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爾斯海默vs薩克斯：安全圈與勢力范圍之辯（上）

一個大國的安全需求應該如何與小國的主權相平衡？

我們看到，處在大國邊緣的國家——比如俄羅斯和美國周邊的國家——在歷史上其主權常常被侵犯，從而產生了正當的安全關切。然而我們也看到，這些脆弱國家如果邀請另一個大國來提供保護，就會冒著把自己變成其鄰近大國“生存性威脅”的風險。

所以，從古巴到烏克蘭，我們都可預見地看到這種情況引發非常激烈的反應；在這一次，它正把我們推向與俄羅斯的直接戰爭，甚至可能是核戰爭。

那么，解決辦法是什么、該如何討論這個問題？今天我們請到了兩位我最喜歡的學者——約翰·米爾斯海默教授和杰弗里·薩克斯教授。兩位歡迎。

主持人：人們常常建議，“安全勢力范圍（sphere of security）”這個概念或許是一種解決辦法。所以我想，一個好的開場方式，是請兩位先各自闡述一下對“安全勢力范圍”的基本看法。你先開始吧，杰弗里。

杰弗里·薩克斯：非常感謝！我本來也想用同樣的話——“我最喜歡的兩位學者”。而且我還要更進一步：我認為約翰·米爾斯海默絕對是美國最準確、最有先見之明的外交政策專家。所以當他寫作或發言時，我會聆聽并學習；當他懷疑我說的話時，我就會擔心。因此這將是一場非常有意思的討論。

約翰在很多事情上都是對的——當然包括以色列與加沙，當然包括烏克蘭戰爭；還有一點也把我帶到今天這個問題上：在你的代表作《大國政治的悲劇》中，你在書的開頭、差不多25年前寫道：盡管當時美中關系還算平靜，但這種狀態不會持續。

這個預測也一語中的：隨著中國實力上升——你說得非常準確——中美之間的沖突也會發生。我不知道你是否用了“不可避免”這個詞，但你說這將會發生。作為一個2000年前后的經濟學家，我當時可能會說：為什么會發生？中國崛起是好事，會幫助美國，所以不會有大麻煩。事實證明我會錯，而你預測對了。

但我有一個問題，也正是把我帶到今天討論的原因：你的書名是《大國政治的悲劇》，它預言——遺憾地說——大國之間會發生沖突，而這種沖突可能遠不止貿易戰，甚至可能是熱戰。這促使我在最近幾個月提出一個建議并不斷寫作、思考：用“安全勢力范圍”作為對“影響力勢力范圍（sphere of influence）”概念的有益補充與改進。

我的想法也借鑒了你的思路：世界上存在地區霸權國，但不存在全球霸權國。你說得很重要、也完全正確：不可能有全球霸權國——大國彼此距離太遠，美國無法擊敗中國，中國也無法擊敗美國，任何大國都無法徹底擊敗另一個大國。

我們對“哪些是當下大國”可能定義略有不同，但我認為我所認定的四個大國——美國、俄羅斯、中國和印度——之間也是如此：我們不處在一個會出現全球霸權國的狀態，更不用說這四個中的任何一個真正“打敗”其他三個。

一、核時代的現實：沖突升級風險并非遙遠

杰弗里·薩克斯：那么問題在哪里？悲劇在哪里？在我看來，悲劇在于沖突可能升級為相互毀滅。我認為這是非常嚴重的風險，不是隨口一說，也不是遙不可及。

我的很多思考都基于核時代的現實：如果把核因素拿掉，我的論證可能會弱很多——雖然即便只有常規武器，全面戰爭也會造成大量死亡，同樣可怕。所以不僅僅是核問題，但對我而言，核心就是核問題。

我不希望美俄之間爆發戰爭，也不希望美中之間、中印之間，或任何兩國組合之間發生戰爭——因為戰爭可能升級，升級到核戰爭，升級到全球末日。

我非常認真看待《原子科學家公報》的“末日時鐘”。它是啟發式、圖像化的表達，但當它說我們距離午夜只剩89秒時，我不會把它當成空洞修辭；我認為它反映了當今世界事實上有多危險。你我都知道，核戰爭可能發生在印巴之間，也可能發生在以色列與伊朗之間；許許多多“兩兩組合”都可能引發災難。

去年安妮·雅各布森那本很有力量的書《核戰爭：一種情景》有一點很有意思：她設定的第一槍來自朝鮮，但很快因為錯誤而螺旋升級為美俄之間的全面核戰。核時代的可怕事實是：在生死存亡時，你可能只有幾分鐘來應對——而錯誤就在這種分鐘級時間里發生。

二、核心命題：大國應避免進入彼此“車道”

