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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座經得住時間考驗的摩天大樓該是怎樣的?廣州國際文化中心(GICC)的設計師普利多認為,人們需要共享的空間,進行面對面的交流,成為城市文化共同體的一部分。建筑應該為這種相遇提供條件。
?作者 | 曉洋
?編輯 | 朱人奉
許多人一天精力最充沛的時光,幾乎都壓縮在寫字樓里。
這些樓很高,電梯很快,玻璃幕墻很閃亮。人們早晚進出,步履匆匆,卻鮮少會停下來想想:這些大樓,要是放到別的城市,還能一眼把它認出來嗎?
建筑師弗朗西斯科·岡薩雷斯·普利多(Francisco González-Pulido)經常要從芝加哥,去世界各地出差。有一次,他從芝加哥到東京,再到馬德里、倫敦、紐約,兩周內快速到訪了多座城市。
這些城市的老城里保留了獨具當地特色的建筑,但商務區里的高樓卻驚人地相似。“在這些商務區里,你已經很難分辨自己身處何地。這些建筑本身,與所在地的文化沒有任何關聯。它可以出現在新德里,也可以出現在莫斯科。”普利多回憶道。
摩天大樓毫無疑問正重新定義城市天際線,但它們留給大樓使用者、城市居民的體驗與價值又如何?一座經得住時間考驗的摩天大樓,又該是怎么樣的呢?
普利多最新設計的廣州國際文化中心(GICC)位于琶洲,他會如何在這個“人工智能與數字經濟”試驗區設計一棟人文地標?近日,他接受新周刊記者專訪,分享了GICC背后的設計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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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GP Atelier建筑事務所創始人弗朗西斯科·岡薩雷斯·普利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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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天大樓要能接地氣
普利多在美國芝加哥從事建筑設計工作。過去的30多年來,他參與過多個超高層建筑的設計。他在中國參與設計的第一個摩天大樓是廣州利通廣場,樓高超過300米。在深圳、上海、拉斯維加斯、墨西哥等國內外城市都能看到他設計的項目。
對于摩天大樓的設計難度,普利多可說是了然于心。超高層建筑離地一般較遠,設計時稍不留神就會與周圍環境欠缺互動,孤零零佇立著。
“摩天大樓要觸摸天空,也要熱愛大地,擁抱它所在的環境、城市、人與日常生活。”普利多認為真正讓人感受到城市身份的地方,應該是在地面層。
部 分摩天大樓的地面層會給人壓迫感,仿佛像一座堡壘。普利多在設計時,會特別注重地面層的設計,一有機會就把文化認同重新帶回建筑里。比如,他領銜設計的廣州國際文化中心(GIC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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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州國際文化中心頂樓和俯瞰全景效果圖。
GICC坐落于廣州琶洲的江邊,樓高超過320米。為了向人們展露歡迎的態度,普利多在大樓的大堂采用了高透玻璃。人們跨過一個幾乎“看不見”的界面,即可從城市進入一個嶄新的世界。
大堂挑高超過50米,墻面構建出持續抬升的空間感受。人們仿佛要進入到一座充滿生命力的高山,而不是一棟普通的寫字樓。普利多把山形大堂的線條,設計成極致簡約。他說這“簡約”大人匆匆一瞥能清晰記住,甚至一個孩子也能描繪下來。
這簡約的山形大堂,同時承載著豐富的內涵。委托他設計GICC的南方出版傳媒股份有限公司,是主要從事促進知識傳播的出版行業。中國文化語境常把求知比作一趟書山攀登跋涉的旅途。普利多吸收了這一本土意象,通過設計語言將抽象的求知過程,轉化為身體可感知的空間:從地面出發,經歷層層上升,最終抵達豁然開朗的新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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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州國際文化中心的北面入口。
如果說山形大堂呈現的是一段持續向上的過程,那么退臺式空中花園則為這段過程提供了歇息的可能。在普利多看來,摩天大樓不該像一個玻璃魚缸,將里面的使用者封閉在室內。
當第一次來到廣州,普利多發現這座城市與家鄉竟有幾分相似,仿似“從花園里生長出來”,流淌的江河近在咫尺。城市很大,自然很近。這喚起了他成長中的獨特體驗。
他出生于墨西哥城,那是一座擁有約 2500萬人口的超級城市。而他部分的童年時光和許多個夏天則是在牧場里度過的。沐浴著陽光,迎著風奔跑,這種源于自然的美好深深烙印在他的腦海里。 這種 “雙重經驗”深刻塑造了 他 的建筑觀:一方面是大都市所帶來的能量;另一方面是牧場生活中對基本資源與 “必需之物”的專注。
從繪畫GICC的草圖那一刻起,普利多就希望這棟現代化大樓融入自然的美好感受。于是,他在不同高度引入可進入的戶外花園。對一些人來說,這些花園是工作間隙短暫抽離的地方;對另一些人而言,則更像一位安靜的陪伴者,適合獨處與思考。但對所有使用者而言,它們都在悄然激活思維,讓想法重新生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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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計時考慮把自然引入建筑內。
大樓的使用者抬腿就能感受到四季的變化,與人自由交談。普利多相信:“最有創意的想法,往往在偶然的相遇、自然的對話里產生,而非那些緊張的會議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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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天大樓不光有顏值
