有一個夢想，也有一套實現它的最優策略。

小羅蘭·G·費賴爾(Roland G. Fryer Jr.)為《華爾街日報》撰稿，是哈佛大學經濟學教授，Equal Opportunity Ventures 的創始人之一，并任曼哈頓研究所高級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