杰弗里·薩克斯：那該怎么辦？我的基本命題是：大國應當盡量不進入彼此的“車道”，特別努力避免在對方面前“貼臉”。如果具備這種謹慎，并在各種方式下加以保障（甚至可以用條約形式，但至少要通過外交確保），我們就有機會彼此保持距離。

簡單說，我真的認為加拿大、墨西哥、古巴或任何加勒比國家、甚至委內瑞拉，不應該邀請中國或俄羅斯建立軍事基地。如果他們這么做，會很快被提醒：美國有“門羅主義”，已有202年歷史——那是禁區。古巴導彈危機時，我們就為捍衛這一點幾乎走到核戰爭邊緣。

我的基本命題從一個想法開始：對美國來說“足夠合理”的原則，也應該適用于美國自身——如果我們在自己周邊這么想，就應當理解俄羅斯也會在自己周邊這么想，中國也會在自己周邊這么想。

你比任何人都清楚約翰，我們根本不把俄羅斯的關切當回事。你至少自2014年以來已強調這一點11年了，而且我知道遠不止如此。我會從“黃金法則”出發：我可以接受門羅主義——但要加注釋：它應當對所有人都適用。

三、關鍵區分：“安全勢力范圍”≠“影響力勢力范圍”

杰弗里·薩克斯：所以我說“安全勢力范圍”是什么意思？就是：在軍事上遠離彼此的鄰近區域。這很重要，因為另一個常用且常遭貶斥的術語——“影響力勢力范圍”——含義不同。

它大致意思是：你要遠離我們的鄰近區域，因為我支配墨西哥、加拿大、古巴；不僅你要遠離，我還可以挑選那里的政府，甚至干預——因為那是我的影響力范圍。這個我不接受。

我認為應當區分：一是“安全勢力范圍”，即大國彼此尊重、彼此遠離對方地盤（用什么比喻都可以：不進車道、不貼臉、不進后院）；二是“大國在自身周邊如何對待小國”。

在后者上，我認為小國確實需要防范大國的掠奪，但我也認為，在相當程度上（不是完全）可以靠規范而不是靠“把另一個大國拉到邊境來”。因為那太挑釁了，會導致我們正在烏克蘭見到的那種災難。

四、歷史借鑒：從羅斯福到“孔夫子和平”

杰弗里·薩克斯：美國其實做過一個實驗，而且相當不錯：我們有過兩位羅斯福總統。第一位西奧多·羅斯福，是真正的帝國主義者，而且引以為傲。他提出“門羅主義羅斯福推論”。如果用口語講——希望你不介意——就是“我們想踢誰的屁股就踢誰的屁股：西半球是我們的”。當然，他也說過“輕聲說話，但手持大棒”。

而富蘭克林·羅斯福說了另一套。順便說，他們是六代堂親，不是兄弟、不是近親或父子；但確實關系密切，泰迪·羅斯福是富蘭克林·羅斯福的榜樣。約33年后富蘭克林當選總統，在1933年3月4日的就職演說中，他提出“睦鄰政策”，并加上具體內容：我們不干預你們內政，不推翻你們，不搞秘密政權更迭行動——這正是你那位杰出學生林賽·奧羅（Lindseay Oor）在她關于秘密政權更迭的書中精彩記錄的：1947到1989年，美國進行了64次秘密政權更迭行動。

羅斯福說我們不會這么做，而且在羅斯福政府期間確實沒這么做。我認為這不是歷史上獨一無二的時期：一個明顯占優勢的大國出于長遠利益而實行自我克制。

還有一個例子也想談：你那部精彩的《大國政治的悲劇》中也提到過的所謂“孔夫子和平”或“中國和平”。大約從明朝開始（1368年）到英國在第一次鴉片戰爭中到來（1839年）這幾百年間，作為地區明確霸權的中國，與越南、朝鮮、日本等較小國家之間幾乎沒有戰爭。這是一種持續數百年的睦鄰政策。

當然，中國希望得到尊重、被承認為第一——所以就像如今想討好唐納德·特朗普一樣，周邊國家會去向皇帝叩頭。但皇帝并不要求他們付出別的：不要求不公平貿易條件，不要求領土，不占領別國，不掠奪資源或奴隸，不要求移民殖民地或任何其他東西。只要叩頭與尊敬“天朝”皇帝，就足以維持幾百年的和平。

五、補充說明：安全勢力范圍不是經濟排他區

杰弗里·薩克斯：總之，我把話交回給你格倫，我希望大國彼此別擋道，并且承認——美國試圖把軍事基地放到烏克蘭或格魯吉亞是不對的；試圖武裝中國的“環邊地帶（rimlands）”是不對的。這樣做危險、沒必要，也并不能真正保護小國；反而會把小國變成大國的附庸，使其更易被各種操縱。現在特朗普來了，還要求各種“進貢”——那是真正的進貢，不只是微笑與贊美，而是要把錢放在桌上。