普利多從事建筑設計已有30多年。在行業的第一線,他見證了摩天大樓的變化。他說:“今天,城市不再定義摩天大樓,反而是摩天大樓在定義城市。”20世紀90年代,他剛入行,摩天大樓不斷從全球涌現,重新定義城市的天際線。比如,中銀大廈在香港剛落成不久,就成為香港最具識別度的標志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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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州城市天際線。(圖/圖蟲創意)
橫跨20世紀,美國人對建筑的“豪華”始終充滿執念。在美國的初代摩天大樓里,大量使用大理石、木地板和金屬裝飾等價格昂貴的建材。一棟高樓幾乎被當作一件炫耀擁有者財力的“物品”。
在這樣的邏輯下,空間的功能性卻被大大忽視。普利多形容,早期的摩天大樓更像是“把工廠擱進了一棟大樓”。那時候社會幾乎不談氣候與能耗。自然的存在,往往只是象征性的一盆綠植。
這股不管能耗、不管預算的奢華風,直到千禧年才逐漸扭轉。人們的審美從繁復走向簡約,客戶對建筑能耗、材料使用與長期運營成本的要求也變得越來越明確。普利多感到自己素來堅持的自然可持續理念,終于得到更多客戶與同行的共鳴。
一個能把可持續落到實處的設計方案,需要回應場地的氣候、環境等特點。廣州氣候炎熱潮濕,常年日照強烈。如果完全依賴空調系統來做溫度調節,建筑將長期處于高能耗狀態。GICC卻同時獲得LEED金級預認證和國家住建部頒布的三星級綠色建筑標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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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西立面設計了遮陽構件。
在GICC的東西兩個立面,普利多專門設計了一套遮陽系統,用以削弱直射陽光對室內環境的影響。這些遮陽構件的長度、材料選擇以及角度設置,都沒有現成的解決方案。我們經過反復的推敲和測試,才把這些要素逐漸確定下來。
這是一個不斷發現問題、修正解決方案的演化過程。普利多引用哥倫比亞作家加西亞·馬爾克斯的一句話表示:“一所房子里的各樣物件,需要花上一段時間,才能各就其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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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天大樓繼續進化中
如果要追溯普利多對建筑最核心的理解,芝加哥幾乎是無法繞開的起點。
他最初來到這座城市,只是希望能夠加入當時知名的建筑事務所,與景仰的赫爾穆特·楊共事。當他真的在芝加哥住下來,這里重新塑造了他對建筑乃至城市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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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cnano
芝加哥仿佛就是一本連續的摩天大樓歷史名錄。約翰·漢考克中心和韋萊集團大廈是普利多最喜歡的兩座摩天大樓。密斯·凡·德羅設計的高層住宅和貝特朗·戈德堡設計的馬利納城,這些歷史高樓共同定義著這座城市的天際線。
然而,真正讓普利多著迷的,則是芝加哥高樓建筑與技術創新之間的美好關系。“這也是芝加哥摩天大樓與紐約摩天大樓最大的不同。”這座城市最早使用鋼結構體系,孕育出世界上第一座摩天大樓。工業化的建造邏輯也從這里啟航,融入新古典的建筑語言里,技術理性之美被大大彰顯。
這樣的建筑氣場促使普利多崇尚“功能之美”,利用技術創新來平衡建筑性能與使用體驗。而墨西哥城的“惡魔之尾”棒球場正是他近年的得意之作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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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ablos rojos stadium
在交通領域,這座城市同樣走在前面。芝加哥奧黑爾國際機場是二戰后規劃的現代化機場,其大廳設計、高速公路直接接入、噴氣橋等設計方案奠定了現代航空樞紐的基礎。無論是早年在Jahn建筑事務所,還是在自己創辦的FGP建筑事務所(FGP Atelier),他參與設計了墨西哥城機場、JR東京站等大型交通樞紐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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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AF
在普利多的職業生涯早期,芝加哥與紐約保持活躍的競爭,整座城市就像一座持續運轉的實驗場,高層建筑被反復推向技術邊界,城市空間的體驗也不斷被刷新。只可惜,這種狀態并未一直延續。
近十多年里,普利多感到芝加哥沒有出現太多令人興奮的建筑。盡管芝加哥在城市體驗上至今仍然優于紐約,但最近十年卻沒有出現太多令人興奮的建筑。“這座城市仿佛卡在過去某個時間點,創新逐漸減少了。如果把GICC放過去,它毫無疑問能躋身這座城市前三優秀的建筑之一。”
對普利多來說,他從芝加哥學習、提煉并理解了“功能之美”,將之帶到世界各地不同的城市中去實踐。“我對摩天大樓的興趣,更多在于把它們視作一種‘生命系統’,而不僅僅是一個‘物件’。”為一處地面層的線條、為一個遮陽板的角度、為一處自然空間的接入,反復打磨,直至近乎完美。這樣子,建筑方可在功能之中確立自身,在時間中創造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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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利多認為GICC不只是一個摩天大樓,更是一個“生命系統”。
Q&A
一棟經得起時間考驗的建筑
新周刊:你在很多國家做過建筑設計項目。在中國做設計,有哪些讓你感覺不一樣的地方?中國城市給你最大的沖擊是什么?