所以，我希望各大國的“門羅主義”彼此相互尊重，希望“睦鄰政策”彼此相互尊重，以體面與善意相處。

最后一點：“安全勢力范圍”不是經濟排他區，恰恰相反。比如烏克蘭可以與歐洲貿易，甚至如果歐洲對自身定位不那么不同，它可以加入歐盟。我只加一句腳注：歐盟正快速軍事化（或試圖軍事化），我們不知道加入歐盟是不是等同加入軍事機器。

但關鍵是：我不想禁止貿易，不想禁止投資，不想禁止旅游，不想禁止正常關系；我想禁止的是導彈系統、步兵、軍事基地，以及那些“短引信”的威脅點——因為地理上你就貼在對方面前，很容易迅速升級為戰爭。

主持人：約翰。

約翰·米爾斯海默：謝謝你，杰夫。很高興與“地球上我最喜歡的兩位國際關系理論家”同臺。我期待這場交鋒很久了。我非常尊重杰夫，這點必須說清楚。而且我們在很多問題上都一致：以巴問題幾乎完全一致——我不知道有沒有任何分歧。

我們在烏克蘭、俄羅斯問題上也一致。我認為把北約擴展到烏克蘭是災難性錯誤。所以我接下來的評論都請記住這一點。

我也完全同意杰夫：尤其面對中國和俄羅斯，我們要避免大國熱戰。我認為安全競爭不可避免——多數觀眾也明白——等會兒我會說清楚；但我愿意盡一切努力，確保安全競爭不會變成大國之間的熱戰。

另外，在進入細節前我要說：杰夫其實發明了一個概念——“安全勢力范圍”。他曾問我是否有人用過這個術語。我在回復里說，我問了林賽·奧羅（她正在寫一本關于“影響力勢力范圍”的書）是否見過“安全勢力范圍”這種說法，她說沒有，我認為確實如此。所以杰夫創造了這個新概念，這在我的世界里很重要，我也相信在他的世界里同樣重要。但接下來我會花點時間試著“拆臺”這個概念。

六、米爾斯海默的質疑：安全勢力范圍的三大核心問題

約翰·米爾斯海默：先說說我認為杰夫在做什么——我不覺得這有爭議——然后指出我認為他方案的三個主要問題。

在我所處的現實主義世界里，“影響力勢力范圍”是大國支配的地理區域。它們劃出這些范圍，并竭力把其他大國排除在外；同時也竭力管理區域內小國的政治，因為它們害怕某個小國與遠方大國結盟。這就是現實主義對國際政治的看法：影響力范圍的核心就是競爭。

而杰夫引入“安全勢力范圍”概念，希望大國彼此承認對方的勢力范圍——不是“影響力范圍”，而是對方的“鄰近區域”——并且不要進入。也就是說，我們要遠離俄羅斯后院/鄰里/勢力范圍，他們也要遠離我們的。這樣實際上就消除了我們干預小國政治的激勵，因為我們不必擔心那些小國與遠方大國結成軍事同盟。

杰夫的意思是：如果各方承認彼此的“鄰近區域”，形成相互的非干涉承認，那么就朝更和平的世界邁出了一大步。

從更一般層面說：在“影響力范圍”的現實主義世界里，基本是零和世界——一方得益，另一方受損。著名的“安全困境”就體現了這一點：你為了提升自身安全所做的任何事，都會降低他國安全——非常零和。這就是現實主義101。

而杰夫發明“安全勢力范圍”就是想盡可能在特定地區擺脫這種邏輯。他想要的是“安全不可分割性”，至少在這些地區成立。他在書面文字里對“安全不可分割性”的定義是：一個國家不能以犧牲另一個國家的安全為代價來增強自身安全。你要明白，這與安全困境直接沖突：安全困境說你提升安全就會削弱他國安全，而他是要反其道而行。

具體而言，他想擺脫“影響力范圍”，因為影響力范圍意味著大國互相在對方范圍內干預，從而驅動它們干預該地區小國政治；而他想建立的是：雙方約定不干涉對方的勢力范圍/鄰近區域，并讓這些范圍內的小國成為中立國；你不插手它們的政治——按杰夫的說法，不做“泰迪·羅斯福”，而更像“富蘭克林·羅斯福”。

我認為這里有三個問題。

問題一：勢力范圍的地理邊界難以界定

很多情況下很難定義“勢力范圍”到底是什么。杰夫談“各自鄰近區域”。如果說西半球，或說東歐、烏克蘭、波羅的海國家等，還算容易界定。但世界上很多地方非常棘手。

比如今天的東亞：如果要給中國一個“安全勢力范圍”，其地理邊界到底在哪里？包括東南亞嗎？包括東北亞嗎？是整個東亞嗎？你可以這么主張，但該地區許多國家（更別說美國）恐怕不會接受。

承認烏克蘭屬于俄羅斯勢力范圍很容易；承認美國在西半球的勢力范圍也容易。但別低估“邊界難定”的問題。再舉個例子：冷戰時期的西歐與中歐。顯然東歐屬于蘇聯勢力范圍，顯然西半球屬于我們的勢力范圍。但中歐和西歐算誰的勢力范圍？誰的鄰近區域？

很可能對冷戰兩大超級大國而言都“并非天然屬于”任何一方。正因為如此，雙方才對中歐、西歐展開激烈競爭——都想把它變成自己的勢力范圍。若要建立某種“相互不干涉”協議，我不知道今天該如何處理東南亞，也不知道冷戰時期該如何處理中歐與西歐。所以，“勢力范圍是什么”有時非常難界定。

問題二：范圍外的競爭會滲透進安全勢力范圍

如果世界并非被整齊地劃分為一系列清晰可統意的勢力范圍，那么地球上會有大片區域不適用于杰夫的邏輯——那里不是“安全勢力范圍”。問題是：在這些范圍之外發生什么？

杰夫并沒有說在那些區域里現實主義、安全競爭、均勢政治就會消失。那意味著大國在這些范圍之外仍會進行安全競爭。于是你要問：這種安全競爭會不會“滲透”進安全勢力范圍？

我理解杰夫認為可以把這些安全勢力范圍“隔離起來”，從而顯著提升和平。但仔細想想：如果兩個大國在全球其他地方激烈競爭，唯獨在這些安全勢力范圍里不競爭，你不覺得它們最終會尋找機會進入對方范圍以獲取優勢嗎？因為現實主義與零和政治仍在地球大部分地區發揮作用。

杰夫并沒有把現實主義101從桌面上完全拿走，也沒有說“安全不可分割性”適用于所有地方。只要現實主義競爭在某些地區存在，激勵就會存在：去干預對方勢力范圍。那你就回到了“影響力范圍”。

更重要的是：如果一方有動機將來干預對方勢力范圍，那么另一方就有動機先下手為強。雙方都會想消除對方支配其勢力范圍的能力，也會更強烈地想控制其范圍內小國的政治。

換言之：除非你能把現實主義101從桌面上徹底拿掉，否則現實主義競爭會從“范圍外”滲入“范圍內”，把安全勢力范圍變成影響力勢力范圍。

問題三：相互安全保證難以“粘住”

你相信可以提供相互安全保證。我幾次用了這個說法——你文章里也有。你的故事邏輯也需要它：兩個擁有各自勢力范圍的大國相互保證不干涉對方范圍，但我認為這在國際政治中很難做到。

原因是：不確定性彌漫國際政治，而且世界高度動態、變化不斷。如果把1990年代的世界與今天對比，變化巨大。你我都經歷過冷戰；從冷戰到單極再到今天多極——變化驚人。

變化意味著關于意圖的不確定：誰能在年輕時就預測特朗普會當總統？當時看起來不可想象，但現實如此；十年后誰當總統也難說。能力也會變：看1990年的中國與2025年的中國，能力天差地別。很多人曾認為不可能：中國會經濟增長但不會成為如今這樣強大的國家、不會成為美國的純粹競爭對手。

我的意思是：在充滿不確定、持續變化、且沒有更高權威強制執行承諾的世界里（國際政治沒有“上級法院”來懲罰違約），相互安全保證很難“粘住”。因此國家有強烈激勵在可能時獲取優勢，為未來“下雨天”做準備——十年二十年后局勢可能變糟，你想在那時狀態良好。

最佳辦法就是趁機占對方便宜；如果能在對方勢力范圍里占便宜，你就會這么做。結果就是回到影響力范圍：大國不僅爭奪建立勢力范圍（我稱之為影響力范圍），也在競爭中不斷插手對方后院——想想冷戰時期在中歐和西歐的競爭，想想古巴導彈危機，想想冷戰中我們如何試圖在蘇聯后院削弱它。

所以，我認為你的想法在規范意義上非常好：如果世界能按你說的運行，那當然好。我理解你對我所謂“悲劇”的不適，也理解你想超越我所描述的國際政治悲劇性。但我的觀點是：你做不到。歷史記錄沒有顯示我們能成功做到這一點。原因在于：支撐影響力勢力范圍的現實主義邏輯，幾乎總是壓倒支撐“安全勢力范圍”的邏輯。先說到這里，交給你，格倫，也交給你，杰夫。

米爾斯海默教授的質疑切中要害：在一個充滿不確定性的世界里，安全圈能否真正實現？歷史案例能給我們什么啟示？請關注下期：《大國政治的悲劇能否避免？（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