普利多:我第一次去中國,大概是20年前。最讓我震撼的,是“變化”本身。在城市里能感受到一種非常強烈的能量:到處都有新鮮事在發生。“非常遙遠的過去”和“正在到來的未來”,能同時存在于中國的一個城市角落里。剛才站在一座歷史悠久的寺廟旁邊,轉身就看到極其當代的城市景觀。這種并置,在尺度和強度上,都非常獨特。
在歐洲,新建筑與老建筑之間也有對話,但那種關系更克制、尺度更小。而在中國,這種并置是大規模的、快速的,是一種整體性的轉型。這種量級的變化,我在世界其他地方幾乎沒有見過。
在中國做建筑設計,對我來說始終既興奮又挑戰。我對摩天大樓的興趣,更多在于把它們視為一種“生命系統”,而不僅僅是一個物體。建筑要在轉型中的城市里,找到扎根下來的存在方式。這里的挑戰是迫使我不斷追問:什么樣的建筑能經得起時間的考驗?并非短暫的時尚潮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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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利多設計的廣州利通廣場(左一,白色)。
新周刊:在中國,建筑往往被賦予很強的象征意義。這種期待會對你形成額外的壓力嗎?
普利多:確實會,這種壓力從一開始就存在。作為一名外國建筑師,我始終提醒自己要是沒有在一種文化中成長生活,就不可能真正、完全理解它,也不應假裝對它的象征體系了然于心。
建筑很容易變成一個被快速消費的“物件”,而符號一旦脫離日常經驗,就會變得短暫,甚至脆弱。在中國做設計,我的最大挑戰是如何避免落入表面的符號化。設計過程中,我更在意的是建筑能否真正回應了人和城市的使用需求,而非視覺上的“寓意”。建筑往往還要代表一個組織機構的長期價值。這種機構的“代表性”,比抽象的文化符號更具體,也更難。
如果存在 “ 象征 意義 ” , 那么它 應該來自空間本身 、 來自使用體 、 來自建筑與 城市之間的互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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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周刊:在廣州國際文化中心(GICC)的設計過程中,建筑頂部的形態經歷過幾次重要調整。這部分如何從最初的方案一步步演變到現在的模樣?
普利多:最初,我們為大樓頂部設計的是一種退臺式的輪廓,并沒有現在這個覆蓋其上的“外殼”,也沒有遮陽構件。這時候,客戶提出了一個問題:“這樣做,真的是最合適的嗎?”
我并沒有因為這個問題而感到沮喪,反而覺得它很有意思。因為從城市天際線的角度來看,建筑的頂部幾乎是整棟樓最重要的部分。這正是人們從遠處首先看到的地方。
我一直堅信,要愛上問題,而不是固守某一個解決方案。頂部的設計逐漸演變成現在的樣子。事實證明,它變得更好了。當你站在建筑頂端時,不再只是暴露在高空中的摩天大樓之巔,而更像是身處一座空中的別墅。這個頂部設計經歷了不斷演化的過程,最終凝聚成如今獨特又優雅的形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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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ICC頂部的設計演變。
新周刊:你希望GICC為大樓的使用者創造怎樣的日常體驗?等到十年后,又可能在廣州扮演什么角色?
普利多:我希望這是一棟經得起時間考驗的建筑。這種“經得起時間”,并不只是指造型的耐看,而是每天仍能為人們創造體驗與意義。
建筑的長期價值,很大程度來自它能否保持開放、歡迎、連接的狀態。很多摩天大樓在地面層給人的感覺是壓迫、封閉,像一座堡壘,但我希望在GICC是相反的。即便這是一棟300多米高的建筑,但它在地面仍然擁有親近人的尺度。
我也希望 這一棟樓能連接更多人,使大家仍然看到“一起工作”的精神。經歷新冠疫情后,世界各地對辦公空間的態度發生了很大變化。但我依然相信,人們需要共享的空間進行面對面的交流,成為某個群體的一部分。建筑應該為這種相遇提供條件,而不是把人隔離在一個個封閉的盒子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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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利多給GICC設計綠色空間。
新周刊:在數字化轉型和遠程協作普及的趨勢下,你認為今天的辦公空間應該扮演怎樣的角色?
普利多:今天的辦公空間早已不是把人放在電腦前的地方。隨著技術的發展,我們幾乎可以在世界任何角落工作。真正需要被設計的,是如何增加人與人之間的互動。
我覺得“辦公空間”這個詞本身甚至有些過時。如果要重新定義,我更愿意把它稱為“創造性空間”。這些空間可以提供多元的環境,鼓勵偶然的相遇、非正式的交流等。
我事務所的成員來自中國、印度、墨西哥、美國等不同國家。這樣的多元文化需要空間去承載。人們可能在休息區工作,在樓梯間交談。很多重要的創意,往往是在自然的聊天里萌發的,而非被安排好的會議中出現。
年輕一代也推動著 辦公空間 的變革 。 我看到年輕同事 會把花帶到工位上,有的甚至帶狗來上班。這些 做法放在 20多年前 幾乎不可想象, 現在 卻 成為新的日常。
對我來說,未來的辦公空間應該是為人創造連接、激發創造力,并讓人愿意走到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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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loft
新周刊:你多次提到“輕建造(building light)”。在你看來,“輕”意味著什么?對使用者、對城市,以及對建筑本身而言。
普利多:我的理想,是建造一座極其輕盈的建筑。如果有一天,我能完成一座幾乎“沒有重量”的建筑,我會覺得自己真正做成了一件重要的事。
“輕”首先是一種倫理選擇,不光是形式追求。我們生活在一個過度浪費的世界里,制造了太多最終只會流向海洋和垃圾場的東西。我一直在思考,能否在不破壞周圍環境的前提下,為工作、學習和創造提供空間。這是我理解中“輕”的最高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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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rmony bridge
在實踐中,我們正在嘗試使用 ETFE 等高性能膜材料。相比傳統的玻璃和鋁材,這些材料幾乎沒有重量,在施工、結構和能耗等多個層面帶來積極影響。同時,“輕”還意味著建筑是可再生的。
我并不認同建筑必須永恒存在的觀念。我更感興趣的是,建筑如何在完成一個階段的使命后,能轉化為新的空間。我曾在墨西哥瓦哈卡設計過一座培育蘭花的溫室。它可以被完全拆解、重新打包,并在另一處地點重新搭建。澆灌時,整座建筑像一團云霧。這種近乎無形的狀態,像云、像霧一樣的存在方式,正是我在建筑中不斷追尋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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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chid + educational pavilion
新周刊:技術的發展給摩天大樓帶來了什么新的可能性?
普利多:我一直對“垂直城市”這個概念非常著迷。只是我們至今還沒有真正實現它。很多大樓給人一種區隔感。與地面、城市、人群隔開,只有自己和同事一起,被升到半空中工作。
我理想中的摩天大樓,應該是一種真正多功能、開放的系統。不是簡單地把辦公、酒店、商業堆疊在一起,而是像一座城市那樣擁有豐富的空間,里面可以有學校、圖書館、美術館和消防局等。
技術正在讓這種想象變得越發可能。比如,無人機、磁懸浮等技術的發展,都可能會改變人們進入和使用高層建筑的方式。我曾設計過機場,很期待有一天能設計與低空飛行器相關的站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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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 Hoja圖書館。
新周刊:在你從事建筑設計的三十多年里,人們對摩天大樓的期待發生了哪些變化?
普利多:我看到現在大致存在兩種變化的方向。一個方向仍然是非常形式主義的路徑,強調建筑的輪廓造型是否足夠醒目、有區分度、容易被記住等。這種情況依然非常普遍。城市在競爭,開發商在競爭,建筑也在競爭,看誰能成為天際線里最具標志性的“物體”。
另一個方向是對建筑功能的重視。目前能源變得昂貴,建造成本也在上升,這迫使我們必須學會“用更少,做更多”。摩天大樓的“簡約”與“性能”,正在變得越來越重要。
如今,人們對建筑的期待已遠遠不止于建筑高度、視覺表達或識別度等維度。我們希望建筑能有更好的表現,使用更少的能源,為人提供更佳的體驗。一些建筑造型的“有趣”,也許只在當下成立,十年后就過時了。
“更好”要比“更有趣”困難得多。因為真正的“更好”,需要時間來驗證。當你看紐約的天際線時,最快記住的依然是帝國大廈和克萊斯勒大廈。與其追求一時的“有趣”,不如努力去做一棟真正“更好的建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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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州國際文化中心(GICC)位于琶洲珠江畔。
校對 | 嚴嚴
排版 | 土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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